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時代讓你變成主客觀的壞人

俗話說幻滅是成長的開始，9月3日監督年金改革聯盟發起的「反污名、要尊嚴」遊行之後，很多人都成長了。

以往最愛生活安穩、最不要社會動亂，覺得「華航要抗爭、台鐵也要抗爭，以後大家都走上街頭怎麼辦？」、「難道會吵的小孩才有糖吃？」、「孩子去抗議好危險，恐影響未來工作！」的軍公教族群，終於也走上街頭爭取尊嚴，不啻為台灣民主的一大進步，以後我們終於知道要怎麼教小孩。

其實許多參加這場「準時五點下班」遊行的人，不但不反對、還很支持年金改革，畢竟一個眼看無法持續的年金制度，很難妄想不用修改。部分軍公教人員走上街頭的原因是「爭一口氣」，想讓社會知道「我們不偷不搶，苦幹實幹，為什麼今天變成壞人？」

退休金的剝奪感 vs. 說出身分的剝奪感

過去的軍公教退休制度讓現在的年輕人充滿相對剝奪感，這點我感同身受。我不認為自己將來有退休金可拿，但我退休公務員的父親領的錢比我月薪還高（而且我的工時、工作壓力遠勝當年的他）；他的老年可以靠退休金生活，我則一點也不敢把退休金算在生涯規畫裡；他老是叫我一定要繳勞保，我卻把勞保當成稅在繳（拿得回來的叫年金，拿不回來的說是繳稅不過份吧？）凡此種種，我當然有剝奪感，退休的父親也覺得很奇怪，你想的和我怎麼都不一樣。

雖然對於年金制度我有相對剝奪感，但另一方面，退休軍公教人員在外走跳受到的社會壓力，也讓他們承受另一種剝奪感。

不說別的，就說我爸媽想過點老後悠閒生活去泡溫泉、賞鳥的時候，都沒辦法抬頭挺胸地說出「我是公務員退休」，面對溫泉池裡「那個人是領十八趴的啦！」、「是肥貓啦！」、「是米蟲啦！」的揶揄，只能苦笑帶過，久而久之學會保持低調，不抗辯什麼。

覺得自己沒做錯，卻要承受污名──說污名是誇張了，但說出自己身分時不但沒有榮耀感，還必須遮遮掩掩──的感覺也夠不好受的了，也難怪當有機會走上街頭時，他們會開開心心的參加，準時五點下班來場聚餐，至少在這時刻能找回一點榮耀感、歸屬感。

走上街頭的家長們，現在應該能對參加社會運動的子女產生同理心了。明明不偷不搶，苦幹實幹的年輕人，卻要被一邊承受著低薪高工時，一邊被社會說成是「草莓族、媽寶」，有機會走上街頭出一口氣，換做是你也會出來「反污名、要尊嚴」的吧！

• 延伸：國家年金改革專題

你和以前一樣，但時代已經更改

對於父親身為退休軍公教的「污名感」，我也多少能同理。不說別的，就說我過去在商業雜誌當採訪記者時，面對剛認識的朋友，都盡量不說自己在媒體上班，免得被質疑：「喔～你就是台灣亂源嘛！」「快教我怎麼用標題殺人！」「媒體不是最愛造謠了？少來，你們哪會求證啊？」

無論我怎麼解釋，一旦說出自己是「記者」，遭到的揶揄和「十八趴」有得拚，什麼「少時不努力，長大當記者！」或「你們為什麼這麼愛問死者家屬『感覺如何』啊？記者都腦殘嗎？」就算只是半開玩笑的對話，都讓我對自己的身分開不了口。

當時我學會一個技巧，說自己是在出版業工作，當雜誌編輯（採訪編輯也是編輯嘛），就像我爸在泡溫泉的時候，會說自己是退休當保全，而不是退休領十八趴一樣。因為出版業編輯比媒體記者高尚，大樓保全比領十八趴有尊嚴，這當然不是事實，只不過是社會觀感的一種現實。

某些媒體不斷秀下限自取滅亡，記者也不好意思說別人的指控有錯；當某些軍公教死守著威權價值出來自取其辱，退休人員也很難辯解什麼。大部分的人沒做錯什麼，當然誰也不想做錯，但當時代改變，你可能什麼都沒做就成了壞人。

人口減少的時代，工作的想像也要換

回到退休金上。根據國發會「中華民國人口推計報告」，台灣勞動人口在2015年達到高峰，今年已經開始下降（平均每年減少18萬人），總人口也預計2027年開始減少。

在愈來愈多人退休，愈來愈少人工作，老人增加，小孩減少，市場規模將逐年縮小的時代，不看好未來的經濟成長、甚至習慣負成長，認為勞退基金難以維持也是正常的事。

經濟成長的年代，找工作可以「穩定至上」，認為只要考一次試，之後不用太努力就安穩做到退休的公職、教職是理想（並且是子女婚配的最好對象）還沒話可說。

但在人口減少、經濟下坡的時代，還抱持相同想法並拿來要求下一代，可就脫離時代了。當年金制度可能崩壞、「最可靠」的政府也會破產，卻不用這些前提條件思考人生，一味求工作穩定安全，顯然不太明智。畢竟你現在認為最穩定的工作，十年後還在不在都不知道呢！

有個朋友最近放棄教職去開店，大家問他怎麼有勇氣捨棄安穩的生涯？他只回答：「高齡少子化、年金出問題的時代，還想一輩子安穩當老師的人，才是真的有勇氣，我只是不敢再搭那台開往懸崖的列車而已。」

呃，都說幻滅是成長的開始，9月3日之後，我也需要幻滅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