連勝文的絕命動保政策？

來自天龍國的黑心豪邁

首先，從「零安樂、不撲殺」開始說起，其言下之意，恐怕正是「要牠們自己死一死」。在收容所的工作環境未能提升改善之前，人道撲殺（安樂死）比例的降低，代表的正是自然死亡率的提高。不施行疫病犬隻的人道處理，只是讓收容所的瘟疫，早先一步在病痛中結束牠們的生命。

而連勝文在回應台北地區的收容不足問題時，大方地說出「往南走，雲嘉總可以吧」的豪語，更讓動保團體火上加火，除了雲嘉地區的動保經費，加總起來可能才剛好超過台北市的十分之一以外，收容所更不該被當成唯一、主要、甚至萬全的解決方法。

空間不足導致壓迫、醫療資源短缺、從業人員的工作條件不佳，都是在收容所不可能善終的原因。但牠們其實可以根本不用進收容所，與他者共生的意願，並不是「把他們丟到一個看不見的地方自生自滅」，而應該是在既有的社會空間中看見生存上的差異，並且試圖以資源的分配，填補彼此之間的斷裂。

管控街頭浪犬的方式很多，現下最為可行的辦法之一，便是動保團體強調的「精準捕捉」與「TNVR」 。儘管針對R的放回原地（release），仍在各地脈絡有不同的爭議，但我仍然認為這是當前肯認「無家作為一種生命形態」的出路與方式。（延伸閱讀：流浪動物收容及政策檢討）

同時我也想指出，領養很重要，但領養並不可能也不會取代購買。人們購買寵物的原因，並不是嫌十二夜不夠可憐，只是寵物的購買與消費，已然是一個時代的人們對於品味建構的過程。但同意購買，亦不等同於要放任糟糕的繁殖場。

在台灣的社會脈絡下，在地方勢力與人情政治的糾葛之間，許多糟糕的繁殖場竟然都是合法的，如同不美麗的美麗灣，是一種執政者的公然裝死，也是想拆卻拆不掉的病灶。（延伸閱讀：近十年特定寵物／犬隻繁殖買賣寄養爭議相關新聞）

這個公私間的利益之結不打開，惡質繁殖場只是會繼續被藏在看不見的所在，僅在台北市的取締措施，並不足以遍施其他真正需要的縣市，也就是對繁殖場而言，最簡單的做法就是「丟到台北市以外吧！」

號稱取締黑心的豪邁話術，只是把不想看的地獄，蓋在別的地方而已。

犬必有家？

街頭流浪狗的來源，並非全數來自民眾或繁殖場棄養，其中一大部分，正是由未結紮／半放養家犬與棄犬繁殖而來的「天生浪犬」。 牠們多半從未走入家庭，卻可能因處於人類社會的邊緣地帶（郊區、工地、廢墟、河濱），藉著我們生產的剩餘，維繫族群的生命。

流浪貓狗的送養不完，並不在於台灣人不夠有愛心，而是在於若把「流落街頭」當作個問題，那浪犬當然就是個問題。

在回答「街上的流浪貓犬，需要被歸零」之前，我們可能需要先認知流浪動物本身，就是個十分現代的概念。自從台灣開始不均地現代化以來，我們幾乎全盤地接受一種以西方現代主義為主的都市規劃，城市被設計為人類服務，然而這些市政規劃，未必皆納量了非人物種的生活，也於是隨著現代都市之起，牠們便化生成市政者急欲解決的一縷幽靈。

以都市生活來說，「人類—犬貓」的親密關係，便只存在一種「飼主—寵物」的形式。我樂見毛小孩作為家人的生活形貌，然而卻也必須提醒：當意識形態落成為制度時，若法律只規範與承認一種人與動物的愛，將必然會否決掉在家屋寵物以外的互動可能。

例如我國現行法中，正是完全否定了「愛媽—浪犬」的這種組合。一般常稱為愛媽的愛心媽媽或愛心爸爸，是指多半會固定在定點餵食流浪動物的餵養人，台北市政府曾經和民間動保團體合作，在結紮、管控、與餵養人的配合下，成功地創造幾個人們和流浪貓共生的社區。但是現在的《動物保護法》正是將餵養人與流浪狗流浪貓，陷於法外的真空地帶。（延伸閱讀：動保案件究竟保護了誰又傷害了誰）

以（西方）普世價值提倡的動物福利與五大自由，其實正是在強調「犬必有家」，以致擬人化後的伴侶動物模樣，幾乎成為當代人心中貓狗的唯一典型。但或許台灣本土社會中，可能就早以存在與動物共生的模式，而未必需要向海外的「動保先進國家」協尋，否則在市政規劃的程度上，階級的暴力將會無聲地泯除其他人犬互動模式，無視於其他家庭與人類社會（尤其是非西方社會），與動物互動的真實可能性。

我尊重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作為個人實踐，但倘若上昇到市政層次，便必須指明這種想像過於霸道，只是單純為了終結自己眼中的不潔，而他所謂的那些快樂，從來不可能就地發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