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壢分局「大外割」事件一審判決出爐，敲響檢警執法問題警鐘

2021年4月，一名音樂教師在臉書控訴自己只是在「路上邊走邊吃早餐」，卻無緣無故遭到中壢分局葉姓員警（下稱當事員警）違法盤查，在當事員警沒有告知盤查依據卻阻撓其離去的情況下，憤而評論「真的很蠢」，接著遭到當事員警「大外割」摔倒在地。

當時中壢分局「力挺自己人」，隨後事發影片被分享到網路，該事件的執法合法性經人權團體與社會知名人士批評，並造成輿論軒然大波，也引起不少民意代表等政治人物的關注。

當時筆者也為文探討警察「盤查」之法定要件與程序，以及偵查實務上處理類似案例的經驗。不過由於該案當時尚在偵查中，因此未就當事人與員警是否成立犯罪下結論，僅就警察職權行使法為分析，而認為當事員警的盤查「不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的任何一款事由」。

事隔二年後，桃園地院於今年1月31日一審判決認定當事員警行為不合法，分別犯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強制罪、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判處四月、六月有期徒刑。

因該案為「矚目案件」（「矚訴字」案號），宣判後因程序作業，雖然未在第一時間將判決全文上傳司法院法學資料檢索系統，但桃園地院於翌日（2月1日）發新聞稿扼要說明判決理由。判決一出，警界高層態度丕變，從本來的「力挺」改稱將「要求各警察機關加強教育執法職能，落實依法行政」。

然而，身為本應具有警察學與相關法律專業的某些「不具名『基層員警』」，卻彷彿看不懂判決新聞稿的事實與法律似的，紛紛在社群網路、媒體以「匿名」的方式透露「恐打擊士氣」，試圖再次以錯把違法當成「認真執勤」、「警察就要挺警察」的情緒勒索方式¹，來模糊法治國家的警察定位。

有罪判決事實與理由簡析

行為一：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強制罪：四月有期徒刑

一審法院調查監視器畫面等證據後，認定案發當時的情況「不」符合《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的要件²。因為當事人當時獨自行走在公共道路外側，外表整潔、神色正常，並無濫用毒品後精神異常、泥醉或其他生命、身體將發生具體危害之跡象，身上也沒有攜帶違禁品或危險物品，也沒有《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所列的其他各款盤查事由。

法院所認定的情況，顯然和當事員警的抗辯、以及案發後中壢分局第一時間向媒體自圓其說的說法例如「附近有流鶯」、「附近有許多旅館、遊藝場所為治安重點區域，常有毒品及相關衍生案件」有所不同。

法院開宗明義說明，《警察職權行使法》所稱「合理懷疑」，需有客觀之事實作為判斷基礎，而非警察主觀上單純之臆測或第六感，必須是根據當時之事實，警察依據其執法經驗所作合理推論或推理。

然而，本案當事人是白天「在公共道路上行走」，則「顯與上開有治安疑慮之場所無直接關係」，不能因為路人行經這些場所的外部就恣意發動盤查，否則「一般人都將難逃警方任意盤檢之強制措施」，並將使《警察職權行使法》第6條第1項第6款、第2項等較嚴格的要件被架空。

當事人面對當事員警的無端盤查後，對警方行為合法性提出質疑，並求直接離開現場去上課，這當然是人民合法且合理的權利主張。當事員警當然沒有任何權力攔阻當事人離開。

然而法院調查後發現，在這段違法盤查的過程中，當事員警以身體阻擋當事人離去，甚至還要求當事人「等待支援警力到場並到派出所查驗身分」，因此法院認為，這個「阻擋人民離開還要求到派出所」的行為，是以強暴方式妨害告訴人之行動自由權利，因此構成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強制罪。

行為二：公務員假借職務上之機會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六月有期徒刑，「不」得易科罰金

在當事員警為以上強制罪的犯行後，當事人心生不滿，評論道：「真的很蠢」、「你做的事情違反你的工作」等語。法院判決認為當事員警違法攔檢的作為已觸犯《刑法》強制罪，並非「依法執行職務」。因此當事人在行動自由權利被不法侵犯時，對當事員警說「真的很蠢」、「你做的事情違反你的工作」都是自我辯護且「合理評論」的言論，因此當事人的行為不算侮辱公務員，自然不是現行犯，當事員警當然不得逮捕他。

