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斯諺／文學詮釋沒有唯一解，挖掘作品的好才是王道

沃草烙哲學 23 Oct, 2017

身為一個小說家，對於評論家或讀者的讀後感總是懷著既期待又怕受傷害的心情，這是因為作者總是希望讀到好評，但又怕最後讀到的是摧毀信心的負評。相信大部分的作家都跟我一樣，希望自己的作品被稱讚。畢竟，有誰寫書的目的是期望被讀者罵呢？

但是，被讀者稱讚是一件很微妙的事，讀者往往能從作品中讀到許多作者原本沒想到的事物。在此我可以公開一個秘密，很多時候作家被讀者稱讚而臉紅並不是因為開心，而是因為心虛：「其實……我的作品根本沒有要表達你說的那件厲害、偉大的事。」

讀到這裡，讀者們可能很快發現這又是一個典型的、永恆的詮釋學爭議：評論者到底該不該讓作者的創作意圖介入作品的詮釋？這個在分析美學界已爭論將近七十年的經典議題，引發出不少耐人尋味的詮釋理論。在過去的文章裡，我們曾介紹過的如下：

評論藝術作品，需要看作者臉色嗎？
解讀藝術作品，為何需要考慮作者意圖？
看不懂藝術品時，為什麼不該問作者？
連作者都不知道答案的國中會考考題？

今天，本文要介紹美國哲學家郭德曼（Alan H. Goldman）提出的「價值最大化理論」（value-maximizing theory）。¹郭德曼對創作者極為友善，他主張詮釋者做出的作品詮釋，應該要最能凸顯作品價值的詮釋。

也就是說，詮釋作品時，評論者應該放在心中的指導原則是：「挖掘作品的好才是王道」，如果在合理的限制下我們可以把作品說得更好，就不應該把它說得較差。²

限制詮釋的客觀要素

先談談什麼叫做合理的限制。郭德曼認為，作品詮釋必須受到某些客觀事實的限制，並不是怎樣詮釋都行。要怎麼把這些限制講清楚是個問題，但如果我們向文學之外的藝術類型（如視覺藝術與音樂）尋找線索，就可以得到一個重要的啟示。

觀察藝評或樂評，會發現在這些詮釋裡的客觀限制相當明顯，即對於作品元素的真實描述（true description）。不同人可能對一幅畫在表達什麼或許沒共識，然而他們卻不太可能對一幅畫的顏色、線條構成之描述沒共識。

例如，羅斯科（Mark Rothko）的著名畫作《無題（黃與藍）》（Untitled -Yellow and Blue），圖上主要只有黃與藍兩個大色塊。你可以認為這幅作品是在表達「某種平靜」，甚至可認為這作品是在惡搞某國國旗，但無論如何，你都不能主張「畫中有十個色塊」或是「畫中有綠色跟紫色」，因為這些敘述都不是真實的描述，而奠基在不真實的描述之詮釋，也不會是恰當的詮釋。

音樂也一樣。音符及音符之間的關係都是客觀的，無論樂評家如何詮釋貝多芬的《命運交響曲》，都不能否認該曲以連續兩次的四個「短─短─短─長」的音符開場，因為這是對於該作品的真實描述。

或許我們會問：在視覺藝術和音樂裡，上述客觀性是怎麼來的？

那是來自詮釋者對於作品的「直接感知」（direct perception）。這些被直接感知的元素不需要詮釋。我們怎麼知道羅斯科的畫作上有兩大片黃與藍的色塊？因為我們能直接看見，只要具備正常的視力，一看見就能知道。直接感知作品而來的、對於作品元素的描述，就構成了詮釋的客觀限制：詮釋必須建立在真實描述上。

這個階段，郭德曼很小心地區分了「非詮釋性描述」（non-interpretive description）與「詮釋性描述」（interpretive description）。前者指的是藉由直接感知而得來的描述；後者指的是有一些對於作品的詮釋語句，簡單而顯而易見、無爭議，可被所有詮釋者所認同，所以我們應該將其視為描述語句而非詮釋語句，因此成為作品詮釋之客觀限制的一部分。

