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得見的熊貓與看不見的

在二二八這個許多人已然遺忘的紀念日，台北市政府前廣場，姍姍地走進一群紙熊貓仔，欣然地與規避自然已久的台北人，享受自拍。「紙貓熊世界巡迴展」是由法國藝術家Paulo Grangeon所發想，利用環保材質重製、重塑熊貓形象，「藉由裝置藝術結合環境永續與生態保育觀念，喚醒民眾關注全球瀕臨絕種動物的生存危機」。

然而在滿心期待地走踏過後，我卻不禁懷疑起這種觀看，確實有助於啓動保育，畢竟每個人都曉得熊貓要絕種，曉得了好幾十年，但每個人卻也都無所適從。

當大眾傳媒與製造印刷業將真實的複製品大量製造，我們擁有的早已超越真實本身，紙糊的已然超越了血肉構成的熊貓。在浪漫化的加工處理後，熊貓便成為一個完美、烏托邦的複製物，得以被縮放到適合懷抱的大小，從原有無可侵犯的竹林踏入我們習以為常的台北街道，卡通化的燦笑與身形，熊貓比較像是個可供賞玩的紙娃娃，而不是一群真正在面臨絕種危機的、食肉目哺乳獸。

而在自然探索頻道與動物園，這些馴化了野生動物的場域，其實早已中介了人們對動物生活的體驗方式。當人類與動物之間的連結漸次剝離，親密接觸亦被以單向的凝視壟斷與取代，而這種觀看的視角，將更使得動物化約成被觀看的客體，並得以在套入符號後，將之商品化進入市場販售，把動物捧成明星，兜售周邊，成為貼紙、布偶、T恤與一種愉快的感受。

於是人們可以只要可愛就好，其餘的都不要。脫離了真實社會脈絡裡的熊貓，讓人們得以離開悲傷的地球，盜獵者的天堂，憂鬱的雨林與海洋。

把熊貓擬像後的結果是，我們在週末排隊入場，換來了真實的快樂，但當告示牌再次提醒野外族群數目只剩1600隻，我們卻無法停止看著牠們的可愛，思考難以面對的真相。畢竟只要轉過身、選擇看向另外一旁，浸潤在販售熊貓圖像的紀念品商店，我們便可以假認消費的一小步，是自然保育的一大步。

但你我恐怕就都知道，卡通化的熊貓與連帶刺激的熊貓狂潮，從來不是今天才有，但又為什麼絕種危機到今天依然存在？

一當動物繼續以娛樂為目的被觀看、收入資本邏輯的運作中，透過商品化的方式被萌化，使得個別物種的真實脈絡得以被切除在外，連同具體的生存危機都將被蒙蔽，終只剩下離消費者過於遙遠的辭彙，例如「瀕臨絕種」。

甚至除了熊貓以外，有更多無法被命名與指認的動植物，他們都正在因為環境的變遷，非自願地在物種系譜裡退場隱形。看見、重新認知到這些物種正在滅絕的邊緣，這件事是好的，好到毋庸置疑，但是當每個人都曉得熊貓要絕種，每個人卻也都無所適從時，便應該開始懷疑起：這種看見與消費，是不是並無法直接解決保育的困境？

現場有許多保育團體的互動攤位，外牆也是瀕臨絕種動物的自我介紹，但是當藝術不再擺在白盒子裡，便必然需與台北在地時空產生互動，所以我們可以看見有趣而吊詭的是：101與信義計畫區在左右，中正紀念堂在其後，圍住保育項目的熊貓互動藝術展覽的，是經濟發展的陽具崇拜，與舊時威權的象徵符碼。

從事野生動物保育研究的姜博仁教授與裴家騏教授，曾經以時光希望換取台灣雲豹的腳印，期待在大武山與雙鬼湖找到牠們還活著的證明，但是那些隱藏山澗裡的攝影機，捕捉到的只不過是更多的歎息。絕種這個詞太遠又太近，近的是我們可以輕易地在報章媒體拾起這個詞，聽到誰又即將消失，或是誰已經消失；遠的是似乎，牠們的消失，卻不會讓我們日日不斷重複的生活失去軌道。地球不會在明天毀滅。

因為一群不被人群凝視與消費的雲豹，無法撼動人心，不能打卡上傳，我們不會看見他們的消失，到底怎麼與我們息息相關。而今我們再次把熊貓，放入去脈絡的迪士尼化視角後，我們已經無從辨別起，到底這麼可愛的玩意，是要提醒改變勢在必行，還是紓壓而已？

絕大多數的家庭——正好當熊貓群在三月十六日往兩廳院前廣場移動時，「台灣幸福家庭聯盟」便把熊貓收化回俏皮的紙帽，可見保育教育之不及，自然棲地裡的熊貓從來沒有一夫一妻、一生一世——會繼續回到日常，照著結構前進，一起推動時代的巨輪，輾斃熊貓。

雲豹已死，熊貓將亡。棲地不會天然消隱，而是有誰謀殺了她 。眼前早已遍佈獸首屍身，但若繼續單以玫瑰色的眼鏡，討論保育議題，而不處理加害者的面貌，便沒有亦無能面對當前的生活型態，到底從何擠壓其他物種的生存空間。

畢竟「看起來可愛」可以當飯吃，但是結局可能是一樣的：若野外大熊貓有日終為歷史，我們都是殺死牠們的幫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