然而當事員警假借「侮辱公務員」的理由，而對當事人進行逮捕，並將當事人摔倒於道路及壓制在地，造成當事人多處受傷。接著，又將當事人逮捕上銬並帶回派出所調查，再於同日將當事人解送到中壢份局與桃園地檢署應訊，這種以強暴方式剝奪當事人人身自由的手段，並非合法執行職務。

耐人尋味的是，當事員警在審理中提出了一個被法院認為「顯屬無稽」的抗辯。其宣稱當事人在「辱罵『你真的很蠢』後，突然衝至車道中央，被告為免告訴人生命身體之危險與避免現行犯逃脫，採取即時強制之方法，迅速管束告訴人，並旋即降低強度，被告此舉乃為達進行逮捕，以及避免告訴人之人身安全、道路來往之民眾用路安全危害等目的」。

姑且不論當事員警對於「逮捕」和「即時強制」概念有所混淆（前者屬於《刑事訴訟法》的強制處分，後者則屬於《行政法》的程序，二者適用的法律和目的、要件均不同），法院勘驗現場監視器後，發現當事員警的抗辯和當時的實際情況根本不符合，因為畫面顯示，當事員警是追上前去將當事人摔在馬路內線車道上，這反而造成當事人和其他用路人的風險！

造成交通危險的，並非當事人離開現場的行為，反而是當事員警大動干戈的「大外割」暴力行為。所以當事員警的暴力行為，不但不符合刑事訴訟法的逮捕要件，在行政法上也毫無「避免交通危害」的作用（反而是製造交通危險！）。

當事員警的第二行為所犯的《刑法》第302條第1項「剝奪他人行動自由罪」，由於依照《刑法》第134條「不純正瀆職罪」的「分則上的加重」，導致法定刑上限上修為七年六月之有期徒刑。因此縱然法院判決之宣告刑為六月有期徒刑，然因不符合《刑法》第41條第1項規定易科罰金之要件，因此不得易科罰金。

司法實務過去誤用「容許構成要件錯誤」的問題

值得注意的是，本則判決不再像過像過去實務見解一樣，動輒誤用或濫用「容許構成要件錯誤」的概念為警方的違法、濫權盤查行為開脫。對此件判決，有報導指是「台灣司法史上首件刑事法院對『非法盤查』做出進一步的框限與認定」³。

所謂「容許構成要件錯誤」（Erlaubnistatbestandsirrtum），是指在客觀上並不存在阻卻違法事由的客觀情狀（「基礎事實」），但行為人主觀上誤以為存在，⁴如所謂的「誤想防衛」——根本不存在正當防衛的「情況」（事實），但行為人誤以為存在，例如刑法教科書案例：甲、乙為素有恩怨的幫派堂主，而且平日有攜帶槍械的習慣，某日甲看到乙朝自己走來並「觸摸口袋」，狀似要掏槍射殺自己，於是掏出槍枝射殺乙，但實際上乙是要掏皮夾。⁵

在發生容許構成要件錯誤的情況，不論是德國與我國學說上多數傾向採取的「限縮法律效果的罪責理論」（rechtsfolgenverweisende Schuldtheorie）⁶，或德國聯邦最高法院向來採取的「限制罪責理論」（eingeschränkte Schuldtheorie）⁷，在結論上都是不成立故意犯罪，僅論過失。

但是必須注意的是，不論依照學說或實務見解，這些理論的前提都是行為人誤認的是「事實」。如果行為人是對於「法律」的要件有所誤認，例如不懂法律、錯誤解釋法律，那麼就是學理上的「禁止錯誤」（Verbotsirrtum），仍然不影響其故意犯的成立⁸。而禁止錯誤的法律效果，我國刑法第16條明文規定：

除有正當理由而無法避免者外，不得因不知法律而免除刑事責任。但按其情節，得減輕其刑。

因此，如果當事員警在案發當時所認識到的情況，與法院勘驗監視器後所看到的如「白日在公共道路上行走」（而未出入所謂的「治安疑慮場所」！）等事實並無二致，那麼員警對於事實即無任何的誤認。

更重要的是：人民有知法的義務，身為國家武力部隊的警察更應該知法且守法。如果員警在警校時「學藝不精」，沒有把身為警察人員應該要學會的相關警察法規、刑事訴訟法等法律的要件學好，導致無法合法執法，那麼，就是根本「不適任」而應該被淘汰的問題，而不能作為阻卻故意的藉口！

