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商浩克」事件案外案：警棍「暴擊30秒」符合警察專業嗎？
本（5）月20日，一名疑似精神狀況不穩定之「身材壯碩」男子「大鬧」桃園中壢一間超商。他在超商內因不明原因情緒失控，赤裸上半身露出肌肉、深蹲嘶吼、揮拳襲警等影片畫面於第一時間在網路上被廣泛流傳，引發群眾訕笑，他也被媒體與網友戲稱為「台版浩克」、「超商浩克」。網路上對於他「變身浩克」的原因做出各種（未經查證且離題的）揣測，甚至還出現迷因梗圖。
就在媒體和輿論一片「看好戲」的訕笑中，卻有第三人視角的影片、照片，呈現警方以警棍「暴擊」浩克（下文以「當事人」之）十餘下，導致當事人頭破血流等畫面，除了引發輿論不同意見的爭論外，也引起法律、精神醫學以及警界等相關領域工作者的注意。警方「報復性執法」1的追究遂成為遭到關注的案外案。
本文認為，本事件在公共議題上值得關注的問題，在於警方對於疑似精神症狀者的處置措施與資源，以及「報復性執法」背後的法律與體系問題。至於輿論與媒體出於八卦、獵奇心理的當事人犯罪動機、病史、情感問題等隱私，為偵查、司法機關與醫療機構的工作，本文不打算、也不宜討論。
警棍「暴擊30秒」有什麼問題？
在法律評價上，當事人毆打員警等襲警行為，屬於典型的《刑法》第135條妨害公務行為，員警作為被襲擊之對象，當然是「犯罪在實施中」被警方當場發現，因此是典型的現行犯，而警方「得」（可以）依現行犯之規定逮捕之，如欲反抗，則可依《刑事訴訟法》第90條採取必要之強制力，也就是使用警械等必要的武力。但值得注意的是，《刑事訴訟法》第89條同時也規定，警方在執行逮捕時，應當場告知被告或犯罪嫌疑人「逮捕之原因」，以及同法第95條的被告權利告知2。
除了《刑事訴訟法》的「逮捕」手段外，在當事人「瘋狂或酒醉」、有暴力行為，而對於自己或他人的生命、身體有危險等情況，《警察職權行使法》第19條「即時強制」規定賦予警方「管束」當事人的權力。在警方採取管束而面對當事人反抗時，亦得使用警銬等合法之戒具。
警方在「合法執行職務」範圍內，可以依警械使用條例在「必要的範圍」內而使用合法之警械。因此，警察依法採取逮捕或管束的手段時，可以使用警械，但必須注意的是，警方不得在執行逮捕或管束等合法職務範圍之外使用警械。也就是說，如果警察是出於情緒發洩、報復等目的，而濫用警械對當事人施加暴力，那麼便是警察法上禁止之「報復性執法」，本質上並非執法，而是違法行為。
本案有爭議之處，並不在於警方管束或逮捕當事人的行為本身，而在於之後「暴擊30秒」的行為。旁觀者（超商內往外）視角影片所呈現的景象是，當事人先前已經警方採取武力壓制措施而蹲坐超商門口，且上半身赤裸顯然無藏放武器。然而其明顯情緒不穩定，語焉不詳且內容明顯錯亂的吶喊後，疑似起立並想走回超商，在兩名員警擋在店門口的情況下，當事人又自行坐回門口，繼續自言自語內容不明之言論。
如果加上當事人之前在超商內握拳咆哮、襲警的行為，合理懷疑其精神狀態表現異常3，因此，警方如果基於維護安全的考量，對其持續必要的壓制或上銬，或等候支援警力到場以優勢警力戒護回警局，都是合理的。
