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杯的大棒棒，你爽到了嗎？

一個月了，世足賽幾乎踢翻了整座地球。隔著十幾個小時的時空差距，電視機前的人，沙發上的人，拿著啤酒的人，島上的許多人，都在螢幕前為四年一次的盛事心痛與歡呼。

然而當世界杯的美麗過去，又有什麼會留下？天價建設的足球場選手村，排除了過往社會福利的公共開支，十二座城市的十二座足球場，在檯面上覆蓋一百一十五億，在召喚出一場風光的國際賽事之前，倒已經先召喚出數百萬反世界杯（anti-World Cup）的抗爭者走上街頭。（延伸閱讀：連結1、連結2）

但是這難道不是我們想要的嗎？一座國際化、充滿競爭力、帶來高度消費金流的城市？巴西人難道不應該覺得榮耀？當各國首都仍為了世大運、設計之都爭先恐後地排隊跌倒的同時，我們是不是在心底希望辦一場屌爆了的世界杯？一場好棒棒的世界博覽會？

英國社會學家Maurice Roche認為，舉凡世界杯、世博、奧運此等吸引超龐大人流與金流的國際活動，是一種此生必看（must-see）的「超級賽事（Mega Event）」，正是國家追求現代化的老戲碼，在近二三十年成為競爭資源的新賭局。

一般來說超級賽事的發展背景，是因於都市與國家發展在戰後停滯停滯不前，公部門於是聯合私人企業，共同舉辦以公共文化（public culture）為名的國際會事，以提高公共建設支出、連帶地捲動各個層面的經濟。

時間是七〇、八〇年代，當新自由主義以英美為起點，開始席捲全球的同時，原先應為地方政府權責所在的公共服務，逐步地市場化與民營化。政府的角色自原先介入公共事務的都市經理主義（urban managerialism）中撤手，逐步轉為強調市場力量的都市企業主義（urban entrepreneurialism），以公私合營的方式，讓私人資金得以假手左右土地開發、社會福利、照護安養、文化營造等公共財，並肯認透過自由市場機制，能夠淘汰過往不具市場競爭力的商品與服務，使得社會福祉最大化。

這種對經營都市的模式轉變，值逢八Ｏ年代後歐美國家的工業衰弱，在戰後各級產業的需求已然消褪，畢竟和平的世界不是那麼賺錢，好在資本主義最大的優點正在於「需求永遠可以被創造出來」，產業的停滯逼使企業開始尋找出路，順著新自由主義大浪，經濟上與政治上的權貴階級聯袂合作，巧借「超級賽事」的名目，得以文化、發展、進步之名，增加公共建設、大興土木，超級賽事便成為拯救都市發展的萬靈丹——世界杯將會榮耀我們，而我們也將因世界杯榮耀於歷史。

超級賽事已然是都市更新的最好用的保險套，不但可以向市民保證一切在安全、正當的情況下發生，更可以達到政商同盟的集體高潮。

也於是在全球化之中，都市成為最值得被榮耀、用以賺錢的地方，但世界杯的大棒棒，到底苦到了誰？又爽到了誰？這或許才是我們該時時檢驗的。

為了打造承接超級賽事的現代之都，地方政府、國家勢力、地方財團、專家學者、傳播媒體之間，自原先處於不同階級、身處不同利益的各種人群，為了共同的城市發展目標，相組成為成長聯盟（growth coalition），協力推動都市更新與建設的各種項目。相較於傳統都市建設的鋪路造橋，超級賽事已然成為都市更新與開發的新工具，更使得受害／受益者的圖像更為模糊。

以超級賽事作為火車頭的都市成長列車太快，趕不上的人大有人在。就算不計入巴西世界杯虛報的2.75億美元，即使貪污也被處理的乾乾淨淨，改善城市形象的夢想工程仍無法解決種種的不公義／不公益：被迫遷的貧民窟、青年就業、薪資結構失衡、需要醫療的人仍然無法得到治療。

如果一個光彩明媚的未來，如果一場風光全球的世界杯，是先把邊緣少數的弱勢權利置於祭壇，那我們還需要嗎？我們仍然想要這種超級賽事嗎？

世界杯如果還是太遠，我們有更近一點的：二〇一七年的世界大學運動會將在台北舉辦，預算兩百億之中，到底又是誰受益的多了？作為一個二十一年的台北市民，我很想請問台北市政府當局，我們真的「需要」一場世大運？而這真的會帶給我們什麼嗎？一個殺死老樹的林口選手村？一個破壞永續的松菸巨蛋？還是一群承辦不動產建商，在不透明的政商結構中賺得的滿滿口袋？

無論在世足或世大運，對一個需要存錢15年才能在台北買房的八年級生來說，國際級的賽事結束後，隨著外資進場、房市炒作，我仍陷於世代不正義之中，我將更加ㄧ無所有。

有人得分，有人失分，有人一直贏得比賽，有人終將玩不起遊戲。

二〇一六里約熱內盧的奧運就在兩年後了，世界級的超級賽事不會暫停，都市開發的名目不會止息，假如真的可以向現正世界杯的巴西人問候一聲，我想問起你們：你們真的因為世界杯，更加幸福了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