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理賠師》：生命能不能被定價？你的生命會比別人的更值錢嗎？

從911事件的事後賠償說起

2001年9月11日，蓋達組織的恐怖分子劫持四架民航客機衝撞紐約世界貿易中心的兩棟大樓，以及位於維吉尼亞州的五角大廈，造成近三千人死亡。

攻擊事件發生之後不久，為避免美國航空與聯合航空被大量且高額的訴訟拖垮、倒閉，以及在最短的時間內對死者家屬做出補償，美國國會通過設立了「911受害者賠償基金」，希望能與死者家屬在法院外達成賠償協議，以換取他們不向航空公司提告的保證。

主持這項計畫的律師名為肯尼斯．費恩伯格（Kenneth Feinberg），他是一位非常擅長處理賠償協商的律師。除了911事件之外，包括2010年英國石油公司的墨西哥灣漏油事故、2007年維吉尼亞理工大學校園槍擊案、2012年桑迪胡克小學校園槍擊案等許多受世界矚目的重大事件，都是由他主持賠償協商工作。

甚至在2009年時，他受美國財政部任命，負責監督管理金融風暴後受美國政府救助的大企業高階主管薪資，權力之大被稱為「薪資沙皇」。

911受害者賠償基金的執行成果非常傲人，肯尼斯．費恩伯格獲得美國國會的全權授權，能夠獨自決定賠償原則與例外、賠償金額的計算方式以及接受申請、協商並發放賠償金。在舉行了超過一千六百場聽證會，並親自主持了其中九百多場之後，基金與97%的家屬達成協商，在滿足家屬需求的同時，也避免了兩家國際航空公司因鉅額賠償而破產。

賠償機制如何「公平」？薪資階級與身分的兩難

《生命理賠師》（Worth）便是這樣一部描述整個協商中折衝過程的電影。由麥可．基頓（Michael Keaton）所飾演的費恩伯格，其苦心提出的賠償計算公式不受死者家屬接受，協商進度停滯。其後結識了由史丹利．圖奇（Stanley Tucci）飾演的家屬團體領袖，在兩人幾番接觸後受到感悟，採用更為人性化的賠償評估機制，並最終得到家屬們的支持，達成空前成功的協商結果。

電影中很小心地塑造這兩名角色的性格與形象，以避免陷入刻板的小人物與官僚對抗，最終官僚改過向善、皆大歡喜那樣八股的窠臼。費恩伯格雖然一開始提出了依死者薪資所得作為判斷依據的賠償計算公式，但並不是為了企業主管或有錢人的利益考量，而是為了將世界貿易中心罹難者中大量的高薪者留在協商中，避免協商破局。家屬團體領袖也不是憤怒激進的對抗者，而是堅守立場但溫文有禮的人，多次表達並沒有針對費恩伯格個人，只是就事論事。

雙方的爭點其實很單純，高所得者為了維持家屬既有的生活品質，著眼於死者未來數十年可期待賺取的高額財產，自然會主張依薪資高低決定賠償金額，我國的《國家賠償法》也是採取這樣的計算方式。但是這導致大樓中如清潔員、保全員般的基層勞工產生了相對剝奪感。對他們來說，死者同樣是摯愛的親人，既然說生命無價，就應該公平地以同等的金額賠償所有死者家屬。

除此之外，還有一些無法被原有的賠償規則照顧到的家屬，例如，在同性婚姻不合法的州生活的同性伴侶，無法以親屬的身分獲得賠償（美國直至2015年才經由最高法院判決確立全國同性婚姻合法化），以及因為癌末急需用錢，無法等待賠償申請程序的家屬等。

我認為電影後段的轉折不足以讓人信服，雖然費恩伯格改變心境，積極親身了解每個家庭的處境，也為少數無法被照顧到的家屬開了例外。但這個「考量到每一個申請者的賠償評估」到底要怎麼樣滿足基層家屬心中在乎的公平？要怎麼樣符合「所有生命都是無價的」這種訴求？難道真的完全不考量死者的薪資所得了嗎？

更甚之，如果要衡量每個家庭的不同需求，那麼每一筆賠償的金額便不可能相同，畢竟每個家庭所面對的困境都不同，那麼不是從本質上就違反了基層家屬心中的「公平」了嗎？

另一種觀點：重新叩問生命的「價值」

《生命理賠師》沒有也無法作出解釋，使得結局的力道減弱不少。我難以理解費恩伯格轉向之後心中的價值，或是家屬團體領袖決定伸出援手時，得到滿足的又是什麼樣的價值。這導致電影的結尾收在一個無法直接暢快同理劇中人的狀態。

但，這算是《生命理賠師》失敗的地方嗎？我覺得很難說，畢竟「生命的價值」該如何衡量，本身恐怕就是個沒有人能夠給出答案的題目。

從開玩笑式的「媽媽跟女友掉進水裡要先救哪個」，到倫理學上的經典電車難題，人的生命價值從來就難以估量。延續數十年的死刑存廢爭議中，「生命無價」更是慣常被舉起的大旗，無論贊成方或反對方皆是。我覺得這個問題之所以這麼難解，可能來自於站在不同角度思考時會推導出南轅北轍的結論。

對於個人而言，生命自然是無價的，並且是一切權益、感受、價值的根本基礎。對於家屬而言，無論過世的人是誰，對他來說都可能是超越全世界七十億人的最重要的人，無可取代。

但從群體主義、政府施政、社會組織的視角來看，因為不同的人與群體間關係與回饋的不同，其價值勢必是不同的。這也就是為什麼蔡英文有貼身護衛，有總統座車，而我沒有。因為對於整體社會與國家來說，蔡英文的影響力與重要性，比我大得太多了，分配較多資源在她身上是理所當然。

但是，如果國家大喇喇地把這個觀念擺出來，等於是否定了人在社會中的主體性，施政成為冷冰冰的數字計算，人民只淪為計量單位，反而不利於國家社會的內聚力與統治效果，使政府失去佔社會大多數的基層民眾支持。所以，費恩伯格遇到的難題，其實也是每個國家的政治工作者日常所面對的。

對我來說，《生命理賠師》結尾處那個無法講得清楚的計算方式，確實可能是最現實可行，甚至是最「公平」的解決方案，只是作為一部劇情片的結局，恐怕相當難以妥善處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