問題在於，自影片時間約第39秒起，身著黃色反光背心之員警（下稱員警A），貿然持警棍猛力抽打當事人，在當事人抱頭喊痛、倒臥在地哀號且未有任何反抗的情況下，連續以警棍猛擊其身體長達近半分鐘；此間另名員警（下稱員警B）未採取任何必要的管束動作（例如上銬），反而全程束手旁觀，看著員警A對著當事人一陣猛打，也未採取制止的動作，在員警A自行停手以後，才慢條斯理的上前對當事人上銬。員警A、B的行動，形成諷刺的對比，亦更凸顯爭議之所在。員警A這30秒全武行的目的，顯然不是為了逮捕或管束，而是個人情緒失控下的「報復性執法」。
此外，某些基層員警誤以為「上銬才算逮捕」、「上銬以後才有凌虐人犯」的問題，然而實際上，司法實務上對於「逮捕」的認定，是以是否事實上處於公力拘束作為標準，上銬只是一個認定參考，但並非唯一標準。
誠然，對於《刑法》第126條「人犯」的定義和解釋，在某些邊際案例存有模糊空間，然而警職人員執法時必須注意到，重點不在於有沒有上銬、是否可以規避凌虐人犯罪構成，而在於一旦經司法認定「在法律容許的職務範圍之外」的傷害行為，就不是「無法可管」的「法外之地」，此外，依《刑法》第287條但書規定，屬於「非告訴乃論」之罪，並應依《刑法》第134條不純正瀆職罪之規定加重其刑——中壢分局「大外割」事件的判決，即為最近的前車之鑑。
沒有標準程序？還是沒有「與時俱進」的專業訓練？
事件爆發後，不少員警討論面對（疑似）精神狀態有異的當事人的處置方式，亦不乏「警察就要挺警察」4的盲目護航聲浪，以自我情緒帶入、賭氣：「那我以後就備勤擺爛」、「不要談法律／理論」、「不然換你來」，或是「回嗆」：「學校就沒有教要怎麼應對」、「沒有程序」。撇開第一線壓力所累積的情緒，我們該問的是，真的不存在專業的程序嗎？
事實上，在全球對於人權與心理衛生的重視、精神醫學的進步之下，我國過去由於各地執法情況不一，警政、消防、醫院與衛政機關間的跨領域合作狀況難免產生問題，影響精神病患人權，近年來不乏有呼籲重視精神病患犯罪與戒護等程序的聲浪。衛生主管機關衛生福利部於去（2022）年完成並發布《精神病人護送就醫指引手冊》，開宗明義指出作為「讓基層同仁處理社區精神病人時，有方便快速查閱遵循的手冊」5。
然而，有一些警職人員在「赫然發現」有該手冊的存在後，出於抗拒的心理質疑：「我怎麼知道當事人有沒有責任能力，那是法官要判斷的」、「我怎麼能判斷他是不是精神病人，那是醫生要診斷的」，這種似是而非的論調，實際上是倒果為因。當然是要先有護送就醫，才會有醫生診斷；先有偵查機關發現犯罪並進行偵查程序，才會有後續的司法精神鑑定，法院也才能進行責任能力之判決。
事實上，《精神病人護送就醫指引手冊》的適用範圍明文強調包含「疑似」病人，所以並沒有要求第一線警消人員取代醫生下診斷的工作。此外，《刑法》第19條「精神障礙」的定義，與精神醫學的疾病概念脫鉤，亦即醫學上認定有精神疾病之人，不等於當然構成法條文義所謂的「精神障礙」6。因此手冊的目的是在指引第一線如何「安全的」應對、護送精神狀況不穩定的當事人，而非要求警察自行進行醫學上或法律上的判斷。
此外，醫學上的精神疾病，也包含酒癮、藥癮等，因此，縱然當事人因為酗酒、濫用藥物（毒品）等故意或過生招致精神障礙的症狀，依《刑法》第19條第3項「原因自由行為」之規定而有罪責，但他在醫療上仍是「病人」。亦即，就算他最後被法院認定成立「犯罪」，也不影響其身為「病患」應有的人權。
