查理之死：誰才是真正的恐怖份子？
七日上午，法國巴黎發生近數十年來最嚴重的恐怖攻擊，一家諷刺週報《查理週刊》因為諷刺伊斯蘭教的漫畫，遭到穆斯林蒙面槍手槍擊，一共十二人死亡。當天晚間法國各大城市自主發起「我是查理／我們是查理」的集會遊行，譴責以暴力威脅新聞與言論自由，更借用童書「查理在哪裡？」的意涵，向恐怖主義宣戰：如果要把槍口指向批判的人，不用找了，我們每個人就是查理。而除了政黨籲求民族團結以外，西方社群媒體上更以各種標籤進行串聯，比如#JeSuisCharlie（我是查理）、#CharlieHebdo（查理週刊）、#LibertéExpression（言論自由）。
查理週刊好像喚醒了當代公民面對恐怖的勇敢，但查理之死恐怕沒有那麼簡單，簡淺地觀察現下的網路社群言論，或許已然有了演生成「自由／極權」、「和平／暴力」、「文明／野蠻」、「西方／伊斯蘭世界」等簡化而二分的趨勢，反伊斯蘭勢力正在應運而生。
我們可能都不是當事人，不能夠體認到經歷的傷痛與害怕；但我們也都可以是當事人，此意指並非要越俎代庖地在政治上有所作為，我們不能決定和解或是原諒，而是至少就查理之死，要盡可能地去認識上述詞組的應對關係，不是那麼直觀而無庸置疑。
首先，既然恐怖行動是針對伊斯蘭諷刺漫畫而起，那麼第一個可以追問的問題就可能是：「仇恨言論是不是能夠被言論自由所保障？」這個問題在法界判例上有不同的看法，在美國較為流行的自由論者認為，法律制度要能保障任何一切言論不受到侵犯，除非有顯而易見的危險；相對地歐陸則多半持平等論，主張仇恨言論並不能受到言論自由的保障，自由並不能凌駕於平等，比如德國對於納粹相關的神經十分敏感，認為唯有在保障種族、宗教、性別等平等在前的自由，才能夠是真自由。（延伸閱讀：仇恨言論管制、族群平等法、反歧視法）
同時，若是把權力的結構放入來看，或許也可以再次揣想「在法國開基督教的玩笑」，與「在法國開伊斯蘭的玩笑」，這兩件事真的是那麼相同的嗎？少數民族普遍在政治、經濟、文化上的弱勢地位，與權力不等的結構互為因果，權力流動確有可能，但是針對整個宗教或是民族而為的「開個玩笑」，下場就不是那麼稀鬆平常。例如把「法國－伊斯蘭」的位置抽換為「男性－女性」或是「漢人－原住民」，正是因為基於性別、種族、國際局勢上的權力不對等，使得權力大者往往才有開玩笑、散佈言論的空間，而沒有權力的一方，就只能無端地接受未必好笑的玩笑而已。
至進一步地來看，人們現在如此鄭重地對待「和平」這個詞，要高舉和平而憎恨一切關乎暴力的形式，然而人們卻未必真的如自己想像中地在乎和平。
比如當歐美以和平的大手，用坦克與軍隊進入伊斯蘭國家時，我們就未必能夠對和平有同樣程度的關懷與愛護。在傳統媒體再現上，詮釋與言說的權力與生產、揀選、設定新聞框架的人息息相關，資訊的地表並不平坦，首先我們可能得先理解，文化多是經由社會學習與建構的，也於是那必然是權力與政治的場域，是個經由各種意識形態角逐競爭的結果。
自由主義的多元文化主義，多半未能仔細考慮在國際關係中各國權力的作用有強有弱，忽略發展不均的地理現實，導致問題被視為是個人或是單一族群，未能顧及歷史與文化脈絡。擁有六百萬人口的穆斯林，伊斯蘭教是法國的第二大宗教，由於勞動力需求，法國在戰後廣大地接收來自前殖民地的工作人口，在七〇年代起廣發工作居留證，移民子女就此長居法國，然而儘管穆斯林是為法國十分之一的人口，卻未在議會佔有任何一席，任何一個大都市中也未能夠見穆斯林擔任政治首長，政治實權是以一種迂迴的方式被淡化。
法國的穆斯民社群命運從未真的安穩過，甚至是他們的死亡，或是遭受到的、更為隱而不顯的暴力，從來沒有能夠得到同等的聲援。比如自2011年起的法國禁紗令，禁止女性信徒在公共場合內配戴面紗。官方說法是希望是依據世俗化原則，取消任何宗教象徵，同時以此阻絕在面紗下攜帶危險物品的可能，背後的意思正是預設所有的穆斯民都是潛在的危險份子，自由、平等、博愛，就到她們的面紗為止，此一針對特定宗教與性別的法令廣受批評，比利時卻依然跟進，甚至在去年受到歐洲人權法院的間接承認。
除了從禁紗令可以隱約看出歐洲極右派復甦的暗湧以外，更暗示了當代法國社會對異族或是他者的想像，在主流公眾意見之中是多麼地扁平匱乏。近年內法國極右派政黨民族陣線（Front National）竄起亦是個嚴重的現象。普遍而言，法國人多半會政治正確地否認該政黨的主張，然而高度的政治支持率，推送著他們進入歐洲議會裡的最大政黨，把一切社會的高失業率、經濟衰退、社會動盪等問題，歸咎給移民、穆斯林、街友與吉普賽人，把惡意向著明顯可見的目標流瀉，主張排外、消除社會福利，並主張光復法蘭西的民族驕傲。
我想自此，我們至少不能夠不知道，以宗教為名的暴力形式，不一定總要槍火砲彈，自意識型態上出發而落實到現實生活中，那些不可名狀的、不可細數的歧視與偏見，才是真正為人所忽視輕忽的無聲暴行。
查理之死尚未超過二十四小時，傳統媒體與新媒體上的各式新聞生產都還在路上，同時我們也正是新聞的生產者，在私媒體之中，我們就是有能動的詮釋可能，我們可以是積極產出意義的人，我們有能力選擇，放棄與仇恨站在同一邊，而只是盡力地去理解。
如果我們都是查理，如果我們也能夠接近那十二具死亡的身體，那我們應該就也有能力，選擇不去詛咒所有穆斯林，在我們日常生活的每一寸之中，維持和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