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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詠盛/世界哲學大會在北京(三):民間哲學家是如何出現的?

五年一度的世界哲學大會,2018年在北京召開,超過7,000人參加。在這學術盛會裡,有一群人引起注意,這群未受過學院訓練的民間哲學家(民哲),不但在哲學大會報名發表文章,並且勇於批判學術大老。上篇文章,我們報導了學院哲學家眼裡,民哲的各種奇談怪論,這篇文章裡我想談談,為什麼中國會有這麼多勇於發聲的民哲?1

民哲如何誕生?

撇去那些沽名釣譽、意在盈利之輩,我們應當相信,民哲們確實對哲學思考本身頗感興趣。人是理性的動物,面對各式經驗現象,出於驚奇、或憂患,有諸多提問並不足為奇。有了問題,自然就要求解答,而民哲就是積極創造解答的一群人。

中國民哲背後,更有一些助緣力量。首先,中國以馬克思哲學立國,使得大家對哲學一詞有基本好感。其次,中國官方嚴格管制宗教團體,使得關於人生、宇宙或價值的問題,無法從宗教那裡得到太多資訊,而必須透過哲學。第三,過往年代學術資源不足,使得有志於哲學研究的人們,只能通過自學。

促使民哲興起最重要的一點,也是全世界都共通的一點,就是哲學的高度專業與制度化。以北京大學哲學系(暨宗教學系)為例,下分馬克思哲學、中國哲學、外國哲學、邏輯學、倫理學、美學、佛教與道教、基督教與宗教學、科學技術哲學等九個次級領域,儘管皆屬哲學,但研究方向卻可能毫不相關,彼此之間更不見得相互熟悉。

也就因為如此,加上概念分析的精細與問題意識的深入,要跟上哲學專著的思維脈絡,進入資訊對等的討論,對一般人而言越來越難。在此趨勢下,加上交流管道的缺乏,學者與民哲之間的落差必然越來越大。

這又可細分為兩點來說明。

不受學術訓練,差在哪?

首先,學術訓練的效果造成落差。從碩班新生算起直到到博士畢業,一名哲學學者的訓練,往往要花上六七年以上的時間。在這段期間裡,學生會選修課程、閱讀文獻與撰寫報告,在研討會、圖書館、各式期刊與電子資料庫中蒐集大量相關資料,以它們的整理、歸納與反省為基礎,最後完成一篇符合格式的學位論文。

而在撰寫學位論文時,往往有對於題目的文獻回顧,把握前人對此題目的已有觀點,再說明自身觀點相較之下有何優勢。如此一來,才不會浪費精力得出差不多的東西,學術也才得以累積與進展。

相較之下,民哲們儘管懷有明確的問題意識,但由於缺乏相關訓練,在概念定義、論證推演與理論結構上,不見得能達到學界要求的程度。在參考資料上,更只能靠著古代經典、有限的二手文獻與自身的生活經驗來提供解答。其所得出的成果品質,自然與學界中人相去甚遠。

舉個例子,在世界哲學大會的會議上,民哲「從中笑」滔滔不絕地說明「彩虹太極圖」對於人類文明的重大意義,後來有人發問:「這個圖跟周敦頤的〈太極圖說〉什麼關係?」

從中笑回答:「那是誰啊?」2

周敦頤的〈太極圖說〉,在中國哲學史上有其重要意義,有學者認為它開啟宋明儒學的宇宙論或本體論思維,但許多民哲沒有這類學界常識。缺乏哲學史訓練,代表民哲們多半不知古人對類似主題的觀點,自然也就談不上更進一步的反省與修正。

當然,這不是說民哲們的作品毫無可看性。它們或許能提供一些值得參考的思維方式,但這與學界所認可的學術價值相比,往往有不小距離。

少了哲學史,少了什麼?