例如，要判斷康斯特伯（John Constable）的畫作《威文豪公園》（Wivenhoe Park）是在畫鄉村風景，光是直接感知到作品的顏色與線條組成可能還不太夠，我們必須能夠辨認出畫中有河流、草地、農家、乳牛，並確認畫中所在位置是鄉野而非都市。

過程中，某種程度的理解與推論已經產生，不過這個結論似乎不會引起任何質疑。在這個意義上，「《威文豪公園》是在畫鄉村風景」仍有客觀性，因此郭德曼仍將這種語句歸類於描述而非詮釋，因此能成為詮釋的客觀限制：如果你的詮釋的前提是「《威文豪公園》是在畫科技都市風景」，就違反了這個限制。

接下來，我們把上述討論應用到文學。

閱讀文學作品時，我們「直接感知」的部分會是什麼呢？當然就是透過文字的語言使用慣例所捕捉到的語意內容，郭德曼稱為「標準語意內容」（standard semantic contents）。例如，《三國演義》第十四回，兩大猛將徐晃與許褚第一次交鋒，有如下敘述：

（曹）操出馬視之，見徐晃威風凜凜，暗暗稱奇；便令許褚出馬與徐晃交鋒。刀斧相交，戰五十餘合，不分勝敗。

如果讀者們可以看懂這段在寫什麼，那就表示諸位都掌握到「標準語意內容」，也就是透過語言能力掌握到的字面上語意。而關於這段文字的「非詮釋性描述」，也就是透過直接閱讀所得到對於作品的描述，例如：

「兩人交戰的武器是刀與斧」
「兩人戰了五十合」
「沒有一人敗北」

這些說法，就好像說馬斯科的畫有兩個大色塊一樣，都是客觀描述。任何詮釋都不能違反這些描述。如果有評論家說許褚的武力不及徐晃，因為他在第一次跟徐晃交鋒時打輸了，這樣的詮釋是錯誤的，因為它違反了由作品的標準語意內容所得出的非詮釋性描述；同樣地，如果評論家說曹操其實初次見面就看徐晃不順眼，想置他於死地，這樣的詮釋也是錯的，因為這樣的說法完全違背我們對文本內容的客觀描述。

多重詮釋性

除了上一節提到的客觀限制，音樂作品的詮釋還給了我們第二個啟示。作曲家完成一部作品之後，這部作品通常會被演奏或演唱出來。音樂作品的表演可視為是表演者對原作品的詮釋，這是因為很多細節無法表達在樂譜上，這些沒有辦法被作曲家明確指定的細節，就給了演奏者或演唱者詮釋的空間。這也是為什麼同一部作品的表演換了個指揮，或是換了個歌手，就會給聽眾截然不同的感受。

例如，曾看過電影《極光追殺令》（Dark City）的人可能會對女主角珍妮佛‧康納利（Jennifer Connelly）在片中所演唱的曲子《千眼之夜》（The Night Has a Thousand Eyes）印象深刻。³歌詞內容是敘事者對著自己的情人說話，警告花心的對方不可背叛自己，因為黑夜有一千隻眼睛在監視著（眼睛可能是隱喻星星）。由於歌詞並無指涉到任何性別，這首歌由不同性別或性傾向的歌手演唱，對聽眾而言可能會產生完全相反的詮釋。

郭德曼指出，更顛覆一點的例子也不是沒有。例如，要演奏莫札特的作品，我們可以用現代化的樂器或樂團規模來演奏，讓音樂聽起來煥然一新。這時候，有趣的事情發生了：這樣一個現代版的莫札特，大概不會是當初莫札特創作時所意圖實現的，因為就算是音樂天才莫札特，大概也無法想像這個現代樂團使用的樂器與規模。然而，應該沒有人會因此認為說，這個現代版的表演，是對莫札特作品的「錯誤詮釋」。

以音樂來說，我們似乎可以容許表演者對同一作品進行多重詮釋，即使這些詮釋互相衝突（如上述男性／女性的詮釋以及現代／古代的詮釋）。音樂表演的多重詮釋性並未被視為是缺點；相反地，正是因為這種多重詮釋性，才讓我們這麼享受音樂。郭德曼認為，上述觀察可讓我們重新省思文學的狀況。⁴如果我們樂於對音樂作品進行多重詮釋，那有什麼理由不用同樣的態度面對文學作品？

