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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灣登山教育的今與昔:一場提升安全意識的長期抗戰

今年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國人無法出國旅遊而將休閒遊憩需求轉往戶外活動。 圖/作者自攝
今年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國人無法出國旅遊而將休閒遊憩需求轉往戶外活動。 圖/作者自攝

2020年11月的一日畢羊死亡縱走事件,一名29歲的女性登山客香消玉殞,讓媒體和網路論壇上掀起一番熱烈討論,其中不少人的矛頭正是對準了「登山教育」。

確實以事後諸葛的角度視之,不合理之處可謂不可勝數,例如經驗不足、體能不佳、裝備不全等等,但最令人大感疑惑的是:「為何他們上山之前,完全沒意識到會有這樣的危險?」

今年新冠疫情的衝擊下,國人無法出國旅遊而將休閒遊憩需求轉往戶外活動,一時間使得登山健行蔚為風潮,更讓大眾化的影響宛如脫韁野馬,不只衝擊到陳舊不堪的體制,數月之內還引致無數山難,迫使救難人員疲於奔命、怨聲載道。媒體更統計今年光是直升機出勤架次、救援時數都高於往年,而今年截至11月底,山難救援成本就高達5千萬元。有鑑於全球疫情短期內難以降溫,我認為現在是大家一起討論登山教育的好時機。

教育和大眾化的今與昔

人人皆知登山健行在台灣是大眾化的活動,「大眾化」即意味著人人皆可參與。

在過往的年代,登山也是大眾化的活動,但是卻受到社團申請制的嚴格限制。彼時民眾皆透過區域性登山協會體驗山林之美,而這類社團隊伍的共通點就是擁有經驗豐富的領隊和幹部群。大學登山社的情況亦同,一支隊伍的「新老比」,也就是新手與老手的比例,也被視為影響登山安全的重要因素。

隨著高山嚮導證制度於2001年退場,人民攀登高山再也不需要由協會指派嚮導隨行,取而代之的,則是類似旅行社模式的商業登山行程,由業者包攬接駁、住宿和申請等事項,以及自行組隊登山的民眾。這兩者最大不同之處,就是商業隊伍業者起碼有照顧客戶安危的義務,但自組隊伍卻可能是一盤散沙;尤其是成員彼此不識的「共乘團」,更是將登山風險提升到全新境界。

至於教育的差異方面,社團時代的教育屬傳承制,而傳承制的基礎是老手和新手之間亦師亦友、教學相長的關係。在以前並非難事,因為地方登山社團本來就是一個「興趣團體」,成員彼此之間或許還有地緣關係,易於親近。

如今各登山社團邁入高齡化階段,面臨無以為繼的窘境。大學登山社的勢力更是遠遠不如當年,縮減的縮減、廢社的廢社,就連辦個簡單的高山行程都屬難事。事到如今,面對開放自由、人人皆可為登山客的登山環境,我們已不能期待傳承式教育能對社會大眾產生任何正面影響。

人人皆知登山健行在台灣是大眾化的活動,「大眾化」即意味著人人皆可參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人人皆知登山健行在台灣是大眾化的活動,「大眾化」即意味著人人皆可參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當前棘手課題:成人教育

根據消防署108年的統計,台灣山域活動的事故者年齡多集中於40到69歲之間,其中又以50到59歲為甚,推測是因為該年齡層的民眾多屬半退休或退休人士,能分配於休閒活動的時間較多,從而反映到數據之上。

若我們再拿日本令和元年的數據比較,結果也非常類似:事故者年齡層集中在40到79歲之間,最高的則是60到79歲這兩個年齡層——同為高齡化社會,但登山健行活動發展較晚的台灣,未來走向或許也會相同。

換句話說,台灣迫切需要登山教育的主要族群,不是年輕學子,而是中高齡的長者。

這個族群的大致面貌不難想像。他們年輕時可能隨隊爬過山,但日後因為成家立業、照顧兒女而進入停滯期,頂多只能爬爬半日或一日郊山,直到工作上比較不忙碌了,子女也長大了,才有時間重出江湖。但體能大不如前也是事實,他們往往需要耗費比年輕時更多的時間訓練,方能從容享受登山樂趣。

但最困難的一點,莫過於吸收新知上。雖說現在人手一支智慧型手機,網路世代之中資訊唾口可得,登山用的導航App也有多樣化的選擇,對於長者來說卻是一道不小的學習屏障,部分人還會因為用不慣而起抗拒之心。

更有甚者,他們的資訊圈僅限於少許LINE群組而已,再加上原本即有不少似是而非的觀念,例如慢慢走一定會到、只要跟人走就好云云,讓他們無意間成為高風險的登山族群,即使跟著隊伍同行也容易出狀況,更別說是貿然嘗試獨攀或參加共乘團了。