哲學思想在長遠歷史裡變遷。有繼承、有轉化、有揚棄、有擴大,交織出一套概念術語、理論問題、論證方法甚至價值觀,形塑出了一套傳統。現今學界主要透過哲學史課程與哲學史著作,來傳承這套傳統。

在這些傳統裡,許多題問題早被研究過,就算還沒有令人完全滿意的解答,通常也有通過初步檢視的兩三種說法,可供我們參考與改進。若不能對這些說法有恰當把握,論文便難以得到學界的認可。畢竟人家聽發表,不是為了看你報告自己如何重新發明輪子。

但民哲們往往缺乏這樣的把握,就直接進行自己的論述。厲害的人,或許能暗合於當前的理論;次一等的,不過重複了古人已有的觀點;再次一等的,就可能連基本水準也沒有了。

也因為如此,學術人不容易看出民哲作品的學術價值。當然,大學生甚至研究生也可能有類似情況,但在教授的指導下,是可以逐漸改進的。

王陽明收了個民哲學生

接下來是個小故事,用以說明古代也有民哲。

明朝有個人叫王艮,從小跟父親經商,對儒家典籍特別有興趣,自己拿著《論語》、《大學》等書到處宣講。後來有個多嘴的說,你這套說法跟王陽明很像啊。王艮一聽,竟然有個搶信眾的,二話不說就去踢館。

陽明在當時已有極高聲望,不僅是因為他學問好,也是因為他在寧王朱宸濠叛亂時,非但沒逃跑,反而積極以巡撫身份安定人心、調動資源,一戰而生擒對方。

兩人見面,開始唇槍舌戰。王艮始則心高氣傲,中則心生敬佩,最後甘拜下風,主動要奉王陽明為師。但故事還沒完,王艮當晚睡覺前左思右想,越想越不對勁,後悔自己太輕率投降。隔天早上起來,王艮居然宣稱昨天還沒戰完,我要上訴!

「不輕從他人說法,好!」陽明似乎也不太驚訝,辯論再開,王艮仍舊不敵,這次他才心悅誠服地拜師了。後來陽明說:

向者吾擒宸濠,一無所動,今卻為斯人動矣!

可見真正讓陽明心動的,不是讓他得以聲名大噪、加功晉爵的平定叛亂,而是收了一個不肯盲從又頗為固執的民哲當學生。王艮後來開創了泰州學派,在儒家史上也是略有名氣的一號人物。

民哲也是一般人

王艮的許多行徑,諸如建立自身觀點、積極對外宣傳、不肯服從權威、強調反省批判等,都能在民哲們那裡見到。這也是我們希望哲學系學生所具備的特質,甚至是現代公民多少應有的特質。若然如此,為何這些特質在民哲身上,就有了截然不同的評價呢?

在現代學科體制尚未出現以前,在思想與知識交流尚未如此普遍以前,某些古代哲人的發言,或許也和現代民哲差不了太多。然而,當我們有了積累兩千多年的哲學史,更在論題、術語與論證上有了嚴謹標準時,學者們很願意耗費心力去為古代的艱澀文本給出合理詮釋,卻對現代民哲的發言不屑一顧。

王艮的故事更讓我們看出,握有學術資源的學者們,在面對民哲的質疑時,可以選擇避而不見,也可以選擇花時間與對方平等對談。當然,我在此並非主張學者們有義務和對方談,而是要說:如果哲學的知識、資訊與方法,可以更友善地傳播給社會大眾,那麼民哲與學院中人的認知落差,就不至於這麼大。

小結

基於上述理由,我相當肯定本屆世哲開放各界人士自由發表、自由參加的態度。誠然,民哲們的言論有時看來天馬行空,它們在學術上或許不太重要,或許帶些偏見,有時甚至難以理解,但背後卻可能隱含著長久以來的哲學思考。

如果哲學要應用於社會,就應該試著面對這些言論,並挖掘出其中的問題意識,我相信這也是哲學普及工作者所希望做到的。如果從思考哲學問題的初衷來看,民哲和一般人其實沒有本質上的差異,只是由於沒有接觸學術訊息的管道,使得他們走上了一條與學院中人完全不同的路,創造了一套屬於自己的表述。

或許民哲的奇談怪論有多少,不是由他們自己所決定的,而是由掌握學術資源者的態度所決定的。


 

  • 作者為臺灣大學哲學所博士班畢業,業餘歷史愛好者,研究興趣是傳統思想的系統化。若想要獲得關於文中民哲的更多資訊,可聯繫作者F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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