在現代人權觀點以及因應複雜多變的社會情況下，警察需要的專業，便是如何「安全的」危機處理。雖然該手冊介紹的技巧是「護送就醫」，但對於疑似有精神狀況的現行犯的逮捕，即便其在《刑事訴訟法》上身分為被告，但他也是（疑似）病患，也應該要採取相同的危機處理技巧，以維護執法人員與當事人的安全。
手冊中的危機處理技巧，包含呼叫人力支援、至少以雙備勤警力執行勤務、降溫技巧、使用「適當的裝備」予以壓制，重點均在於如何和緩當事人的情緒狀況，而非增加衝突或激怒當事人。
回到本案來看，員警A在與同事共同執勤的情況下，採取的措施不是降溫、和緩當事人情緒，而是在支援警力到來前先持警棍一陣痛擊，姑且不論前文所提及「報復性執法」的法律問題，單就執勤技巧、（疑似）病患的人權來看，這反而可能對當事人的精神狀況造成刺激與惡化，危害警方自身安全。可以說，就算不談法律，這「暴擊30秒」的作法，也不符合當代警察應有的專業。
▍下篇：
- 所謂的「報復性執法」，是指在法律授權賦予警方必要性的武力（例如必要的壓制行動）之外，員警出於報復性的情緒而進行額外、多餘的暴力行為。近年來常見的類型，例如對於已經倒在地上、受到警方公力拘束後的當事人進行不恰當的壓制措施，或甚至恣意拳打腳踢、持警械隨意毆打。此類流於情緒、超過必要性、逸脫法律授權範圍之警察暴力行為，嚴格來講已「非」代表法治國家行使公權力的執法行為，毋寧是法律禁止的「私刑」暴力。因此，理論上也不會有「執法過當」的問題，因為根本不屬於「執法」之範疇。參見吳忻穎（2022），〈形同私刑的「報復性執法」：再談民粹背後的法治國與員警心理健康危機〉。
- 警方應告知被告以下權利：一、犯罪嫌疑及所犯所有罪名。罪名經告知後，認為應變更者，應再告知。二、得保持緘默，無須違背自己之意思而為陳述。三、得選任辯護人。如為低收入戶、中低收入戶、原住民或其他依法令得請求法律扶助者，得請求之。四、得請求調查有利之證據。
- 對此案件，媒體報導引述精神科醫師的分析，然而強調「心理疾病，不只是躁鬱症，還包括憂鬱症，焦慮症、以及部分思覺失調症，某些人格疾患都可能會有暴力失控的情況。因此通常很難單從一個人的表現，就知道背後的原因一定是什麼，需要綜合的評斷。」此外，「情緒失控和暴力」也不一定就是精神疾病的狀態。個案的釐清應由司法調查、將由醫療院所診斷或送司法精神鑑定，參見〈獨家／「超商浩克」大暴走！醫學專家想得比你細 揭「類固醇」陰暗面〉，三立新聞網，2023/05/23。因此，本文在此部份事實不明的情況下，不討論本案當事人的刑事責任。但無論當事人是否、有何精神疾病、有無刑法之責任能力，皆不影響上文所討論的警方逮捕或管束的職權，而第一線對於現行犯之認定，亦不以當事人具有責任能力為必要。
- 在台灣類似「軍事化」的警察教育訓練之下，警察群體間很容易將個人角色與情緒帶入同僚、同行的事件，而難以冷靜的從「警察」角色中抽離，反而形成「警察應該要挺警察」的一窩蜂盲目「互挺」立場。此種集體情結最大的問題在於，法治國家的警察，應該服膺的是法律，而非盲從，否則將會產生法治國危機，相關論述參見吳忻穎（2019），〈警察就要挺警察？暴政下，如何避免平庸的邪惡？〉。
- 衛生福利部（2022），《精神病人護送就醫指引手冊》，第6頁。
- 對此進一步的討論參見吳忻穎（2021），〈精神障礙者的刑事責任能力判斷與司法精神鑑定——以德國法及實務為借鏡〉，月旦醫事法報告，60期，第154頁以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