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績效≠治安好：媒體報導「三級防疫治安空轉」背後的秘密

日前有媒體以「全台警辦案績效『暴跌剩1成』 揭背後原因」為標題報導某些不具名但自稱「基層員警」的片面說法，抱怨因為三級警戒防疫措施導致警方績效不佳，使得高檢署於7月16日特地發新聞稿澄清，指出「各地檢署新收案件質量並未降低」、「各地檢署對於司法警察機關聲請搜索票、拘票之案件，均依法審核，並未『以防疫當藉口不辦案』」，甚至若干地檢署「新收案件數不減反增」。

外行人看熱鬧，內行人看門道，事實上該新聞對於司法與警政具有重要且耐人尋味之處，在於長期以來曖昧不清的「警媒關係」，以及我國警政系統長年流於表面數字而備受詬病的績效競爭。如果真的如同報導宣稱「績效暴跌剩一成」，那麼台灣的治安似乎也應該「只剩下一成」，然而疫情期間台灣有因此出現治安危機嗎？如果沒有，那麼該檢討的到底是疫情期間的績效表現，還是我國警政體系的績效評核標準？

取消盲目的績效競賽，才是警方基層的訴求

我國警界盲目追求數字、越形扭曲的績效至上文化，長期以來為司法圈與警界基層所詬病。雲林地檢施家榮檢察官早在2018年8月便以〈警方績效制度背後的政治常態〉為題投書，公開批判淪為惡性競爭的績效文化背後的關鍵：

執政者需要一些速食性的政績來鞏固選情，因此難以期待執政者做什麼百年規畫，反而是警方短期專案弄出來的績效，乍看之下屬於客觀數據，又能滿足民眾對於犯罪的厭惡，因此警方的績效會是執政者拚選舉的利器。

「速食性的政績」正是透過警政機關每隔幾個月就不斷反覆上演的各類「專案績效」來達成。有別於一般常態性的績效評比，專案績效是在特定期間來自全國或各地警察機關的內部評比，伴隨而來的間接效果是各單位表現良好者有功獎、分數比較差的人可能會有「不准休假」、「到門口站崗」、「被長官『盯』」等慘痛下場，而這些「實質上的處罰」，不一定合乎公務人員法規的規定，但問題就在於，實務上就是如上述所運作，而且警方做得理所當然，少有人敢反抗、質疑合法性。¹

在這種「棍子與胡蘿蔔」齊下又一味講求「上命下從」的體系文化下，最後成為各單位間的惡性競爭，只看帳面上漂亮的數字，不講求辦案品質與合法性，甚至使得某些投機取巧的員警以違法盤查、違法搜索或違法拘捕的方式來滿足績效，又或是像「騙票案」以假通知書以騙取拘票。²

在本土疫情升溫之後，基於防疫的考量，當然不可能再任由警方繼續衝績效，因為這種勤務不但會拖垮警力、影響防疫動能，而且還可能造成不必要的群聚感染。因此在5月中旬，台灣公務革新力量聯盟理事長、消防員工作權益促進會理事長、台灣警察工作權益推動協會理事長便共同投書呼籲「取消不必要的例行性績效競賽」、「審慎考量即將到來的專案績效必要性」、「不應再視原本訂定的各項目標數為優先目標」等訴求。

就筆者所知，這些訴求，也是多數在第一線、願意踏實工作、不把升官當成人生第一志業的員警們所期待的——務實把本業做好，而不是追求形式的數字遊戲。

疫情宛如照妖鏡

從5月中開始的三級警戒，法務部和高檢署配合指揮中心防疫政策，指示全台地檢署暫緩不必要之開庭。而這也是在防疫目標下不得不採取的措施，目的是為了減少不必要的群聚和人流移動。事實上，據筆者所知，許多檢察官並沒有因此覺得輕鬆，反而對於「暫緩開庭」感到焦慮。因為案件依舊湧入地檢署，而檢察官的工作本質上傾向責任制，所以還是必須面臨結案壓力，日前還鬧出高檢署一紙公文「何不積極結案」激怒基層檢察官的防疫番外篇。

但暫緩開庭針對的大多是警方已經移送地檢署並分案的案件，如果是檢方指揮警方偵辦的專案，並且依照偵查計畫與個案發展情況有執行必要性或緊急性，據筆者前同僚們的經驗，原則上還是會執行，只是執行時必須遵守防疫指引。另一方面，也有不少基層警職人員、法警與書記官反而抱怨專案執行「增加染疫風險」。因此檢察官面對的難題是：要如何兼顧辦案進度和需要，以及避免同仁染疫風險？

至於新聞報導所指的「績效暴跌」，關鍵應該還是在於疫情期間警方專案績效暫緩。耐人尋味的是，台灣的治安真的有因此跟著警方的績效一起「暴跌」嗎？如果沒有，是不是意味著警方長期以來的專案績效根本無助於治安維護？或是根本與治安無關？

在筆者看來，疫情期間所採取的措施從而影響警方專案績效暫緩，正如一面照妖鏡，照出警方績效評比中的妖魔鬼怪——「作戲空，看戲憨。」不斷惡性循環的績效評比、年復一年「達成率不斷提升」，是警方高層一手主導的戲碼。基層員警在舞台上卯足勁演戲，以各種華而不實、危險又遊走法律邊緣的「辦案技巧」，迷惑台下看不太出來哪裡有問題、只因績效的數字看起來很漂亮而拍手叫好的民眾。

最後，躲在背後的高層升官了、台上的演員出事了，群眾卻茫然不解，還活在英雄主義的虛擬幻境中——但事實上，台灣的治安根本沒有幻境所構築的數字那麼可怕，就算不評比績效，台灣的社會依然可以安全又正常地運作。

「警媒關係」的神操作：到底誰才是「基層」？

透過媒體報導宣稱「基層抱怨績效不好」、「全國警察機關叫苦連天」，但又指不出到底是哪個基層、哪個警察機關抱怨，這種不具名式的「獨家」，或許會讓不明就裡的外行人看得義憤填膺，但其實只要是稍微了解警方文化以及「警媒關係」的內行人，應該都會對這類新聞的「產出來源」與「製程」會心一笑。

警官圈有個很有趣的怪象——全員皆基層——不少警官很擅長訴諸「我也是基層」與「不得已」的悲情牌，每當試圖撇清責任或玩弄輿論時，連單位主管都可以搖身一變化身為「基層說」。

這類抱怨防疫措施影響績效、假借治安之名試圖訴諸媒體施壓的新聞到底從何而來，不得而知。但要正確地進行媒體識讀，倒也不難，只要好好思考這個問題即可：三不五時抱怨績效不好、開會檢討績效、催逼基層無中生有製造案件、不在乎染疫風險也想要看到績效數字的，是在第一線辦案的基層，還是善於操弄輿論的「自稱基層」呢？

• 更詳細的說明參見拙作《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第148頁以下。
• 施家榮（2018），〈警方績效制度背後的政治常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