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江蕙和柯P祕書之間，找尋工作的意義

新年剛開始，台語歌后江蕙就宣布告別歌壇，舉辦最後一次演唱會，為歌手生涯畫下完美句點後，回到十歲之前「沒有鎂光燈的日子」。我們都好惋惜一代歌后的退休，搶購演唱會門票變成一場兒女孝親大賽，能否報答父母就看這一戰。

幾乎在同一時間，另外一些人的退休也成為新聞。財金傳媒董事長謝金河在臉書說到，他有個朋友家裡5個人都退休不用上班，總計卻可月領74萬，「領錢領到手軟，政府不被吃垮才怪」，提醒我們關注年金改革的問題。

甘願給江蕙賺大錢，不讓公務員坐領退休金

同樣是退休，大家對江蕙就是百般不捨，甘願搶購演唱會門票讓她賺錢；卻認為公務員是占便宜「爽領退休金」的米蟲。然而換算一下，江蕙巡迴演唱會可能賺進上億元，一家五口退休公務員月領74萬，一年也才888萬，領十年還不到江蕙退休演唱會的收入啊！

把這兩個退休新聞放在一起比，目的不是批評歌后或幫公務員護航，而是想探討我們如何看待一個人「工作的價值」。我相信江蕙的歌手生涯絕對刻苦要求完美，一定也有許多一輩子辛勤勞碌的公務員，而你我在職場上的努力難道會少於他們？為什麼我們甘願讓歌后賺那麼多錢，卻不甘願給公務員退休金？（這兩者都是從你的錢包掏錢出來付）

雖然這樣的對比有點不倫不類，卻可以說明我們看待一個人的工作，其中肯定有某些無法用金錢或努力來衡量的部分，而這些部分是什麼？讓我們再看兩個互為對比的例子，慢慢找出解答。

工作太操叫血汗，「窗邊族」不做事也是羞辱

把時間稍往前推，新年之前最夯的工作新聞是「柯文哲找不到市長祕書」。有人批評公務員沒競爭力，只不過要你加班待命就沒人敢應徵；有人說柯P這樣亂操祕書，根本是不顧勞動權益。其實就算不在公務體系，民間企業老闆要找助理也沒那麼容易。

我就認識一個企業執行長，請人資部門招募助理卻遲遲找不到。這位老闆說他不過只要求助理「對工作認真負責，全力以赴」，簡單的條件卻嚇跑很多人，許多應徵者都要求正常上下班、不加班，讓老闆大嘆年輕人只想要生活品質，卻不願意勤奮努力換取美好未來。

其實法律也沒規定市長祕書、執行長室助理只能找年輕人，柯P和企業老闆當然可以選刻苦耐勞的60歲工作者當祕書。但他們共同面臨的問題都一樣，就是許多人不願意被滿滿的工作占據了生活。

工作太多我們覺得苦，但在光譜另一端，完全不讓你工作卻也是一種羞辱。日本有所謂「窗邊族」，公司如果覺得某人不適任，也不開除他，就只把他調到辦公室的角落，不給事情做，或是每天要求他處理毫無意義的資料，讓來來往往的同事看著一個沒有任何貢獻的人（而且還派人監督不讓他偷懶），用這種羞辱的方式逼人辭職。

我們對工作真是心有千千結，工作太多是血汗工廠，全無工作又是羞辱處罰；就算付出的努力差不多，有些人拿高薪被批是肥貓米蟲，有些人賺很大仍然萬人稱頌。在工作量和工作價值之間，或許可以引用漢娜．鄂蘭（Hannah Arendt）區分「人類活動的三種面向」來探討。

勞動者、工作者、行動者，你是哪一種？

鄂蘭認為，人類在社會裡的活動可分為勞動（labor）、工作（work）與行動（action）。「勞動」是純然生存性的，為維持生命所需的活動。我們認為社會裡每個人都應該勞動，所以不勞而穫的人會被批評、富二代會被瞧不起，窗邊族則是被剝奪尊嚴的一群。

至於「工作」是非自然性的，跟自我滿足有關，假如我們存在自己的世界，和他人都無關，那能滿足自我也就夠了。比如我設計製造出一個自覺好用的杯子，就算沒有任何人知道，我也有成就感，工作可以讓我們認同自己。

而「行動」則需要透過我們與他人的互動去完成，在言談和行為中顯示出個人的差異性、獨特性。我們藉由行動來獲取他人的肯定，並提升對自我的認知。

或許這能解釋我們惋惜歌后江蕙的退休、願意付錢買票聽她的告別演唱會，畢竟許多人被她的歌聲啟發或安慰，江蕙在行動中影響了我們的生活。用這個架構思考自己每天做的事，我們到底算勞動者、工作者還是行動者呢？

如果你每天上班沒什麼成就感，只是賺錢求生存，那就只是一個勞動者。如果你的工作可以自我實現，卻不對他人造成影響，那麼或許算是個工作者。如果你的努力不但能自我肯定，還可以透過人與人交纏的網絡去影響、啟發其他人，才真正算是一個行動者。

最後一提，沒有人能將自己的工作面向強加在他人身上，剝奪他人在工作中自我實現、甚至影響他人的機會。今天的勞動者，是準備在明天成為工作者與行動者，限制別人勞動的地方叫做血汗工廠，不思索工作與行動的人，永遠會在夜深人靜時質疑自己為什麼勞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