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梭光州事件的小人物視角——《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

宋康昊在韓國有「國民影帝」之稱，獲獎無數，擅長詮釋小人物，是舞台劇演員出身的演技派韓國男星。他演出過多部隱含政治或公共議題意涵的電影，例如《駭人怪物》、《正義辯護人》、《末日列車》等等，而這次的《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更是直接把韓國歷史上極為重要的民主運動事件「光州事件」改編搬上銀幕。

光州市位於韓國本土西南區域，是西南方唯一的廣域市（如同我們的直轄市），在地理位置上與北邊的首爾遙遙相抗，也成為韓國民主化運動的重要發源地。

「光州事件」發生在1980年5月，正是韓國歷史上最為動盪的時代。1979年10月底，時任總統的朴正熙遇刺身亡。朴正熙的歷史評價褒貶不一，爭議很大，一方面，他實行專制統治長達18年，是一名獨裁者；另一方面，他帶領韓國經濟起飛，任內人均GDP成長超過20倍，被認為是「漢江奇蹟」的締造者。

朴正熙的遇刺為韓國的民主化帶來一線曙光，但很不幸的，兩個月後時任陸軍少將的全斗煥發動「雙十二政變」，取得政權。其後，全斗煥在1980年5月17日宣布擴大原來因元首遇刺而實施的戒嚴，禁止包含國會在內的一切政治活動，禁止批評國家元首、禁止示威遊行、大學停課、實施宵禁。

當時仍隸屬於全羅南道，距離首都首爾較遠的光州地區有許多民主人士舉行抗議與示威，要求政府解除戒嚴，恢復民主制度。戒嚴令的擴大激化了示威行動，加上出身於全羅南道的民主人士金大中被捕，情勢一發不可收拾。

5月18日，全斗煥下令陸軍空降旅進駐光州，其後至月底間軍民不斷發生流血衝突，總計造成200餘人死亡，數千人受傷。

自此，「光州事件」成為韓國民主化運動歷程中的指標性事件，持續影響著韓國的民主化與轉型正義發展。

「光州事件」發生時，政府嚴密控制媒體報導，並封鎖光州地區，禁止記者進入。現存的光州事件史料，有許多都仰賴外國記者冒險深入禁地報導。其中有位派駐日本的德國記者Jürgen Hinzpeter，在一名計程車司機的捨命協助下，兩度闖過光州地區的軍事邊防，運出十卷攝影膠卷，成功的讓世界了解正在韓國發生的血腥鎮壓事件。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就是改編自這位德國記者與計程車司機的真實故事，片尾還收錄了Jürgen Hinzpeter本人的訪談，娓娓道出他對那位再也沒見過面的計程車司機的思念之情。令人感到傷感的是，這位勇敢的計程車司機從未被找到，而Jürgen Hinzpeter也已於去年辭世，兩人再沒機會相見了。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上映後，在韓國引起廣大迴響，打破紀錄成為韓國影史上最高首映觀影人數的電影，至今上映還不到一個月，已經成為韓國影史上前十名賣座電影之一。

《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雖然是真實事件改編電影，但它無意探討或重現光州事件的真相，由於戲劇效果的需要而對史實做了不少改動，例如增加金四福搶走同業工作的喜劇橋段，呈現父女溫情的劇情等等。在對光州事件的描寫上，為求觀眾易於理解，也在呈現角度上做了調整，例如火燒光州MBC事件，電影中略過了是由抗議人士縱火的敘述；在軍方採取實彈攻擊民眾，並造成傷亡的呈現中，也用慢動作與相當長的篇幅聚焦於政府軍的殘暴，而未提及當時抗議民眾已經攻陷軍工廠與軍械庫，握有裝甲車、槍械與TNT炸藥的背景。

這並不是說在光州事件中，政府是站在正義的一方，這起事件依然是一起血腥鎮壓，也確實造成了許多無辜民眾的傷亡。不過，韓國的陳抗行動向來不是吃素的，相比起來，台灣的示威抗議簡直像溫情和平的天使，只是為著敘事的簡潔，本片導演選擇了特定的視角。

這個特定的視角，藉由全片以計程車司機為主線而顯得合理，電影以計程車司機的個人體驗為敘事角度，自然避開了是否必須呈現事件全貌的問題。同時，計程車司機在劇中由原來對抗議群眾的不認同，漸漸感同身受，到最後捨身奉獻的心境轉折，很容易帶領著同為第三者的觀眾的情緒與認同，一起迎向片尾的高潮，是很高明的選擇。

我認為片中比較明顯的敗筆，是德國記者的角色塑造並不成功。為了對照計程車司機在故事初期對國家大事不關心，糾結於計較金錢酬勞，貪圖小利，自私又不老實的小人物缺陷性格，這位德國記者被塑造得神聖光潔、胸懷大愛，是電影中代表正義的標誌。甚至在電影最後，導演還要讓這位外國人對計程車司機說一句：「You are a good man」，來為整部片下定義，更神化了這個角色。

但是過度完美的角色設定使人物性格顯得平板，也限制了演員的表演，這位貫穿整部電影的重要角色永遠臉上掛著一號表情，所有的動作與情緒都過於容易預測，反而成為存在感最不鮮明的人物。

但無論如何，作為一部商業成績出色的電影，《我只是個計程車司機》無疑已是非常稱職的了，全片感情飽滿，父女間相處的描寫、嚴苛環境下小人物的無私、患難中見真情，以及許多有趣的喜劇段落，都充分達到了設定的戲劇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