集體性勢利眼「症頭」 | 薯哥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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集體性勢利眼「症頭」

媒體報導,連家與大陸政商界關係良好,加上住在帝寶,藍營人士直言,「未來選戰一旦就定位,連勝文可被攻擊面確實太大」;高層也建議連勝文,應該儘速搬出帝寶,不要繼續當「帝寶幫」。

台灣豪宅代表帝寶。
台灣豪宅代表帝寶。

當不當官,如果要考慮「有沒有錢」這個因素,可以想想有下列四種情況:

一、當官前有錢,當官後沒錢:這應是把當官的薪水連祖宗積來的錢,拿出來做公益,官越當越沒錢,但是有這種guts的大概沒幾人,家裡老婆大人大概也不會答應;
二、當官前有錢,當官後(更)有錢:如果是以錢養權、以權賺錢,是最要不得,也是讓人觀感最差的情況。不過我相信台灣多數民眾,都會覺得這就是台灣政壇現況;
三、當官前沒錢,當官後有錢:當了官後才變有錢,難免讓人有瓜田李下之嫌;
四、當官前沒錢,當官後沒錢:我最欣賞的類型,從頭到尾就是沒錢,不過現今政壇裡提著燈籠大概也找不到,倒是官員手上有房、有金、有股票、有鈔票的你數也數不清。

雖然我也不齒「為富不仁」,不過並不代表所有富人都不仁。所以,當官要不要有錢?當然不用。有錢能不能當官?當然可以。只是在台灣,道德標準總要凌駕法律之上,媒體一方面塑造有錢人「為富不仁」的形象,一方面又要求有錢人(老闆)要幫大家「加薪」;一邊罵有錢人是壞人,一邊要求壞人做善事,如果壞人果真做善事,請別叫有錢人「壞人」,叫「蠢蛋」還比較合適。

既然談到當官(權)與住豪宅(錢)的關係,就更該談談當官要不要比照國外領高薪。有人說,有些國家像新加坡就是用高薪養官,藉以養廉或是留住人才,薪水是台灣的數倍;同樣的話,也有人用在聘請大學教授、高科技人才、金融業儲備幹部。

對於這種精英高薪言論,我沒啥意見,但是如果要拿他國的官員薪水來比,那麼也該拿他國的一般人收入來看,包括日、星等大學畢業生起薪有6、7萬以上水準(不考慮各國物價)。所以,按這個標準,什麼行業都要比照收入較高的國家,那麼可能導出運將同胞也要人才外流的結論,畢竟,沒有運將們的情況下,遇到捷運、公車到不了的地方,或趕時間、下雨天的時候,對計程車族有多麼不便。

其次,有人說留不住人才,人才就外移,台灣產業就空洞化,所以要高薪留才。對這個言論我也不反對。我只是要提醒,過去二十多年台灣鼓勵高科技稅賦優惠,又大搞員工股票分紅、引進員工認股選擇權等多種制度,製造出不少科技新貴。物換星移,如今有多少高科技產業變「慘」業,先前的鼓勵人才措施,除了獨厚這些科技新貴外,又給了這個島國多少好處?

回頭看看台灣一般人的收入情況,大學畢業的年輕人22k薪水就不用說了。目前台灣上班族的平均月薪約3萬6、3萬7、若加計非經常性收入,每月收入也不過4萬5。這種收入分布應該是常態分布的狀況,所以一般上班族大概就是月薪2、3萬,或3、4萬元居多。這幾年台灣多少人把公務員當成鐵飯碗、金飯碗,前仆後繼考到上為止,因為基層公務員起薪、退休金條件都比現在一般上班族好上一截。

所以,拿一般民眾和基層公務員來比,公務員收入絕不會吃虧;如果高階公務員嫌自己領的比企業高階少,那就忍一下旋轉門條款幾年,轉戰企業界吧!

歸根究柢,台灣媒體整天用「錢的多寡」在分類、定義所有人、事、物,不斷在催眠一種集體性的勢利眼「症頭」。

套個作家艾倫狄波頓的一段話,一八九二年的春天早晨,母女三人在海德公園裡散步,一個女兒突然對她母親說:「媽媽,那是韋克斯一家人!聽說他們滿心想要認識我們呢,我們是不是該去拜訪他們一下?」

「當然不要,親愛的。」母親回答道:「如果他們滿心想認識我們,他們就不值得我們交往。只有那些不想知道我們是誰的人,才值得我們交往!」

艾倫說,我們很難憑藉一己的力量來揚棄勢利心態,畢竟這原本就是一種集體性的疾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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