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爭議埋沒的運動員之聲：「杯葛北京冬奧」到「運動民主」的距離

每逢奧運期間，運動員的舉手投足都能成為國際焦點。例如，1936年的柏林奧運會開幕典禮，美國、菲律賓、以及中國代表團進場時，巧妙以右手持草帽於胸前，視線依然對向希特勒，避免混淆奧運及納粹式敬禮。1960年羅馬奧運開幕典禮，當時台灣代表團進場手持標語「抗議中（under protest）」表達對1959年慕尼黑大會禁止以中華民國名義出場的決議。1968年墨西哥奧運湯米・史密斯（Tommie Smith）與約翰・卡洛斯（John Carlos）兩位黑人運動員於頒獎臺時，低頭並握拳高舉向人權致敬，成為現代奧運最有力量的畫面。

近期則有2008年北京奧運，前瑞典摔角選手阿拉・阿布拉哈米安（Ara Abrahamian）抗議準決賽關鍵判決，於頒獎時將其銅牌置於會場離去。2016年里約奧運，衣索比亞馬拉松選手費伊薩・利勒沙（Feyisa Lilesa）於終點線前，雙手高舉交叉手勢抗議國家屠殺族人。以及，2021年東京奧運，美國鉛球選手瑞文・桑德斯（Raven Saunders）於頒獎臺上高舉交叉手勢，聲援全世界受壓迫的群眾。

奧林匹克運動會無疑是人類世下的瑰寶，它集結全球最優秀的運動員，寄望透過運動員的參與傳達共融社會理念，藉運動團結全世界。即便奧運精神立意良善，背後盤根錯節的政治與經濟因素，卻影響著賽事的走向。老話一句，古今中外皆不存在「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的命題，運動與政治從來就是密不可分，談論奧會就必然得面對地緣政治、種族、階級、經濟等社會爭議。只不過，我們常將重點擺在賽會的爭議事件，反而忽略奧運發展中運動員的掙扎，以及他們在奧會系統仍為弱勢的事實。

杯葛或參賽：不斷發生的大型賽事肥皂劇？

距離北京冬奧開幕剩兩個多月，國際奧委會、各國政府、各國家奧委會以及人權團體仍在針對主辦國「人權」侵害事實進行「運動歸運動、政治歸政治」的辯論，以及實際杯葛的形式。面對這種指控，主辦此次冬奧的中國政府也維持既往態度，堅決反對境外勢力「辱華」，維護運動員參賽權利。

似曾相識的場景同樣於十三年前的北京夏季奧運會時上演。當時，擔任聯合國運動促進和平發展特別顧問的前瑞士聯邦總統阿道夫・奧吉（Adolf Ogi）在專訪認為國際奧委會則有其責任協調中國針對侵害西藏人權議題，但與此同時，北京爭取奧會賽事也等同開一扇窗讓世界窺視其內部的政治問題。

有別於現行運動洗白討論部分有侵害人權紀錄，卻能取得大型賽事主辦權的國家，例如：俄羅斯主辦2014索契冬奧、2018年世界盃足球賽，以及2022年卡達足球世界盃等。奧吉將爭議賽事作為關注該國特定議題的窗口，不僅增加該議題的國際能見度，同時，也變相給予適當壓力令主辦國重新面對有違奧會憲章的難題。

可惜的是，受限於《奧會憲章》第40條運動員必須遵守奧會規章所有規範、第50條禁止運動員於賽會期間抗議行為規定以及主辦國政治環境，讓上述看似有效的軟性杯葛淪為純粹的道德呼籲。僅存的杯葛選項，若非拒絕派代表團參加賽事以表全面抵制的決心；就只能遵循既有規範回歸運動與政治分野的荒謬。但無論哪個選項，運動員往往面臨社會高道德標準的期待，成為掙扎在這道德及生涯抉擇路口的脆弱群體。

道德與生涯的抉擇：被埋沒的聲音

歐洲球員暨選手聯合工會秘書長寶琳娜・湯姆奇克（Paulina Tomczyk）指出備賽北京冬奧選手正受不公平的對待，選手們從來只能被動參與賽事，並無權參與賽會主辦權決策過程，他們無意成為侵犯人權國家的政治宣傳工具。美國滑雪好手米凱拉・席弗琳（Mikaela Shiffrin）於今年3月CNN專訪認為任何選手都不想錯過奧運這項全球性的運動賽事，也不應面對道德與生涯的二選一，因為運動不但能點亮社會議題，更能為艱困時期的世界帶來希望。

類似掙扎也發生在距今四十年前的抵制莫斯科奧運會事件，國際奧委會主席湯馬士・巴赫（Thomas Bach）回憶當時作為選手代表，盡力捍衛選手參賽權力，卻只換來一頂共產主義份子帽子，無從將選手們期盼參賽的聲音傳達給政府及社會大眾。更諷刺的是，該次杯葛行動沒有達到任何實質效果，蘇聯最終不但沒因60個國家共同抵制奧會撤兵阿富汗，反倒續待九年才隨著蘇聯解體撤兵。期間，除抵制國也與蘇聯各國關係降至冰點，失去許多民間及運動交流的機會外，也導致蘇聯陣營報復抵制1984年洛杉磯奧運，眾多選手失去登上奧運舞台的夢想。

