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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得見的熊貓與看不見的

圖/本文作者提供
圖/本文作者提供

在二二八這個許多人已然遺忘的紀念日,台北市政府前廣場,姍姍地走進一群紙熊貓仔,欣然地與規避自然已久的台北人,享受自拍。「紙貓熊世界巡迴展」是由法國藝術家Paulo Grangeon所發想,利用環保材質重製、重塑熊貓形象,「藉由裝置藝術結合環境永續與生態保育觀念,喚醒民眾關注全球瀕臨絕種動物的生存危機」。

然而在滿心期待地走踏過後,我卻不禁懷疑起這種觀看,確實有助於啓動保育,畢竟每個人都曉得熊貓要絕種,曉得了好幾十年,但每個人卻也都無所適從。

當大眾傳媒與製造印刷業將真實的複製品大量製造,我們擁有的早已超越真實本身,紙糊的已然超越了血肉構成的熊貓。在浪漫化的加工處理後,熊貓便成為一個完美、烏托邦的複製物,得以被縮放到適合懷抱的大小,從原有無可侵犯的竹林踏入我們習以為常的台北街道,卡通化的燦笑與身形,熊貓比較像是個可供賞玩的紙娃娃,而不是一群真正在面臨絕種危機的、食肉目哺乳獸。

而在自然探索頻道與動物園,這些馴化了野生動物的場域,其實早已中介了人們對動物生活的體驗方式。當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連結漸次剝離,親密接觸亦被以單向的凝視壟斷與取代,而這種觀看的視角,將更使得動物化約成被觀看的客體,並得以在套入符號後,將之商品化進入市場販售,把動物捧成明星,兜售周邊,成為貼紙、布偶、T恤與一種愉快的感受。

於是人們可以只要可愛就好,其餘的都不要。脫離了真實社會脈絡裡的熊貓,讓人們得以離開悲傷的地球,盜獵者的天堂,憂鬱的雨林與海洋。

把熊貓擬像後的結果是,我們在週末排隊入場,換來了真實的快樂,但當告示牌再次提醒野外族群數目只剩1600隻,我們卻無法停止看著牠們的可愛,思考難以面對的真相。畢竟只要轉過身、選擇看向另外一旁,浸潤在販售熊貓圖像的紀念品商店,我們便可以假認消費的一小步,是自然保育的一大步。

但你我恐怕就都知道,卡通化的熊貓與連帶刺激的熊貓狂潮,從來不是今天才有,但又為什麼絕種危機到今天依然存在?

一當動物繼續以娛樂為目的被觀看、收入資本邏輯的運作中,透過商品化的方式被萌化,使得個別物種的真實脈絡得以被切除在外,連同具體的生存危機都將被蒙蔽,終只剩下離消費者過於遙遠的辭彙,例如「瀕臨絕種」。

甚至除了熊貓以外,有更多無法被命名與指認的動植物,他們都正在因為環境的變遷,非自願地在物種系譜裡退場隱形。看見、重新認知到這些物種正在滅絕的邊緣,這件事是好的,好到毋庸置疑,但是當每個人都曉得熊貓要絕種,每個人卻也都無所適從時,便應該開始懷疑起:這種看見與消費,是不是並無法直接解決保育的困境?

現場有許多保育團體的互動攤位,外牆也是瀕臨絕種動物的自我介紹,但是當藝術不再擺在白盒子裡,便必然需與台北在地時空產生互動,所以我們可以看見有趣而吊詭的是:101與信義計畫區在左右,中正紀念堂在其後,圍住保育項目的熊貓互動藝術展覽的,是經濟發展的陽具崇拜,與舊時威權的象徵符碼。

從事野生動物保育研究的姜博仁教授與裴家騏教授,曾經以時光希望換取台灣雲豹的腳印,期待在大武山與雙鬼湖找到牠們還活著的證明,但是那些隱藏山澗裡的攝影機,捕捉到的只不過是更多的歎息絕種這個詞太遠又太近,近的是我們可以輕易地在報章媒體拾起這個詞,聽到誰又即將消失,或是誰已經消失;遠的是似乎,牠們的消失,卻不會讓我們日日不斷重複的生活失去軌道。地球不會在明天毀滅。

因為一群不被人群凝視與消費的雲豹,無法撼動人心,不能打卡上傳,我們不會看見他們的消失,到底怎麼與我們息息相關。而今我們再次把熊貓,放入去脈絡的迪士尼化視角後,我們已經無從辨別起,到底這麼可愛的玩意,是要提醒改變勢在必行,還是紓壓而已?

絕大多數的家庭——正好當熊貓群在三月十六日往兩廳院前廣場移動時,「台灣幸福家庭聯盟」便把熊貓收化回俏皮的紙帽,可見保育教育之不及,自然棲地裡的熊貓從來沒有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會繼續回到日常,照著結構前進,一起推動時代的巨輪,輾斃熊貓。

雲豹已死,熊貓將亡。棲地不會天然消隱,而是有誰謀殺了她 。眼前早已遍佈獸首屍身,但若繼續單以玫瑰色的眼鏡,討論保育議題,而不處理加害者的面貌,便沒有亦無能面對當前的生活型態,到底從何擠壓其他物種的生存空間。

畢竟「看起來可愛」可以當飯吃,但是結局可能是一樣的:若野外大熊貓有日終為歷史,我們都是殺死牠們的幫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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