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份最差工作,還值得努力什麼?(紙媒逃兵的告白II) | 劉揚銘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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做一份最差工作,還值得努力什麼?(紙媒逃兵的告白II)

photo credit:stocksna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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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國求職網站careercast.com前不久選出年度最差工作,報社記者擠下伐木工人,榮登最爛寶座。這份選拔是以「薪資收入、職涯展望、環境因素、工作壓力、體力要求」為評選標準,報社記者不但低薪、面臨裁員、工作壓力大、產業前景根本就是負分(當發生地震你都先上八卦板或臉書看災情的時候,還需要報紙幹嘛?),難怪連續好幾年都在十大最差工作排行榜裡。網站建議記者可以把工作技能帶到公關產業。

無巧不巧,這份選拔揭曉幾天後就發生一個新聞,普立茲獎得主的記者決定離開報社,轉往行銷公關業發展。這位名叫Rob Kuznia的記者與同事揭露了一個貧窮校區的貪汙問題,不但迫使校長過高的薪資縮減,美國加州也因為他們的報導重新修法。然而Kuznia卻說,報社的薪水很難支應他在洛杉磯的租屋需求,沉重的工作也讓他忽略的家庭生活,不得已只好選擇離職。

不要說這都是美國的事,台北市勞動局前不久公布調查結果,34家媒體公司有70%超時工作,另有79%未發加班費,比起電子業的血汗工廠毫不遜色,只是薪水更低而已。唉,媒體記者真是做到流汗還要被嫌到流涎,真想寫個慘字。

2015年最差工作:報社記者

如果要票選「世代認知差異最大」的工作,我會二話不說把票投給新聞記者這一行。在過去的年代,「老記者」是昂然獨立、有風骨且不向權威妥協的象徵,無論影響力或社會地位都很高;不過如果你問現在二十多歲的年輕人對「記者」有什麼感覺,大概只會得到「愛問腦殘問題」「台灣亂源」「少小不努力,老大當記者」之類的評語(欸這算霸凌嗎?),社會觀感不佳。

不說別人,連我自己以前在當記者(雜誌社採訪編輯)的時候,都不太好意思對別人說我在媒體工作,當時我自稱出版產業工作者,好像換個名稱就不會被當成社會亂源一樣。我面對內心煎熬,在外大家都說台灣媒體很差,腥羶色外加內容農場化;但回到辦公室,我明明也認真工作努力寫文章,加班爆肝從不靠腰,那到底事情怎麼會變成這樣?

直到離開紙本媒體之後,才慢慢有了一點想法,原來記者被夾在紙本到網路的產業結構改變之下,難怪裡外不是人。

舊結構改變,新商業模式還沒出現

產業結構會影響內容。就跟電影、音樂、出版產業一樣,凡是和網路扯上關係的產業,舊結構被破壞,新商業模式又還沒出現,從業人員自然苦不堪言。過去媒體有錢賺,可以支持記者做有深度有廣度的調查報導,現在維持生存都很難了,所謂「媒體亂象」其實也是困獸面臨危機的「猶鬥」。

「市場縮減→獲利來源減少→沒錢做報導→養不起人→離職→工作更血汗→內容更爛→市場更小……」在這個惡性循環裡,如果只有流量可以換廣告,要記者拚即時、多發稿也不需要意外;如果KPI要的是社群分享的次數,那內容農場式的標題、腥羶色自然是簡單的生存之道;如果你完全相信「羊毛出在豬身上」,只能提供免費內容然後賺廣告,那編輯服從業務,被廣告主箝制也不用太意外。恐怖的是,內容農場還真的讓某些人賺了一票,腥羶色的流量也真有夠高,廣告還是媒體主要收入來源。

另一方面,身為工作者,即使薪資低落、工作血汗、社會觀感差,都還有很多人願意努力當個好記者,讓我非常欽佩。有朋友對我說,記者這份工作很有社會意義,如果你想讓某些議題被人關心,進而能改變社會,這是好選擇,也是他撐下去的理由(只是苦了他的荷包、他的肝和家庭)。

找回內容—市場之間的連結

在這個網路時代,某些獨立記者或小而精的團隊,常能做到大媒體做不到的事。我很難相信哪個新聞台或報社,會笨到像李惠仁導演去拍《不能戳的祕密》紀錄片,得罪政府也得罪企業;大概也沒有主流媒體能像《眉角》雜誌那樣敢用內容爭取訂戶、維持生存吧。

如果連記者這份「最差工作」都始終有人義無反顧地投入,努力想讓社會變得更好,那身為閱聽者的我們,也許要設法在內容與市場之間搭起一座橋,除了看八卦、看正妹之外,更要努力分享更多有意義的新聞;或許還能透過群眾募資,跳過廣告主的箝制直接訂閱,甚至在內容製作過程中發揮群眾的智慧,提供協助與建議,建構一個產生好內容的生態系。

當大媒體礙於產業結構、企業轉型的困境,獨立的個人或小團隊可能是實驗新模式的尖兵。我們也許從來不缺好記者、好議題、好內容,缺的是可以讓它們有市場、有利潤、能生存、逐漸壯大而成良性循環的商業模式。雖然讓普立茲獎得主不用轉行去做行銷公關,也養得活自己的方法還沒出現,但網路世界裡總有更多新點子值得嘗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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