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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分熟/《最後的自由時光》:精神疾患死刑犯家屬的沉痛呢喃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圖/Giloo紀實影音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圖/Giloo紀實影音

比爾原先支持死刑,但當他邀請從越南戰場回來、流浪街頭的弟弟曼尼回家中同住後,卻意外發現曼尼曾犯下殺人罪行。他陷入天人交戰,是要保密並協助弟弟脫罪?還是要將有精神疾病的曼尼交給執法人員?比爾最後作出了決定,然而後來的事態發展卻令他難以承受......導演以32,000張手繪動畫,重新描繪了比爾在訪談中反覆糾結的心緒,並從中探討死刑、精神疾病與種族歧視這些嚴肅議題。

——《最後的自由時光》(Last Day of Freedom)

1980年,曼尼・巴比特(Manny Babbitt)在侵入住居行搶時,殺害了78歲的莉亞・香德爾(Leah Schendel),經陪審團判處死刑,入獄約20年後,於1999年5月4日以注射毒液方式執行死刑。

這幾行簡短、敘述性的文字,記錄了曼尼犯案到執行死刑這段長達20年的時間。而如同這段冰冷的文字,在執行死刑後,這兩條生命有如被冷凍到地底,漸漸被世人遺忘。直到2015年《最後的自由時光》短片問世,訴說任何失去的生命都不曾被忘記,莉亞不會被遺忘,曼尼也不該被遺忘。

本片以曼尼的兄長比爾・巴比特(Bill Babbitt)訪談的過程為軸心,描繪曼尼從出生到遭執行死刑的日子(美國不是廢除死刑的國家,部分州仍存在死刑)。藉由拍攝真人訪談過程,再以動畫方式展現,除了讓比爾的回憶以畫面、象徵方式呈現外,也透過除去比爾的膚色,以強烈方式傳達對於曼尼案中種族歧視的抗議。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圖/Giloo紀實影音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圖/Giloo紀實影音

從支持死刑,到成為死刑犯家屬

比爾平實卻富含遺憾的口吻,撕去死刑犯「怪獸」標籤,刻畫曼尼的真實人生,從小因車禍導致學習緩慢,輟學、從軍參與越戰、戰後罹患創傷後壓力症候群、妄想型思覺失調症、住過精神病院、離婚、成為遊民,然後犯案。

在審判過程中,因大選將至而求處死刑的檢察官、未盡辯護責任的律師、全白人的陪審團,結構性地導致曼尼遭判處死刑,且遭執行死刑。這類案件在當時實在不算少見,以描繪布萊恩・史蒂文森(Bryan Stevenson)律師真實故事的《不完美的正義》電影中,赫伯特・理查森(Herbert Richardson)也是因參與越戰而患有精神疾病,犯下殺人案件而遭判處並執行死刑。

曼尼案件不會被稱為嚴格定義下的「冤案」,死刑議題上被拿來討論最多的就是司法誤判的危險性,但抽掉誤判的討論後,曼尼案更能反應出精神病患、弱勢社經地位的被告,在整個司法程序中所面臨的困境。

比爾原先是一個支持死刑論者,但從局外人角色變成死刑犯的家屬,甚至是因自己的舉發而讓弟弟遭查獲。透過講述者角色的切換,引發觀看者去內化省思種族歧視、精神疾病、司法制度、死刑議題。

比爾在曼尼執行死刑時,看到莉亞的家屬,猜想他們對於死刑的期待,受害者家屬的苦痛,確實讓人動搖,但死刑犯家屬的角度確實是在整個議題面向中,最被忽視的聲音,也最容易被連坐法式汙名化的角色。比爾對於曼尼的種種不捨,並非淡化犯行,反而更是思考司法制度進步的契機。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圖/Giloo紀實影音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圖/Giloo紀實影音

何時是真正的自由時光?

歐陽修《瀧岡阡表》:「求其生而不得,則死者與我皆無恨也。」意思大概是若已經盡力替死刑犯尋求求生機會,但仍然找不到活路,那麼被判死罪的人與我都沒有遺憾。

這段說來簡單,但做起來永遠都是無比艱難的,就像張娟芬老師在《殺戮的艱難》書中所提,「我的論點不是生命的可貴,我的論點是殺戮的艱難,唯其如此,我們才保住好人與壞人之間,那一點點的差別。」

最後的自由時光,究竟何時是曼尼最後的自由,是執行死刑前?犯案前?遭逮捕前?或是參與戰爭前?在罹患精神疾病後,活在地獄的人,又有什麼時候是真正的自由時光?我只希望說完這些故事的比爾,可以真正自由而不帶枷鎖活著。

若本片是一個沉重且深刻的怒吼,那請讓更多人看見,思考後存在的回音,可能就是我們能給受害者們最後的安慰了。

(原文授權轉載自「Giloo紀實影音」,原標題為〈《最後的自由時光》: 來自死刑犯家屬的沉痛呢喃〉。)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圖/Giloo紀實影音
《最後的自由時光》劇照。 圖/Giloo紀實影音

  • 文:三分熟,以為可以活在夢中,卻發現工作是如此真實,把繼續浪漫,當成人生課題的法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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