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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對「提問」玩肩帶義憤填膺?

圖/ingimag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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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位以政治搞笑為特色的網路名人,最近引發一波關於性騷擾議題的激辯。起因是他在自己的臉書頁面上提問:「高中時,班上都會有幾個像羅瑩雪這種恰北北的女生,你們敢去玩這種人的肩帶嗎?」

雖然有些人覺得好笑,但這提問也引起了更多的質疑,其中不少人是在政治上反對羅瑩雪,卻不認為這是個好笑或正確的發言態度。他們認為這雖然只是個問句,但也展現了輕蔑女性的立場。有些評論者甚至指稱,這種玩人肩帶的想法,就算只是想法,其本質上就是性騷擾。

如果認為這樣的言論是種性騷擾,那當然應該去釐清性騷擾的要件。在法律上,我們的確對於性騷擾有明文規定,如果你真的去玩她人的肩帶,那的確很可能被判定是性騷擾,但若只是如前述那樣的「提問」,就很難算是符合性騷擾的要件。

但這種提問還是引起許多人的不悅,那這種不悅感要如何解釋?或許就只能從倫理學的角度來切入了。我想不妨就從運動倫理學曾有過的實務爭議談起。

有種體操運動的項目叫「高低槓」,是專屬女子選手的比賽。因為參賽女選手身材較矮小,加上安全考量,教練(通常是男性)會在高低槓的四周保護女選手,必要時,可以「撐抱」選手上槓。

這種男教練與女選手之間的肢體接觸,通常不會被視為性騷擾,因為這是運動過程中的常態需求。但在兩種狀況下,就算教練與選手之間的接觸一如往常,其接觸動作也會突然轉變成性騷擾。

第一種狀況,是女選手變得不願意被教練碰觸,而男教練並不知道選手這樣的轉變,還是照常去碰觸。

第二種狀況,是女選手的想法未轉變,但男教練轉以滿足性欲的態度來觸碰女選手,而這種態度在事後被女選手得知。

類似的狀況也會發生在競技啦啦隊這種運動,或是男女成員有大量肢體接觸的環境。多數學者都認定這兩種狀況均為道德意義上的性騷擾,但為什麼是呢?

早期的主流理論是「傷害說」,認為這種行為造成了實質傷害,所以是錯的。雖然這兩種行為模式都沒有傷害到女運動員的身體,但是在女運動員的心理上造成了某種創傷,可能讓她之後無法其他男教練保持良好互動,並進而影響其運動表現。

但這種傷害要怎麼評估?如果無法客觀評估女選手心中受傷的程度,那我們就很難定出外在的行為規約去限制這樣的狀況。特別是上述的第一種狀況(因為女選手變得不願被接觸),女選手會強調自己受到傷害,但旁觀者可能會認為這是女選手內心的小劇場,無法感同身受。

因此晚近興起了「同意說」來補足傷害說的缺漏。同意說主張,如果你沒得到我的同意,就對我進行各種言語或行動上的性意味接觸,那就算是性騷擾。這就可以解釋上述第一種狀況為何是性騷擾,之後我們也可以擬出倫理規範,要求教練在每次接觸選手時,都要先主動詢問肢體互動的許可程度。

不過,同意說就比較難解釋第二種狀況了。因此學界認為,在倫理上判定性騷擾時,需要同時考量傷害說與同意說,才能相對整全。

但這兩種「說」,能解釋我們對於「玩肩帶提問」的道德義憤嗎?我們並不是這個提問直接的受害者,甚至連羅瑩雪本人,都不見得是這提問的真正受害者,就算有某些女性在高中時曾是「玩肩帶」行為的受害者,但這「提問」本身並不是「傷害」她本人,也和她是否「同意」無關。

那為什麼這種「提問」會讓人覺得是性騷擾?有些論者指出,我們之所以會對這種提問生氣,是因為我們「想像」自己也是受害者。道德想像的確是常見的行動,我們經常設身處地為被害人著想,或者想像自己在同樣的情境下,是否也會成為加害者。

但光是以「道德想像」來解釋群眾義憤,仍不足以突顯這個事件的深層道德意義。

不論是同意說或傷害說,都是行為倫理學的主張,而行為倫理學看重單一行動的分析,認為我們可以針對每一次的行動作出道德判斷。但問題在於我們的社會並不是許多單一行動的「集合」,而是許多行動串接起來的巨大「脈絡」。每個行動彼此之間存在複雜的互動關係,沒有那一次的行動是孤立的。

這個「提問」之所以會引起群眾的不滿,不只在於它傷害到羅瑩雪或其他曾經是高中女生的女人,而是它衝擊到這個社會運作的德行脈絡。這類「提問」傷害到「信任」或「信賴」這種德行。

某些行為之所以可以被接受,是因為雙方或社會整體存在信賴關係。像是「玩肩帶」,如果雙方存在信賴關係,或許就可以被接受了。一旦這種信任關係被破壞,那在前一刻還可以被接受的行為,其道德價值就會立刻翻盤為不可接受的。

從德行論的角度來看,「玩女生內衣肩帶」這種行為,或是「提問」是否會玩女性肩帶這行為,其對錯不只在於該行動對當事人兩造的影響(傷害論),又或是否取得明顯得合意(同意論),而是這種行為可能破壞這個社會的原有的信賴關係,讓我們突然感覺身邊存在危機。

在結構複雜的當代社會中,我們需要維持大量的信任關係,才有辦法活下去。我們要相信紅綠燈運作正常,相信店家提供的食物安全,相信身旁的路人不會轉身砍你,當然,還有相信公車上後座的男士不會玩妳的肩帶。少了這些信賴關係,我們將一步都難以踏出去:馬路的下方可能因為偷工減料,是掏空的。

因此,只要發生破壞信賴關係的行為,我們都會成為「當事人」。這也就是為何「提問」所招來的道德義憤很可能超過實質的「玩肩帶」。甲去玩乙的肩帶,基本上是這兩人的法律與道德互動,其他人只是道德評論者。但若是針對不特定人的「提問」,就會把大家帶入共同的道德現場,人人都會成為當事人。

許多女性原本可能認為身旁男性對於其貼身衣物沒有攻擊的意圖,但她現在會開始懷疑,因為她看到許多男性對這類提問不以為意,甚至還出言支持。同樣的,許多男性也會認為這種提問破壞了他們和女性好不容易建立的信賴關係,而要重建這種關係,需要耗費大量的機會成本。也就是說,提問者也傷害到了這些男人。

不只是性騷擾,而是破壞信賴關係。這就是「提問」玩肩帶與否的真正道德問題。

在網路新媒體時代,公眾人物的私人談笑,會以過往無法想像的速度和規模向外傳遞,並產生巨大的影響力。將之解釋為朋友之間的互動,並無法緩解或避去其所產生的道德後果。我相信這類型的問題不會只是個案,在未來很可能會不斷發生,因此理解這種效應並自我克制,會是公眾人物新的社會責任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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