國際運動正如喬治・歐威爾（George Orwell）所言就是一場不見血的戰爭。運動賽場如衝鋒陷陣的戰場，參賽運動員是政府的一兵一卒，動靜皆得聽從上級指揮，不容輕舉妄動。為避免運動員再次淪為馬前卒，環球競技總裁羅布・柯勒（Rob Koehler）於年初開始便不斷向各國政府、國家奧委會呼籲務必施壓國際奧委廢除《奧林匹克憲章》第40條與第50條，使《聯合國人權宣言》第24條保障運動參與權可完全落實，讓運動員得享有言論自由，並不再因參賽蒙受不必要的指責。

朝向運動民主：組織改革的十字路口？

加拿大運動社會學者彼得・唐納利（Peter Donnelly）與瑞士奧運研究學者讓-盧・查佩萊（Jean-Loup Chappelet）研究關注運動與人權的發展，認為運動系統內部話語權被組織、贊助商等利害關係人壟斷，形成堅固的「自治領域」，唯獨仍限制運動員的言論自由，使運動員長期居於弱勢地位。

若要落實運動民主，令運動組織治理更加透明、平等，就得改善選手於系統中的弱勢地位。同時，也能以運動成為與社會溝通的橋樑。縱然，奧會系統在1980年代創設選手委員會後，也指導各國際單項協會、國家奧委會成立相關組織，擴大選手參與決策的範圍。但主戰場仍在奧會憲章第40條以及第50條，才有辦法起到改善選手權益的火車頭效用。

面對日益高漲的人權運動，例如：黑人的命也是命（Black Lives Matter）、中國迫害新疆維吾爾族以及限縮香港民主自由等議題，運動員也陸續表達對於這類議題的擔憂。今年4月，國際奧委會諮詢運動員委員會（Athletes’ Commission）有關放寬《奧會憲章》第50條的意見，運動委員會蒐集3547位運動員的意見後，建議第50條維持禁止在頒獎台、賽場、相關典禮，以及選手村內進行任何針對政治議題的抗議行為，其他如媒體訪談、隊伍會議、或其他社群網路則開放讓選手自由表達意見，該共識後來也做成決議用於2021東京奧運。

縱使該決議有部分改善選手權益，但該報告仍值得細究。依據運動委員會公布報告的樣本，共計蒐集來自185個國家奧委會的選手，一共涵蓋41項運動項目參賽選手意見。不過，該份報告中僅羅列樣本蒐集數大於60名選手的國家。其中，中國奧委會的樣本數總是489人，佔總調查人數的百分之十四，為美國奧委會的兩倍之多，其問卷結果各項關於賽事表達自我意見之相關題目分數更異常地遠低於報告平均分數。例如，針對意見表達場合適宜性調查，問卷共提及混合區、媒體區、媒體、頒獎台、開幕式、選手村，以及賽場共七種場合，僅有1%至2%的選手表示這些場合適合意見表達，為該份報告最低的國家。不禁令人好奇，該份報告調查是否存在偏誤。

結語：運動民主的未竟之路

任誰都想不到百年前的奧運從19世紀初的殖民、中產、白人、男性中心色彩，竟能搖身一變成為推動社會和平發展的標竿。在近一世紀的奧運發展史，我們往往將目光投向爭議事件，希冀政府或者跨國運動組織的作為，能捍衛人類社會的普世價值，卻忘了一題名為「參賽可能與杯葛代價」的選擇，正是現正無助的運動員面臨的道德難題。我們尚不知即將到來的北京冬奧現場會否出現大規模的人權抗議行動，但運動員的一舉一動定會成為全世界鎂光燈的焦點。

無論運動員的一舉一動能掀起多大的波瀾，他們自始自終都是運動世界中的群體，不是每位運動員都能如前述運動員、或者一級方程式賽車手路易斯・漢米爾頓（Lewis Hamilton）、塞巴斯蒂安・維特爾（Sebastian Vettel）等以行動表達對人權等社會爭議議題的支持，也不是每個運動協會都能像世界女子網球協會（Women's Tennis Association）因擔憂彭帥安危，勒令暫停所有中國的網球賽事，要求中國政府調查彭帥指控張高麗權勢性侵一事。講白了，講出真相辱華並不可怕，可怕的是當運動員提起勇氣講出真相，社會大眾卻仍然視若無睹。

運動民主所嚮往的世界，便是讓他們的聲音能讓更多人聽見，讓他們於運動機構內能為更多弱勢發聲。同時，也讓社會成為這群運動員堅實後盾，一同追求社會的公平與正義。為此，筆者認為奧林匹克運動會所以能感動人心，靠的不單是它的精神意涵，而是藉所有奧林匹克運動會參與者付出一切也要改變世界的勇氣所致。至於迄今我們未及的運動民主世界，仍有待我們繼續思索願意付出什麼「社會代價」去造就那個「民主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