網紅「鳳梨」控「保母虐童」案大逆轉：鄉民獵巫的「私刑正義」

2021年10月，網紅「鳳梨」吳泓逸在臉書「幫好友出氣」控「保母虐童」，指其綽號「彫博」的蔡姓好友找了一名有照保母照顧未滿一歲的女嬰，然而女嬰因腦部受到撞擊而死亡，遂公開控訴該保母「虐嬰」。「鳳梨」聽說保母解釋是「自己跌倒的」，便在網路上利用自身「網紅」的聲量，「公審」該名保母，面對媒體連飆好幾句三字經，質問：「你相信嗎？」

「鳳梨」在欠缺正當法律程序與任何科學證據的情況下，在媒體前慷慨激昂的一番表演，引發欠缺識讀能力的粉絲們熱血沸騰，群情激奮跑到保母住處丟雞蛋、撒冥紙，陸續在保母住宅鬧事，此等違反《社會秩序維護法》之脫序行為，不但無助於發現真實，還為當時忙著調查嬰兒相驗案的檢警添亂，派警力前往現場口頭制止不成，還不得不對空鳴槍示警，耗費大量警察資源。

更離譜的是，「彫博」率另名網紅「正義哥」徐奕等人聚眾到保母家門口尋求「私刑正義」。「彫博」當場下手接續掌摑保母三次，導致保母左臉鈍挫傷，之後還出言恐嚇：「我可以用盡我所有的人力然後把妳搞到妳家消失看看」、「妳很有種呢，妳真他媽很有種呢，全高雄沒有幾個敢惹我，妳敢惹我」、「妳沒遇過流氓嗎，妳有遇過嗎，流氓比警察還要好用」，更在離去前，大庭廣眾之下以「有辦法顧到這樣子，幹妳老機巴妳呀」等不堪入耳之言詞出言侮辱¹。

在這種彷彿倒退回中世紀的獵巫氛圍下，保母和其丈夫背負著「虐童」的污名，不得不在女嬰靈堂前「下跪」，還遭女嬰家屬質疑「假哭」。其等以跪姿趴伏在地的下跪畫面並經媒體廣為流傳，堪稱21世紀法治國家最不可思議的情境。然而，到此時「鄉民」還沒發現此等場景的荒謬之處，仍然敲著鍵盤集體「網暴」，連司法也無端遭到攻擊，質疑未羈押保母「台灣司法已死」。

直到橋頭地檢署依照「法定程序」、「科學辦案」，調查並比對法醫和毒物鑑定等科學證據，以及案發前居家訪視結果等現場證據後，於近日偵結本案，案情出現「大逆轉」。

檢方從毒物鑑定報告中，發現女嬰的髮根、血液、胃內容物竟均驗出K他命反應，而解剖發現女嬰有間質性肺炎及局部肺泡膨脹不全，依照法醫研究所的鑑定，女嬰可能是從空氣吸入含K他命煙霧，造成器官損害，影響呼吸功能，也可能因K他命鎮靜、錯覺、肌肉震顫的副作用等因素，導致跌倒摔傷頭部。

然而，保母及其丈夫均未驗出K他命反應，因此檢方認為女嬰不可能在保母家中吸入K他命。調查案發前保母住家的居家安全訪查等紀錄，發現居家安全空間均符合相關規定，且有鋪設軟墊，已提供必要防護措施，因此排除外傳該保母及其丈夫「虐嬰」等嫌疑，而為不起訴處分。

檢方進一步調查女嬰生父「彫博」，發現其在女兒死亡後曾經理光頭髮，並查出其與毒販聯繫的通聯記錄，於去（2022）年1月採檢其最長頭髮，也驗出K他命反應，回推女嬰死亡時間，懷疑可能是在其生父家中吸入K他命。而女嬰生父涉及過失致死、使未成年施用毒品罪部分，由檢方另案偵辦中²。

自此，媒體風向轉變——「偵查終結全案大翻車 原來問題在爸身上」、「鳳梨翻車！女嬰猝死竟和友人有關 網炸裂：『呼保母巴掌』不用道歉嗎？」。也終於有媒體傾聽該保母方的說法，衡平報導近二年來，在網紅的「私刑正義」以外被忽視的另一方聲音：

對方到她家打她，像是要她屈打成招，接著找了「鳳梨」、「勾惡」（按：均為網紅），不僅上網公審，連檢察官都挨罵，社會局、教育局也把他們當成罪犯，從不聽他們陳述，有陣子她根本不敢出門，孩子太晚沒回家，她也不敢入睡，整個家庭就被這些網友、網紅給毀了。

刑事法定程序與科學鑑定告訴我們的事情

這起案件的偵查起點，是從女嬰的「相驗案」³開始。當時，女嬰家屬透過「網紅」而掌握了網路音量、掀起輿論關注，「鄉民」們在網路上出征，在這種輿論影響帶來的政治壓力之下，高雄市社會局當時還對此案發出聲明，認為此案「涉虐嬰行為重大，以高市府的名義，向地檢署提起獨立告訴」。

