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建言還是幹話？——如何判斷參考意見
自從一例一休再修法以來，台灣充斥著各種相關的意見表述。從「台灣沒有過勞死」到「功德論」，還有從「想加班卻不能加班」到「每個月少賺兩萬」，有些你或許會覺得「至情至性」、感人肺腑，但有些則不太順耳，甚至覺得是一等一的幹話。
但要擬定政策或修改法律，在學術理論與政治實務之外，還是多少要參考十方大德與社會賢達的意見。但各方言論往往又有兩極之差，不可能全部聽從，那麼到底政府或民意機關該參考哪些意見來修法，又該把哪些意見排除在外呢？
公共論域裡的眾生喧嘩
當台灣出現言論自由之後，公共論域裡頭的意見也「多」「雜」不少，這也讓許多威權時代的老人大嘆「台灣就是太自由」。不過，讓各類意見都能呈現，至少有以下幾個好處：
- 讓大家都講話，就可以透過比較看出誰是真正的笨蛋。
- 可以避免遺漏值得參考的少數意見。
- 之後如果出了狀況，那就可以找到該負責的人。
- 大家都講過了，也就沒啥好馬後砲的空間。
但讓大家講，不代表掌權者需要照單全收。如何去蕪存菁，往往是比促成各界大鳴大放還難的事。
台灣近年來都是採行半調子的審議民主，往往是專家學者或社會賢達的意見，政府才會當一回事。但以大教授之尊而講出白目意見的，其實也是不少，過往審議過程中也有許多諸如「我開林口到泰山都不會塞呀！」「推鳳飛飛對抗Super Junior！」這種彷彿和大家生活在不同次元的意見。
那在各行各業有所成就的「社會賢達」呢？這也不免陷入「有錢就是霸氣」的問題。像近來「台灣沒有過勞死」之說，就是來自「成功人士」的寶貴意見，一旦涉及了自己的錢時，人講話就很難客觀。
那找不求利潤的公益、慈善團體代表呢？有些言談之間的宗教味或意識形態很重，不可能引為政策意見（像「功德說」總不可能入法吧！），有些則想把公權力引導來實現其團體的目標，其所帶來的問題就和「成功人士」差不多。
是建言還是幹話？七大判斷標準
那該怎麼辦呢？在判斷「是否應該參考某一種意見」時，批判思考理論還是提供了一批判斷標準，以下就分別來談。
第一個標準是「個人資格論」，就是說話的人，是否對於其發表意見的主題擁有專門的經驗或知識。與前述那種只是教授或只是有錢就被認真看待的狀況不同，能派上用場的資格論，在專業分野上會「能細就細」。
像是要討論是否開放A片，就必須找相關著作權或猥褻物的法學專家，以及有在研究A片的學者（如林芳玫教授），與業界的第一把交椅（如「一劍大」）。那種只是愛看A片的，或是專長是電影、電視的學者專家，就相對不適合。
第二個標準是說這話的學者專家，在表達意見的當下的個人狀態是否嚴謹。這標準就比較常被人忽略了，大家總是看掛個教授頭銜，就認為他的話是「寶貴意見」，但有時大教授也會開玩笑或講反話（像李茂生老師），這種意見該怎麼處理，就該特別小心。
有些專家也會受到隱藏的宗教信仰或意識形態所影響，而扭曲應有的專業發言，出現一碰到特定主題就「起乩」的現象（這在同婚議題中屢見不鮮）。要區辨其心智是否「正常」，往往需要同領域專家的鑑別，因為他們熟悉相關學術或專業的「典範」，較能看出某人是否「還在狀況中」。
第三個標準是言說者的信用度。一個人是否可信、可靠，是要花時間累績的，一個突然蹦出來的人，其言論本來就相對難以獲得他人的信賴，除非有一些信用度很高的人出面幫其意見做保。
這標準可能被批評是「因人廢言」、「對人不對事」，但在各方意見擁有相同客觀證據的狀況下，我們本來就會優先相信那些信用度較高者所講出的意見。
第四個標準，是講話者是否和這議題有利益牽扯。台灣就那麼小，只要是某個領域的專家或學者，很難不會「包」到相關的工作，也就可能和利益人士有牽扯。
當然，也不是說扯到金錢關係，他的意見就完全不能聽，在整合民意時，相關業者的意見，有時還是最重要的施政參考，像是勞基法的修法爭議中，勞方和資方的意見，就該放在較優先的順位來考量。因此重點在於呈現發言者背後的完整利害關係，在參考其意見時一併將之列入考量。
第五個標準是發言當時的情境是否能產生額外的客觀支持。在法庭上講話，可信度與可靠度普遍在髮廊講話來的高。這種情境對於言論的支持力道，通常是可以客觀評估的，往往也和這個情境背景（如媒體或場合）的累積信用度有關。
第六個標準是資訊的轉手程度。這倒不難理解，因為第一手資訊當然是會比轉了幾手的資訊要可靠。所以聽院長轉述高鐵阿伯說他小孩的故事，不如直接找這位年輕人在法庭或公聽會上提出證言。
第七個標準或許是最重要的標準，就是這個資訊與我們「知識之網」的結合程度。我們的人生經驗和學習而來的各種知識，會整合成一個龐大的知識網絡系統，這個知識之網中的資訊能彼此連結，相互印證。
若突然出現一個和知識之網任一部分都無法連結的資訊，你可能會直接持否定的態度，不過這種資訊仍有可能是真的或可靠的（像是認定地是平的社群第一次接觸到「地球」這概念時）。我們只能透過不斷精進與修正的過程，來提升自己知識之網的涵蓋程度與穩定性。
而透過社會公共議題的溝通過程，也可以精進或修正自身的知識之網。依前面的六種標準，我們可以過濾出相對值得信賴或可靠的資訊，若這種資訊能整合進我們現成的知識之網，那當然就可以接受。
如果發生矛盾呢？那我們就應該尋求更進一步的證據，必要時，我們可能必須放棄現有的大部分信念。這並不是件很困難的事，像我這種差不多四十來歲的人，多半都在生命的某個階段，突然發現學校教我們的歷史與地理，存在巨大的矛盾，然後我們就放棄那一部分的「知識之網」了。
透明客觀，不被意識形態綁架
透過上述個標準，你可以發現許多社會賢達與學界先進的意見非常脆弱，但這對社會來說並不必然是件壞事：當企業主胡扯台灣沒有過勞死時，多數人為了反駁、批判他的意見，反而精進了對於過勞死的客觀認知。
以批判心態觀察任何出現在眼前的資訊，就能避免讓你成為一個抱著「破網」不放的人，也能讓你有機會產出具有說服力的意見；若不這樣做，你就有可能被騙。
但你被騙，損失多半只是個人的私有財。政府大員若是抱持同樣破敗一張爛網，隨便相信一個不知那來的企業主或高鐵阿伯，那造成的損失很可能是全面性的。這也是在公共事務上，我們會追求透明、公開，盡可能依客觀理性而為，努力避免特定意識形態綁架的重要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