審美價值與詮釋

身為價值最大化論者，郭德曼給出了限制詮釋的客觀條件，也提供了支持多重詮釋的理由，接下來，他進一步提出一個標準來篩選這些通過第一關的詮釋：該詮釋有沒有放大作品的文學價值。

郭德曼背後的想法是，詮釋的目的就是追求審美的滿足感，因此詮釋者的工作就是透過解釋文本的細節，來說明這些細節的呈現如何顯現出文學價值，而這些詮釋必須是價值導向。如果作品詮釋能夠導引讀者發現作品中的某種審美價值，那麼這個詮釋就是可取或恰當的詮釋。

例如，李商隱晦澀的名詩《錦瑟》引發了很多不同的詮釋。原詩如下：

錦瑟無端五十弦，一弦一柱思華年。莊生曉夢迷蝴蝶，望帝春心托杜鵑。滄海月明珠有淚，藍田日暖玉生煙。此情可待成追憶，只是當時已惘然。

有人認為這是一首談音樂的詩，中間四句表達了錦瑟這種樂器的四種音樂表現形式；也有人認為這是一首愛情詩，描述詩人與一位名為「錦瑟」的女僕之間的愛情，中間四句指涉女僕能夠彈奏錦瑟的四種音樂；也有人認為此詩是詩人在年華將近之時，回顧人生的種種而唏噓不已。關於此詩的說法當然不止這些，為討論方便暫且先提這三種。注意，這三種解讀基本上都能通過郭德曼理論的第一關考驗，亦即，這些解讀都能套用在文本上。

價值最大化論者在此很有可能會主張，以上三種詮釋，即使互相有衝突，但都是值得採用的。因為它們不但以不同的方式帶領我們看到作品的價值，並且都具備某種程度的深刻性（都能夠以比較細緻的方式解釋最關鍵的中間四句用典）。

事實上，關於此詩還有一種常見的詮釋，主張這首詩是在描述詩人與不知名女子一段沒有結果的愛情，中間四句意義模糊，正好符合詩人混亂與困惑的心情。這種說法雖然也能通過郭德曼理論的第一道寬鬆限制，但對於全詩的解釋似乎不夠深刻。同樣是做愛情詩解，第二種詮釋不但賦予了標題更深層的意義，還透過錦瑟的音樂形式串聯了關於愛人表演的回憶。最後這第四種詮釋或許不是完全沒有讓我們看到作品的價值，但不免讓人覺得把作品的價值給說低了，理應還有更大的詮釋空間。

結論

要總結郭德曼的理論，就得回到開頭那句老話：如果在合理的限制下，我們可以把一部作品說得更好，就不應該把它說得較差；但是我們也應該要認知到，要把作品說得好可以有好幾種方式，而這些方式可能都難分軒輊，因此它們都一樣好，都一樣是可接受的詮釋。

詮釋並非恣意妄為，而是有客觀的限制條件，但是有這個限制並不代表我們只能接受單一的「正確解答」。相反地，只要某個詮釋能夠導引讀者去欣賞作品的價值，都應該受到重視。價值最大化理論不但替讀者保留了相當程度的詮釋自由，也降低了作者收到負評的機會，是眾多詮釋理論中少數能同時得到讀者與作者雙方認同的詮釋立場。

Alan H. Goldman, “Interpreting Art and Literature,” Journal of Aesthetics and Art Criticism 48 (1990): 205-14.
價值最大化理論的另一位辯護者為史蒂芬‧戴維斯（Stephen Davies），很有可能也是最早提出這一想法的人。由於戴維斯的理論在鋪陳上比起郭德曼更為複雜一些，為便於讀者理解，本文專注介紹相對容易吸收的郭德曼之理論。
原唱為60年代美國知名歌手鮑比‧維（Bobby Vee）。電影中的版本是原曲的慢板，在原聲帶中由歌手Anita Kelsey演唱。
事實上可延伸至所有藝術類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