不過話說回來,即使是較為年輕的族群,就沒有這個問題了嗎?看看畢祿山山難的案例,顯然答案為否。

根據消防署108年的統計,台灣山域活動的事故者年齡多集中於40到69歲之間,其中又以50到59歲為甚。 圖/台中市消防局提供
根據消防署108年的統計,台灣山域活動的事故者年齡多集中於40到69歲之間,其中又以50到59歲為甚。 圖/台中市消防局提供

盤點台灣的戶外教育資源

有一種想法是,只要設立登山學校,問題自然可以迎刃而解。

但國外的登山學校跟大家想像的完全不同。以位於法國霞慕尼的國立滑雪登山學校(Ecole Nationale de Ski et d'Alpinisme),同時也是世界第一所登山學校為例,其使命是「發展和提升山域運動水平,研究和分析山岳安全風險,訓練高水平運動員」,自1943年至今培育了無數頂尖的國際嚮導和登山家。

換言之,這是菁英教育設施,並非服務普羅大眾,更何況台灣不似歐美地區,擁有適合從事技術登山(mountaineering)活動的冰雪環境,反而是朝生態、人文、史蹟等方向發展,會更適合台灣。

教育部體育署每年皆會舉辦一日、半日行程的「全國登山月」活動,但各地承辦的登山協會是否有設計課程,還是只單純帶領民眾走步道,實是未知數;針對學生的「大專學生登山安全訓練營 」則只有一年一梯次,且視舉辦地點而異,對住得遠的學子和無經驗者有排斥效應,觸及率有限。

另外,台灣自2000年即有國家公園登山學校運作至今,但整體來說活動量不高,用Google關鍵字搜尋5年內的紀錄只找到零星的登山安全講座,YouTube影片最後更新也停留在2018年,令人不禁懷疑運作情況如何。此外尚有台灣登山教育推展協會自2015年籌辦的面山面海教育,以及一些由社區大學、非營利組織和民間業者舉辦的室內、室外教育課程,整體而言偏小規模,且成效難計。

政府方面,配合行政院「向山致敬」政策,教育部已開始嘗試融合戶外教育於課綱之中,並增預算為3.9億元,但此舉是否真能讓台灣的戶外教育擺脫流於形式的「校外教學」,還有待觀察。

實話實說,個人抱持悲觀態度,因為台灣家長向來過度保護孩子,即便老師不乏熱情和理想,多數家長卻不樂見具固有風險的山域健行。所謂的戶外教育場域,恐怕仍然不脫藝文館所、公共機關、農場跟牧場,雖說確實是在戶外學習,但要論強化登山安全意識實是牽強。如何擴張戶外教育之中的「山野教育」或「山林教育」,讓老師和家長都更願意接受這類選修課,才是今後的首要課題。

台灣不似歐美地區,擁有適合從事技術登山活動的冰雪環境,反而是朝生態、人文、史蹟等方向發展,會更適合台灣。圖為北大武山高砂義勇軍紀念碑。 圖/鳴人堂提供
台灣不似歐美地區,擁有適合從事技術登山活動的冰雪環境,反而是朝生態、人文、史蹟等方向發展,會更適合台灣。圖為北大武山高砂義勇軍紀念碑。 圖/鳴人堂提供

結語

看看美國戶外教育的巨擘:外展教育(Outward Bound, OB)、美國戶外領導學校(National Outdoor Leadership School, NOLS)、荒野教育協會(Wilderness Education Association, WEA)、登山協會(The Mountaineers),提供的課程幾乎都是室內課和室外課的組合,足見登山教育不宜淨是以論壇或講座方式紙上談兵,必須實際於行程中學習。任何的登山教育,都必須理論和實作並重。

依淺見,成人教育部分,既然體育署現行之山域嚮導訓練及檢定制度已確立登山者需要的基礎技能,不妨加以調整統合(比如說刪去嚮導職責的部分),讓訓練內容更適合欲入門的一般民眾,並分為一日健行和多日健行兩個範疇,再開放民間組織登記成為成人登山教育認定機構。相信透過業者的宣傳和良性競爭,可為台灣的商業登山教育市場注入一股活力。

至於向下紮根的學生教育,主要的阻礙還是在於教育體系不重視登山活動,且學校可能連像樣的登山社都沒有,若無願意奉獻時間精力的教師,學子若有心親山,從零開始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考量如今大學登山社普遍沒落,我認為教育部應擴大補助,以學校為單位委外試辦適合新手的登山課程,聚集相同興趣者,一來或許也有機會再度活化衰微的大學登山社,二來也能提振戶外產業發展,讓專業人才在教育上找到能發揮所長的舞台。

最後,政府也應該支持自己的山域嚮導制度,透過公款補助之教育計畫若有出隊,應優先採用擁有證照的嚮導。不然照目前的情況,山域嚮導證並非帶隊登山所必須,對於花錢受訓並通過檢定者不免有些難堪。

學生登山教育若無願意奉獻時間精力的教師,學子若有心親山,從零開始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學生登山教育若無願意奉獻時間精力的教師,學子若有心親山,從零開始是相當不容易的事情。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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