至於員警基於我國警界日益扭曲的「績效制度」、不符合法律與專業理論的「查緝政策」⁹，或為了自己的功獎等利益考量，而恣意曲解警察職權行使法的盤查要件規定¹⁰，又或受到體系內某些不肖「長官說」、「學長說」¹¹所指導的奇技淫巧，而濫用「妨害公務」等罪名做為濫行逮捕的藉口，這些都是對於法律的曲解，而不是對於事實的誤認！

更進一步而言，身為配戴警徽、穿著制服的警察，經過警大或警專的專業訓練，理論上對於《警察職權行使法》、《刑事訴訟法》與《刑法》等規定應該要具有一定的專業，也該知道出於個人「績效考量」目的，而對於路人「亂槍打鳥」式的盤查，或是蓄意以違法甚至刁蠻的盤查手段來激怒民眾從而羅織「妨害公務」的罪名來進行逮捕，根本與法律規定的要件不合，本質上連法律上的誤認都沒有，更遑論事實面的誤認！

至於那些不知道有沒有看過、看懂判決，而在社群網路上「群聚取暖」或向媒體情緒勒索，曲解「容許構成要件」的概念，把我國的司法人員都當成「不懂警界內部績效、『學長說』等潛規則」的好騙小白兔者，批評法官「尊重第一線判斷」的「不具名基層員警」聲音，不禁令人納悶到底是「警察就要挺警察」、還是「自我踐踏警察專業與尊嚴」。

難道警察在警校與在職訓練所受到的「專業訓練」，就是百般刁難一個大白天走在公共道路上的無辜路人、並將之「大外割」上銬抓走嗎？我想，只要具有良知的在職員警，都不會、也不敢囂張至此。

法治國家的危機

恰好不久前在社群網路Dcard上一則討論警察盤查要件的文章，便有頂著「臺灣警察專科學校」的名義而「戰法律系」的留言：「我知道你們（按：指法律系學生）視刑事訴訟法為聖經，但是呢，老子不care，只要能處理好問題，對我來講就是好方法」，甚至不忘將檢察官也拖下水，宣稱：「所以為什麼很多檢座都會睜一隻眼閉一隻眼。」

囂張的言論也令看到的法律系學生們感到震驚，因此在該論壇引發論戰，也引來「自己人」（警大與警專的在校生與畢業學長）的群起躂伐，隨後自己刪除該留言。¹²

然而，這樣的言論恰恰反映了法治國的危機。如果一個法治國家，沒有對於執行國家武力的公務員建立使命感的自覺教育，甚至在「歌舞昇平」的非威權時代中，警察都可以為了「長官升官需要」、「自己績效需要」等「法律之外」的誘因視法律為無物的話，那麼，歷史上那些「暴政」的陰影將隨時有可能捲土重來¹³。

此外，這則判決在起訴前的偵查過程亦值得注意。桃園地檢曾經以當事員警「誤認自己有符合警職法的攔查條件，並不具犯罪故意」為理由（此即上文所批評過去司法實務濫用「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之理論），為不起訴處分，但再議後高檢署發回，換了另名承辦檢察官續行偵查後，在同樣的證據下認為應起訴，¹⁴經本案合議庭有罪判決。

雖然過去我時常批評高檢署「位高責任輕」的荒唐劣跡，但就本案而言，高檢署的再議發回發揮了「糾錯機制」。這件案件偵查決定過程，我認為未來在我國檢察史上也應該是一筆具有開創性的紀錄。

從檢察史的脈絡來看，近代學說稱之為「法律守門員」（Gesetzeswächter），正是因為其擔負維護法治國的重要任務，並且應該要對日益強大的警察權進行合法性的控制¹⁵。因此，昔日某些「老派」檢察官將偵查主體與偵查輔助機關的關係，曲解成所謂的「檢警一家」，這也導致如果檢察官發現警方違法而要依法偵辦並起訴員警時，在體系內常常會承受巨大壓力，也會擔心「破壞檢警關係」的罵名。

而在警界「學長說」裡動輒口耳相傳「沒關係，檢察官會挺」，一旦東窗事發後而被檢察官偵辦後，警界「長官」還想方設法地「找檢察長」、「找（襄閱）主任檢察官」試圖吹耳邊風，或是「打電話找承辦檢察官」等無異於「關說」的行為，這種長期累積的體系文化，在無形中也會影響基層檢察官們的個案決斷，從而在法律上做出不公正的解釋與決斷。

正是因為「檢警關係」被某些不肖檢察官與警政高官當成升官圖裡的工具，違反法定使命地相互給「方便」，最後甚至演變成不惜一同涉足不當場所「應酬」也要「維繫關係」。這些體系內的沉痾，都應該要清創了，否則毋寧是背棄了現代檢察官的定位。