然而，《刑事訴訟法》第2條明文規定檢察官「於被告有利及不利之情形，一律注意」的客觀義務，《檢察官倫理規範》第2、3條更指出檢察官作為「法律守門員」（Gesetzeswächter）⁴的使命，「本於良知，公正、客觀、超然、獨立、勤慎執行職務」，「以保障人權、維護社會秩序、實現公平正義、增進公共利益、健全司法制度發展為使命」。因此，檢察官依法必須具備不受政治與外在壓力干預的獨立性與客觀性，而非人云亦云、隨著家屬、網紅、鄉民或政治力起舞的「追訴狂」。

在相驗案件中，「死者家屬」雖然經常居於告訴人的地位，然而，隨著偵查假設與證據的發展，有時也可能是潛在的「被告」。因此，如何拿捏與死者家屬之間的溝通與距離，一直都是偵查實務工作者的考驗，因為在我國民情中，向來有「死者為大」、「尊重家屬」等文化，稍有不如意，便可能找民代關說司法，或是訴諸民粹砲轟司法⁵。

以本案為例，案發初期的新聞與輿論，在「網紅」的興風作浪下，「網路風向」一面倒的譴責、獵巫保母，但是檢察官卻不能像「鄉民」一樣將偵查假設⁶集中在對保母不利的路線，也必須調查或排除「其他可能性」。而回顧當時的新聞，可以發現當時有一條輿論路線是「痛批司法不公」的老路，也可以微妙的發現，該條路線似乎是一造當事人夾帶著網紅聲量下的媒體操作。

例如2021年10月19日報載「彫博」對檢方的不滿：「檢察官的態度也相當糟糕，不斷質問他和女兒死因無關的問題，問他平常有沒有在顧小孩、平常刺青都是什麼人」、「根本把我當犯人質問」，有意無意地帶起「保母沒有被收押，還是一樣逍遙法外、」「台灣司法已死，惡人當道，能受到保護的從來不是受害者」的風向。

然而，依照科學辦案的鑑定結果，例如法醫相驗與解剖、毒物鑑定發現女嬰「髮根、血液、胃內容物驗出K他命反應」、「間質性肺炎及局部肺泡膨脹不全」，以及保母及其配偶均「K他命陰性」，具有法律與偵查專業，並有法醫、毒物鑑定等專業科學團隊輔助的檢察官自應認識到，這起案件恐怕並非如輿論「虐嬰」風向所謂的「家屬等於受害者」、「保母等於惡人」如此單純的二分法。

對於網路上搖旗吶喊「司法不公」的輿論操作，檢方在偵查初期證據尚不明朗、偵查中尚必須更進一步證據調查與保全之「精緻偵查」必要、以及偵查終結前必須遵守「偵查不公開原則」等要求下，也只能被動地挨打，回應「檢察官庭訊時是針對被害人的傷勢及案件後續的程序為家屬說明」、「等待法醫研究所報告」。

從本案我們可以發現，「偵查」是一門結合法律學、偵查學與鑑識科學等科學的跨領域專業，勾稽偵查假設與相關證據，抽絲剝繭的確認事實或排除懷疑，而非如同「鄉民」看著電視影集般的「鍵盤推理」。而隨著案情的複雜化（例如本案的「峰迴路轉」甚至「大逆轉」），逐步建立或排除偵查假設、調查證據反覆驗證的「精緻偵查」是需要時間和成本的。

此外，在我國「網紅誤國」、「民粹至上」的鄉民網暴國情下，有時連所謂「專家」和政治人物都成為反法治與反科學的倡議者⁷，那麼，司法要依照法律、當代科學標準，冒著被千夫所指為「恐龍」的「鄉民出征討伐」困境，做出正確卻反於鄉民意志的決定，更是艱鉅。

網紅號召「討公道」的鄉民、私刑正義，是正義嗎？

這起烏龍指控「保母虐嬰」案件，充分詮釋也凸顯了我國當前「網紅文化」下民粹當道的鄉民正義所引發的法治國危機。在法治國家，正當的刑事司法，不論「好人」、「壞人」，都應該經過正當法律程序來實現實體正義，而不能經由人民恣意獵巫、全網公審、私刑處置。然而，此類「鄉民、私刑正義」的前車之鑑，我早於2019年〈直播、號召、討公道：鄉民正義所引發的法治國危機〉文中舉出數起包圍被告或被告親友住宅、社區，甚至包圍警察機關、地檢署與殯儀館的離譜場景。

而「鄉民」動輒就亂敲鍵盤到處出征的情況，也讓我國社會彷彿倒退回中世紀野蠻的獵巫審判時代。人們在偵查初期、偵查機關尚在調查證據與事實的時候，卻欠缺基本法治觀念、識讀能力，在網路上以「鍵盤警察」、「鍵盤檢察官」、「鍵盤國民法官」等「鍵盤專家」之姿，展開各種腦補的刑偵劇劇本編寫，再依據沒有證據的幻想劇本進行全民網路公審、集體霸凌。

