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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理之死:誰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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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日上午,法國巴黎發生近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一家諷刺週報《查理週刊》因為諷刺伊斯蘭教的漫畫,遭到穆斯林蒙面槍手槍擊,一共十二人死亡。當天晚間法國各大城市自主發起「我是查理/我們是查理」的集會遊行,譴責以暴力威脅新聞與言論自由,更借用童書「查理在哪裡?」的意涵,向恐怖主義宣戰:如果要把槍口指向批判的人,不用找了,我們每個人就是查理。而除了政黨籲求民族團結以外,西方社群媒體上更以各種標籤進行串聯,比如#JeSuisCharlie(我是查理)、#CharlieHebdo(查理週刊)、#LibertéExpression(言論自由)。

查理週刊好像喚醒了當代公民面對恐怖的勇敢,但查理之死恐怕沒有那麼簡單,簡淺地觀察現下的網路社群言論,或許已然有了演生成「自由/極權」、「和平/暴力」、「文明/野蠻」、「西方/伊斯蘭世界」等簡化而二分的趨勢,反伊斯蘭勢力正在應運而生。

我們可能都不是當事人,不能夠體認到經歷的傷痛與害怕;但我們也都可以是當事人,此意指並非要越俎代庖地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我們不能決定和解或是原諒,而是至少就查理之死,要盡可能地去認識上述詞組的應對關係,不是那麼直觀而無庸置疑。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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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既然恐怖行動是針對伊斯蘭諷刺漫畫而起,那麼第一個可以追問的問題就可能是:「仇恨言論是不是能夠被言論自由所保障?」這個問題在法界判例上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國較為流行的自由論者認為,法律制度要能保障任何一切言論不受到侵犯,除非有顯而易見的危險;相對地歐陸則多半持平等論,主張仇恨言論並不能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自由並不能凌駕於平等,比如德國對於納粹相關的神經十分敏感,認為唯有在保障種族、宗教、性別等平等在前的自由,才能夠是真自由。(延伸閱讀:仇恨言論管制、族群平等法、反歧視法

同時,若是把權力的結構放入來看,或許也可以再次揣想「在法國開基督教的玩笑」,與「在法國開伊斯蘭的玩笑」,這兩件事真的是那麼相同的嗎?少數民族普遍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與權力不等的結構互為因果,權力流動確有可能,但是針對整個宗教或是民族而為的「開個玩笑」,下場就不是那麼稀鬆平常。例如把「法國-伊斯蘭」的位置抽換為「男性-女性」或是「漢人-原住民」,正是因為基於性別、種族、國際局勢上的權力不對等,使得權力大者往往才有開玩笑、散佈言論的空間,而沒有權力的一方,就只能無端地接受未必好笑的玩笑而已。

至進一步地來看,人們現在如此鄭重地對待「和平」這個詞,要高舉和平而憎恨一切關乎暴力的形式,然而人們卻未必真的如自己想像中地在乎和平。

比如當歐美以和平的大手,用坦克與軍隊進入伊斯蘭國家時,我們就未必能夠對和平有同樣程度的關懷與愛護。在傳統媒體再現上,詮釋與言說的權力與生產、揀選、設定新聞框架的人息息相關,資訊的地表並不平坦,首先我們可能得先理解,文化多是經由社會學習與建構的,也於是那必然是權力與政治的場域,是個經由各種意識形態角逐競爭的結果。

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多半未能仔細考慮在國際關係中各國權力的作用有強有弱,忽略發展不均的地理現實,導致問題被視為是個人或是單一族群,未能顧及歷史與文化脈絡。擁有六百萬人口的穆斯林,伊斯蘭教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由於勞動力需求,法國在戰後廣大地接收來自前殖民地的工作人口,在七〇年代起廣發工作居留證,移民子女就此長居法國,然而儘管穆斯林是為法國十分之一的人口,卻未在議會佔有任何一席,任何一個大都市中也未能夠見穆斯林擔任政治首長,政治實權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被淡化。

圖/美聯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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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國的穆斯民社群命運從未真的安穩過,甚至是他們的死亡,或是遭受到的、更為隱而不顯的暴力,從來沒有能夠得到同等的聲援。比如自2011年起的法國禁紗令,禁止女性信徒在公共場合內配戴面紗。官方說法是希望是依據世俗化原則,取消任何宗教象徵,同時以此阻絕在面紗下攜帶危險物品的可能,背後的意思正是預設所有的穆斯民都是潛在的危險份子,自由、平等、博愛,就到她們的面紗為止,此一針對特定宗教與性別的法令廣受批評,比利時卻依然跟進,甚至在去年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間接承認。

除了從禁紗令可以隱約看出歐洲極右派復甦的暗湧以外,更暗示了當代法國社會對異族或是他者的想像,在主流公眾意見之中是多麼地扁平匱乏。近年內法國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竄起亦是個嚴重的現象。普遍而言,法國人多半會政治正確地否認該政黨的主張,然而高度的政治支持率,推送著他們進入歐洲議會裡的最大政黨,把一切社會的高失業率、經濟衰退、社會動盪等問題,歸咎給移民、穆斯林、街友與吉普賽人,把惡意向著明顯可見的目標流瀉,主張排外、消除社會福利,並主張光復法蘭西的民族驕傲。

我想自此,我們至少不能夠不知道,以宗教為名的暴力形式,不一定總要槍火砲彈,自意識型態上出發而落實到現實生活中,那些不可名狀的、不可細數的歧視與偏見,才是真正為人所忽視輕忽的無聲暴行。

查理之死尚未超過二十四小時,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上的各式新聞生產都還在路上,同時我們也正是新聞的生產者,在私媒體之中,我們就是有能動的詮釋可能,我們可以是積極產出意義的人,我們有能力選擇,放棄與仇恨站在同一邊,而只是盡力地去理解。

如果我們都是查理,如果我們也能夠接近那十二具死亡的身體,那我們應該就也有能力,選擇不去詛咒所有穆斯林,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寸之中,維持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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