更值得反思的是，在這則事件中，被違法盤查、大外割、逮捕拘禁的當事人，是一位教師，有能力尋求專業協助，而且受到立委、社會賢達等「社會名望人士」的關注，此從桃園地院以「矚訴」分案可窺一二。但如果是社會底層那些不被待見、被人們偏見以待的人呢？結果又會如何？這個問題，更是法治國家的危機。

• 類此「警察就要挺警察」，甚至連2019年香港「反送中」運動期間，淪為暴政之下的集權工具的港警都「盲目挺」的警界特殊「情懷」，批評意見參見吳忻穎（2019），〈警察就要挺警察？暴政下，如何避免平庸的邪惡？〉。
• 對此法律要件業於本專欄前文分析過，於此不贅。詳見吳忻穎（2021），〈中壢分局「很蠢」之爭：談警察盤查發動要件與妨害公務罪〉。
• 《報導者》另補充註解：「台灣第一件員警對外國人執行盤查勤務被起訴且判刑的案例，為2022年1月起訴、6月一審宣判的新北地方法院111年度審簡字第362號刑事判決，因被告員警坦承犯行，且與告訴人（移工）調解成立，因此並未走通常程序，改走簡易程序。也就是說，法院雖然認定員警有罪，卻未在簡易判決內對於不當盤查做出更進一步的框限與認定。」參見文字／饒辰書、孟嘉美、歐穎慈、共同採訪／胡婷涵；核稿／李雪莉、張子午；責任編輯／張詩芸、黃鈺婷（2023），《警職法》上路20年之1：關於盤查，基層員警「不能說的祕密」，《報導者》，2023/1/30。
• Roxin, Claus / Greco, Luí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5. Auflage, München 2020, § 14 Rn. 79; 王皇玉（2020），《刑法總則》，6版，頁258。
• 案例參照王皇玉（2020），《刑法總則》，6版，頁257。
• Roxin, Claus / Greco, Luí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5. Auflage, München 2020, § 14 Rn. 73; Wessels, Johennes / Beulke, Werner / Satzger, Helmut,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49. Auflage, Heidelberg 2019, § 14 Rn. 704;王皇玉（2020），《刑法總則》，6版，頁258。
• 差別在於，德國刑法第16條第1項有構成要件錯誤的明文規定，因此德國聯邦最高法院認為，在容許構成要件錯誤之情況，應該「類推適用」德國刑法第16條第1項的構成要件錯誤，而否定故意，論過失責任。BGHSt 3, 105, 107; 3, 357, 364; 31, 264, 268f. u.a. Siehe auch Roxin, Claus / Greco, Luí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5. Auflage, München 2020, § 14 Rn. 92.
• Roxin, Claus / Greco, Luís, Strafrecht Allgemeiner Teil, 5. Auflage, München 2020, § 14 Rn. 79.
• 進一步批判，參見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第七章　偉大的專案，盛大的績效〉。
• 在警察實務上，許多遊走法律邊緣甚至大違法，卻號稱「善用技巧」的奇技淫巧，在檯面下廣為流傳，已成公開的秘密，事實上，在司法實務也對此詬病已久，不乏有判決認定警方的盤查與後續進一步的搜索違法，而應證據排除之案例。相關案例參見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頁143以下。
• 吳忻穎（2021），《扭曲的正義：檢察官面對的殘酷真相，走向崩潰的檢警與媒體》，新北：聯經，頁202。
• 該留言業經刪除，但粉專辭職治百病－離職檢察官的思辨日誌仍保留有擷取畫面，該留言者係在看到粉專提出批判後，自行刪除留言並改口稱「法律很重要」。
• 「過去許多邪惡的暴行，都起於軍警人員發現他們開始執行不尋常的任務。如果某天你必須面對相同的情況，請隨時準備好說『不』。」Timothy Snyder（提摩希．史奈德）著，劉維人譯（2019），《暴政：掌控關鍵年代的獨裁風潮，洞悉時代之惡的20堂課》，新北：聯經，第7章。而一個能夠為了官運、個人功獎利誘而枉法的人，又豈能期待其對於不正義說「不」呢？
• 聯合新聞網：中壢女老師遭警「大外割」提再議 檢方起訴員警妨害自由，2022-07-07。
• Carsten, Ernst S. / Rautenberg, Erardo C. (2015), Die Geschichte der Staatsanwaltschaft in Deutschland bis zur Gegenwart, S. 387, 5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