此等「自命正義」的集體心理，卻恰恰成為了最「不正義」的幫兇，例如報載保母及其家人二年來處境：「丈夫在高雄市擔任教師，也因為此案受波及，因為身分遭肉搜，網友灌爆學校網站、電話，被指控是殺人犯，最後還因此被迫調離原本任職的學校」、「因此案被社會局廢除保母執照失去保母一職的她，現在從事簡單的清潔工作賺取微薄收入」、「一家人被霸凌、折磨好久，我曾寫好遺書，能撐到真相到來，真的是奇蹟」。

我們的物質文明已經進入21世紀，但是整個社會卻經常上演不講法律程序的獵巫場景，不但諷刺，也在在警告人們的人文精神毫無進步，法治觀念、識讀能力，仍然停留在野蠻的中世紀。

網紅相繼「翻車」之後，社會該省思的事

近來數起網紅相繼「翻車」的新聞，人民應該記取教訓，並思考：到底什麼是正義？我們真正該維護、抗拒的，究竟是什麼？

一群烏合之眾在人云亦云後，完全不管證據、無視被告抗辯、不釐清客觀事實，直接跳過正當法律程序進行公審，甚至對被告與被告家屬丟石頭，這叫做正義嗎？動輒起鬨施壓偵查機關，要求執法人員不必遵守程序正義，逕行抓人、羈押，這也叫做正義嗎？僅憑臆測鎖定「惡人」，進行「人民公審」，丟雞蛋、撒冥紙，叫做正義嗎？

人們更應該思考，重點不在於被懷疑的人有「多可疑」，而在於法治國家發動處罰的前提在於正當法律程序。「保母」有可能會是社會中的每一個人，也可能「輪到自己」。如果有一天，「網紅」覺得我們「可惡」，以PO文或直播等網路輿論操作的方式高聲疾呼抓人、羈押、全民公審，跳過法定程序的偵查與審判，我們也就這麼莫名其妙的千夫所指，自身及家人甚至鄰居都受到「冥紙」滋擾、靈堂下跪，這樣的世界真的是我們要的嗎？

如果這不是我們期待的法律秩序，那為什麼人們一再重蹈覆轍，盲目追隨「網紅」，動輒喊打喊殺、追求「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自以為是）正義的「大快人心」？⁸

• 此部分事實參見臺灣橋頭地方法院112年度訴字第5號、易字第82號刑事判決。該案下手毆人之「彫博」經法院一審判決以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下手實施罪、恐嚇危害安全罪、公然侮辱罪分別判處有期徒刑六月、拘役40日、罰金一萬元；「正義哥」犯在公共場所聚集三人以上施強暴在場助勢罪判處拘役40日；其他兩名在場助勢之人分別判處拘役30日。
• 關於報載K他命疑似來自生父「彫博」等情，由於「彫博」涉及過失致死、使未成年施用毒品罪部分尚在檢方偵查中，因此本文不討論毒品來源等另案細節，僅探討保母經檢方不起訴處分的案件之相驗法定程序、證據與理由，以及該案經鄉民獵巫、公審等社會現象的反省。
• 關於刑事訴訟法的相驗程序介紹與說明，參見：吳忻穎（2023），〈「五億高中生」案：檢察官「相驗」是法定程序與科學辦案，不是求神問卜〉，鳴人堂。
• 「檢察官不是國家的律師，也不是國家利益的代言人；檢察官代表的是人民與社會存在的權利，並防止權利遭到國家或其他私人的恣意侵害。」「檢察官受到法律的約束，其中最重要的是為人權所拘束。」Bauer (1955), Im Kampf um des Menschen Rechte, in: Die Humanität der Rechtsordnung, 37, 37. 關於「法律守門員」的中文論述．參見林鈺雄（2000），《檢察官論》，台北：學林，第95頁以下；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第41頁以下。
• 包含我在內，許多具有檢察或法醫實務相驗經驗者的心得為，承辦相驗案件最苦惱又難解決的問題，在於必須應付專業以外的「人情世故」、「就是要俗又大碗」的「民情」，部分家屬的情緒與行為，反而阻撓正當法律程序下的真實發現，更平添偵查機關以及法醫等相關鑑定專業工作者的困擾，對此參見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第78-86頁。
• 在相驗案件初期（偵查初期），證據並未蒐集齊備，死亡原因與死亡方式、被告身分、有無犯罪嫌疑等「偵查假設」都是浮動的，隨著證據調查的進展，偵查機關必須對於偵查假設進行排除與確認，司法警察與鑑識人員也可能受檢察官指揮而多次重返現場採證。檢警隨時都有可能排除假設、或是擬出新的推測——但無論有再多的「懷疑」、「推測」．在到達證據足以支撐的「起訴門檻」（《刑事訴訟法》第251條）之前，通通都只是「偵查假設」，而不能任意起訴，更不能僅憑臆測便認定「有罪」。
• 日前被毒品鑑定等科學證據而「案情大逆轉」、被認為「烏龍一場」的幼兒園「餵毒」案，在政治力與自命專家之「網紅」散播錯誤資訊的推波助瀾下，司法也面對類似的抗多數困境，參見吳忻穎（2023），〈幼兒園「餵毒」案？政治惡鬥下，集體歇斯底里中的啟示〉，鳴人堂。
• 對此等情況之描寫與批評，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第26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