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大運反恐意識不足，才是台灣人該思考的國際議題

周偉航 23 May, 2017

以下這幾則近期新聞，你可能有印象：「不願看中國新聞 vs. 逼大家看中國新聞」、「國安會秘書長換人」，以及「世大運採用暫時性之拼裝式游泳場館」。對一般讀者來說，這些是沒什麼相關的新聞，但我認為這些事件可以由一個問題意識串起來：

世大運這種重大國際賽會剩不到一百天了，為啥沒人注意反恐強度不夠的問題呢？台灣人的國際觀只有中國觀嗎？為何相關單位還在討論一些純嘴砲的爭議？

大型賽會與恐怖攻擊的連結是個常識。就算再沒國際觀，多數台灣人也知道舉辦大型賽會時，各主辦國的反恐的層級會大為提升，甚至投入平日數倍的編制人力。因為賽會新聞一定會講到這點。

略有史地概念的人，甚至還能從慕尼黑奧運的黑色九月事件（巴勒斯坦恐怖份子襲殺以色列代表團成員）談起，歷數之後各種大型運動賽會中的相關防治措施。

但輪到台灣自己辦，大家就似乎同時忘了這件最基本的事。世界大學運動會即將在八月下旬開賽，這是僅次於奧運等級的賽事，但台灣媒體近來除了公關廣宣部分，也只關切中國不「團報」的議題。

世大運裡消失的防恐

那麼政客呢？吵的是柯文哲採用暫時性改裝場館是否明智。主管防恐的國安單位呢？討論國安會新任人事時，各界思考重點似乎只有「兩岸武裝衝突」，好似除了中國會對台灣產生威脅之外，其他國家或組織都是充滿善意的「小朋友」。

民意代表呢？執著於藍綠小格局，顏色不同就「森氣氣」，號稱全力監督，卻無人監督到這點。其他社會賢達呢？走在台北街頭，我想有眼睛的人都看得出來，維安並沒有任何升級或可能升級的態勢，而那些自認頗有國際觀的十方大德，卻絲毫不覺得這種反恐規格對不上他們的「國際常識」。

就體制面來看，台灣因為被綁在兩岸關係中，平常幾乎沒有外交活動，也就不太涉入國際恐攻關係鏈中，但仍會配合反恐，適時支援防治與圍堵的工作。

警方與國安單位也有反恐相關編制，但因為國內極少發生涉及國際組織的恐攻事件，因此這些單位就像多數國軍實兵單位一樣，操演會跑，SOP一堆，但執行經驗不足，習於接受國際組織的資訊餵養，缺乏自身的監控網絡與反應機制。

更大的隱憂是台灣人普遍對於恐怖攻擊沒有啥警覺。要反恐防恐，純靠政府之力，必然耗費大量資源；看中共的維穩費用直逼國防預算，就知道這做法搞不長久。要真正有效反恐防恐，需要一般百姓的配合與支持。

但要引入「民力」，百姓就得先對此有相關概念，不然他們哪知道什麼是可疑人事物呢？而台灣百姓對於恐攻的概念，多屬「過與不及」。「過」，像是看到穆斯林就認為是恐怖份子；「不及」，則是全無警覺，在公共空間發現棄置的行李箱，想的並非通報警方或場地管理單位，而是直接認定那是某個天兵滑手機滑到忘了帶走的，放著他自己會來拿。

少了這種集體意識，光靠監視鏡頭、人力巡邏、大數據海底撈針，恐怕還是很難找到真正的問題人事物。而只要有一條漏網之魚，這魚游進了賽事現場或週邊，那世大運就會轉變成世界級的大悲劇。

做了沒票，乾脆不做

但責怪百姓沒有意義，因為百姓之所以對此無意識，主要是因為政府與媒體並未正視此類問題。若是拉高層次來看，台灣政客在思考個人前途與國家方向時，都著重於意識形態或大規模社會改造（包括硬體的基礎建設與軟體的法案改革），對於「風險控管」的意識，一直是相對薄弱。

為什麼？因為覺得做這種事「沒有票」。如果你做了，因為通常不會出事，百姓只覺得是浪費錢，而且就算你做了，也還是可能會出包。但細觀台灣近年引發民情波動，甚至讓政權改朝換代的事件，從洪仲丘案之「結構殺人」類，以至於鄭捷案等隨機殺人事件，就量化角度而言，其所造成的傷害並未明顯大於其他常見刑事案件，但因為社會處理類似風險的機制嚴重不足，也就引起百姓相對強烈的情緒反饋。

這種事應該做，但我們過去想得太少，以至於火燒屁股，也很可能拿不出辦法。世大運舉辦已迫在眉睫，要增加大筆反恐資金與編制人力已不可能，尚稱可行補強操作方向有三：

第一，將世大運比賽的廣宣活動部分，由單純介紹賽事活動本身，轉變為說明反恐之基本需知與SOP。此舉一樣能宣推世大運的賽事本身，又可以提升相關的知能，並且暗示百姓人人對此都有責任。

第二，針對賽事區域之中小學進行反恐之基本知識宣導。賽事舉辦時間為一般學校之暑假，因此中小學生很可能成為主要的志工或觀眾，相對風險也較高。而針對學生之宣導，往往又可透過家庭聯絡機制而對家長產生作用。

第三，政治人物應明確表態對此事的認真態度，讓相關執勤單位成員認知此事的嚴肅性。也就是說，必須讓下面的人皮拉緊，讓現有維安人力清楚「這次是玩真的」。

台灣一直未受國際恐怖組織的直接威脅，其實是幸，也是不幸。筆者在大學的課程裡，有一小段會涉及中東的恐怖攻擊歷史背景，在說得天花亂墜之餘，也必須面對許多大學生分不出巴勒斯坦與巴基斯坦的現實（其實很多教授也分不出來）。為了幫課程做結，總以一個隨堂問題協助學生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