廢除《調度司法警察條例》，警察就自由了嗎？
一直以來，警界常有廢除《調度司法警察條例》（下稱本條例）的倡議，並投書媒體，表達對本條例的質疑、甚至是抱怨。尤其近日內政部長徐國勇公開表態，支持廢除本條例，更讓前述的倡議與投書浪潮來到前所未見的高點。
特別是，這波倡議聲浪中，有林姓與吳姓兩位警大博士生投書動作積極，這兩位警大博士生在部分程度上也代表了警界的心聲，為聚焦討論，以下筆者暫將這兩位林姓與吳姓警大博士生作為警界代表，方便就論點逐一回應。
事實上，法終十分認同為自己的權益加以倡議，但仍須提醒的是，任何倡議行動需建立在正確與事實的基礎上。而這兩位警大博士生的「倡廢」論點中，又有哪些顯而易見的誤解？他們所據以建立的論述是否禁得起檢驗？我們趁此機會一併盤點與釐清。
來自警界的質疑
首先，吳姓警大博士生在〈廢除檢警間之不平等關係〉一文指出，「檢察官利用案件發交或發查權，癱瘓警察機關」，認為「證據蒐集部分，由警察機關主導，檢察官並無法給予實質的指揮命令」。他另表示，「檢警關係之真正問題點應在於檢察官自詡為唯一的偵查主體，但偵查不完備時，卻可將案件退回警察機關」。
再者，林姓警大博士生則於〈警察國家罵的是「濫用警察權者」不是罵警察〉一文指稱，「（本條例）因潛越《刑事訴訟法》，依據《法院組織法》來授權，造成不限於刑事偵查範疇，經常指揮警察介入民事」。他更援引去年引發爭議的花檢林姓檢察官帶警闖幼稚園辦案為例，認為「一通電話就把警察當『王朝馬漢』，帶去『發現真實』偵訊幼稚園幼童」，而這樣的事件「絕非冰山一角」。
昨日（1月17日），吳姓警大博士生再度投書撰〈廢「調度條例」讓警力用在交通與預防犯罪上〉一文，認為「現今檢察機關及法院將自身應該執行的司法文書送達、民事查報事項、嫌疑人具保、限制住居之定時報到或保外就醫、入監執行前監控等與犯罪偵查無關的事項，強加於警察機關，耗費許多警力從事與法定職務無關之事」，指控此舉「嚴重侵害行政機關獨立性」。
綜合兩位警界人士的論點，代為整理出支持廢除本條例的理由為：
- 檢察官以發查核退制度「癱瘓」警察機關；
- 證據蒐集部分，或因檢察官不在第一線之故，無法給予實質指揮命令之建議；
- 檢察官「自詡」為偵查主體，權力過大；
- 檢察署與法院將許多非員警法定職權之事項（例：文書送達、民事案件等），利用《調度司法警察條例》強加於警政機關，嚴重侵害行政機關獨立性；
- 本條例導致濫權，花蓮「惡檢」即為顯例。
到底這兩名警界人士的質疑是否合理？如果上開所述言之鑿鑿的話，是否本條例確有廢除之必要？檢警間的不平等真與本條例有關嗎？
《調度條例》讓檢察官找警察麻煩？
第一，關於「發查核退癱瘓警察機關」一說，事實上發查核退所依據的是《刑事訴訟法》第231-1條，「檢察官對於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移送或報告之案件，認為調查未完備者，得將卷證發回，命其補足，或發交其他司法警察官或司法警察調查。」此與本次倡廢的《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無涉。
此外，「調查未完備」的問題，恐怕不是檢察官的問題，而是司法警察調查品質之故。如果警方移送過來的案件證據不完備、充滿瑕疵，檢察官基於職責所在，難道不應發回令司法警察將「原本該做好的事做好」嗎？有員警質疑這是檢察官「找麻煩」，但在法治國，依法「調查完備」，不正是最基本的法治精神嗎？
更有甚者，在實務經驗上，不少員警連合法送達都做不好，在「斬手行動」中為求績效而以欺騙方式取得拘票，甚至連《刑事訴訟法》第100-1、100-2條要求警察於訊問犯罪嫌疑人時需全程錄音的「基本功」都做不到，甚至屢次落實愛與鐵血的偵查一路大公開，這些問題難道也是檢察官找麻煩？要求員警「調查完備」是要保障被告權益，並落實程序正義，絕非故意苛求警察。
第二，所謂蒐證不是市場買菜，愛買什麼都可以，必須要精準緊扣犯罪構成要件，以及判斷證明度是否足以達到起訴或有罪門檻，這些都是實務上警察最缺乏，而應該由檢察官指揮補足的部分。
說到這裡，也許會有員警不滿，但就常發現的警察蒐證缺失來說，未即時調閱監視錄影畫面，只靠被告自白就移送竊盜，但檢察官就要負責指揮員警調閱監視錄影畫面，以確保被告將來不會翻供或有頂替的情況。這就是檢察官監督指揮警察的重要性。
所以，蒐證不是「有蒐就好」，而是要精準扣緊法律要件 這才是檢察官的功能，若指責檢察官沒有在第一線蒐證、無法給予實質的命令或建議，似有「社會經驗不足」之虞。
廢除《調度條例》，警察就自由了嗎？
第三，檢察官為偵查主體的地位，乃為《刑事訴訟法》第229、230、231條所訂定，明定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應受檢察官之指揮，並確立司法警察官、司法警察，有受檢察官指揮調查刑事案件之義務。並非檢察官「自詡」，而是我國法律所規範之職權。如同警察以《警察職權行使法》依法攔查、執行公權力，並非倚賴愛與鐵血的自詡，而是來自國家的授權。
第四，兩位警界人士認為，今天警方會介入民事案件也是百般無奈，這是接受檢察官指揮命令的結果。然而，本條例第1條所指，「檢察官因辦理偵查執行事件，有指揮司法警察官，命令司法警察之權；推事於辦理刑事案件時亦同。」是故，能適用本條例之情狀，僅限於檢察官「偵查執行案件」、法官「辦理刑事案件」，都是刑事的範疇。若退一萬步來看，縱然在偵查實務上確有警方所言之情事，但那是本條例所導致的亂象，還是個人因素所為？
此外，按《刑事訴訟法》第61條1項「送達文書由司法警察或郵務機構行之」、《民事訴訟法》第138條1項、《強制執行法》第3-1條、第48條、第77-1條、第99條、第109條等各該條文均有另訂警察機關應行之義務，法定職務並不僅限訂於《警察職權行使法》，警大博士生所言「警察不介入民事案件」、「強加非警察職權事項」，顯有誤導之嫌。
身為一隸屬於我國最高行政機關行政院底下的警政機關，最基本的宗旨即是「依法行政」，行政機關應在各該法律的規範底下，警察更沒有不依法行政的餘地。
另外補充一點，就行政上所謂的「獨立機關」，按《中央行政機關組織基準法》第3條，指依據法律獨立行使職權，自主運作，除法律另有規定外，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之合議制機關。
獨立機關的特徵，其一為獨立行使職權，其二為自主運作，不受其他機關指揮監督。而建置獨立機關的目的則是由於該類事物具有高度的專業性，以致於需從行政機關中分離出來（排除機關受到行政一體的干預和責任政治的影響），確保在該管事務上的公正性與專業判斷。如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NCC）、公平交易委員會、中央選舉委員會等，皆屬目前我國獨立機關。前文所指「侵害行政機關獨立性」，可說是法學上的一大發現。
翻譯成白話就是，警政機關想獨立行使職權，不想受到任何的指揮及監督。在現行仍受指揮監督之下都還能看到警政機關濫權執法、斷章取義枉顧民眾權益，更別說連明定於《警察職權行使法》第29條的異議單制度，員警都斷然拒絕適用，在種種確鑿的違法濫權下，警政機關提出「侵害獨立性」一說，是否意味著對昔日警察國家的憧憬？這樣的呼籲仍存於目前警政的高等教育中，不得不慎。
花蓮「惡檢」是《調度司法警察條例》的顯例？
最後，關於花蓮檢察官的行為，法終無意護航或一概否認，無論哪個群體都會有濫權者，然而，必須仔細思考的是，該檢察官偕員警到幼稚園「辦案」，果真是《調度司法警察條例》所造成的後果嗎？
就筆者看來，該名檢察官所作所為完全不合乎《調度司法警察條例》、《刑事訴訟法》等相關規定，顯然於法無據，更是濫權之行為。然而要說這些行為與本條例有關，不如說其中各種人情世故才是員警「不得不」陪同前往的主因。然而就規定而言，該行為與本條例本身顯無直接關係。
兩位博士生於文中一再強調因為《調度司法警察條例》而造成檢察官、法院如何的癱瘓警政，更留言表示，檢察署還需要依賴警政機關的績效制度好產生「穩定案源」。然而，事實上，癱瘓警政的，正是警政高層那些不合理的績效制度，也就是那些績效，成就高官的升官圖，更使基層員警為達績效而創造了許多「養案」、「栽贓嫁禍」、「濫行移送」、「騙取拘票」等手法，嚴重侵害人民權益。
檢察署需要那些「穩定案源」嗎？其實檢察機關除了偵查犯罪外，還有許多業務必須執行，然而卻因為那些員警製造的「穩定案源」，癱瘓了檢察機關的待辦業務，更別說所謂的穩定案源，多能幫檢察署的績效達標了。這樣的質疑顯得多餘與毫無意義，更顯出這樣的觀點有多不接地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