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維人、廖珮杏/什麼時候台灣才夠民主?從鄭南榕一段筆戰談起 | 沃草烙哲學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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劉維人、廖珮杏/什麼時候台灣才夠民主?從鄭南榕一段筆戰談起

左圖/鄭南榕基金會提供,張芳聞攝影;右圖/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左圖/鄭南榕基金會提供,張芳聞攝影;右圖/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

台灣名義上解嚴至今已有35年,歷經三次政黨輪替,在選舉程序、政治參與方式上都已經相當民主,2022年在《經濟學人》的民主指數(Democracy Index)也高居全球第8,屬於「完全民主」,排名甚至超過美加英法這類老牌民主國家。

但台灣人的政治心態真正民主了嗎?一個民主的社會除了嚴守民主程序以外,還需要哪些民主意識?民主的心態如何產生,與威權心態有何不同?鄭南榕基金會最近陸續整理鄭南榕的手稿,我們發現,鄭南榕1983年在兩篇文章中所批判的威權心態,似乎一路跨越了40年,甚至到了今日的台灣依然相當普遍,而且可以解釋這三、四年來台灣在面對威脅時,為何會陷入掙扎。

鄭南榕在創立《自由時代》週刊之前,常為黨外雜誌撰寫文章。1983年3月1日《民主人》雜誌刊出了〈與國民黨立委林鈺祥辯論黨外問題〉,鄭南榕先是在這篇文章尖銳的指出,台灣為什麼應該開放黨外參與政治跟建立新黨,之後又在同月26日的《生根》雜誌上撰文〈黨外民主嗎?〉,批判部分黨外人士對民主的想法有嚴重的威權思想。從先後刊出的這兩篇文章,可以明顯看出鄭南榕的核心關懷。

他認為當時的台灣已經足以開始走向民主化,建立政黨是走向民主的必經之路。國民黨以各種話術說台灣當時時機不對、資格不夠,以此阻止黨外組黨,其實毫無道理。

但同時,他也注意到,以台灣人民及黨外對民主社會的想像,如果真的組了另一個政黨,這個政黨內部能不能民主也需要自我警惕。因為如果黨外真的組成了新的政黨,但討論方式卻跟國民黨一樣,最多也只是在奪取政權而已,對於民主的貢獻相當有限。

對於鄭南榕而言,意見討論和投票選舉的過程有沒有民主化、是不是由下而上,遠比黨外得到幾個席次、國民黨與黨外如何協商都重要太多。如果討論方法是不民主的,所謂的協商只是黨外跟國民黨在「分贓」。

時任國民黨立法委員林鈺祥。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時任國民黨立法委員林鈺祥。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民主不要躁進!國家會滅亡!」

1983年,戒嚴仍壟罩著台灣,美麗島事件已過去三年多。在〈辯論黨外問題〉一文中,國民黨立委林鈺祥指稱這個事件走的是群眾運動路線,對社會秩序有害,因而得不到執政黨以及社會大眾的信任,更不用說讓黨外組成一個新政黨了,因為國民黨認為,當時的黨外並沒有能力提出當下立即可用的政策,不夠有建設性、也不夠積極穩健,「黨外要先盡反對黨的義務,才能要求組織黨的權利」。

國民黨一直以社會條件不夠、民主文化有問題為由不准黨外組黨,但鄭南榕在〈辯論黨外問題〉一文中駁斥,台灣經濟跟教育條件都已滿足,國民黨禁止組黨,只是害怕對面的共產黨而已。結果也是因為這篇文章被人舉報,鄭南榕從此被黨國體制盯上。

當時的國民黨認為政治是從上而下的,整個國家應該聽從中央的決策,並選出有效率跟有能力的人去執行。好的政策是必須當下就能執行,而且看得到效果。這種思維極為排斥異議,對討論極為沒有耐心,看到任何批評都懷疑是要顛覆政權。而且無論是刻意為之還是自己都沒有意識到,當時實質上施行威權統治,卻又同時對國內外宣稱自己是「民主中國」的國民黨,經常把「民主政權」等同於「當時的國民黨政權」,於是所有反對國民黨統治的思想跟行為,就全都變成了在危及民主。這種打著民主的旗號傷害民主的話術,史丹利在《修辭的陷阱》稱之為顛覆型惑眾妖言。

這時如果有人以民主理論或其他國家的民主實務,要求開放言論或參政,國民黨就會搬出各種話術,說台灣民主還沒成熟、人民還沒滿足條件,甚至說操之過急的民主會成為對岸中國入侵的後門,例如「他們(共匪和台獨份子)只是假藉民主之美名,來埋葬我們明天的民主,他們要你今天拼命擴大自由,而明天讓你喪失所有自由的陰謀,我們不得不堤防。」這種「民主過快會摧毀民主」的說法,很難讓人不聯想到赫緒曼《反動的修辭》裡面的危害論。

這種思維甚至瀰漫到當時的黨外,鄭南榕在〈黨外民主嗎〉就指出,當時就連爭取民主的黨外,都有一些人認為民主不能躁進,推舉候選人時應該服從黨外中央的決定、黨外只要比國民黨更民主一點點就可以。

但鄭南榕認為民主運動不是這樣。追求民主的人不應該放棄主動,不應該把民主的困境歸罪於他人。因為中共永遠不會變得民主,如果台灣的民主程度要取決於中共有多民主,那麼追求民主的人就會被不民主的國民黨同化,民主永遠無法往前邁進。

他在文中多次強調,黨外必須要建立主動自發的民主心態,「有什麼樣的『民主心態』,就會建立什麼樣的『民主程序』」。 「一旦不能夠自動自發,民主自然就大打折扣,水準也就往下降。」

鄭南榕在文中多次強調,黨外必須要建立主動自發的民主心態。〈黨外民主嗎?〉一文刊登於1983年《生根》雜誌中。 圖/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取自鄭南榕基金會臉書粉絲專頁
鄭南榕在文中多次強調,黨外必須要建立主動自發的民主心態。〈黨外民主嗎?〉一文刊登於1983年《生根》雜誌中。 圖/財團法人吳三連台灣史料基金會收藏、取自鄭南榕基金會臉書粉絲專頁

「亡國感」背後的威權遺緒

有趣的是,以上的脈絡都發生在40多年前,但類似的說法近幾年卻依然可見。

例如2018年之後,台派與進步派就經常掙扎是否要繼續「網內互打」。2018年的公投與縣市長選舉在結果上嚴重失利,許多人認為原因在於台派與進步派的內部意見分裂,所以面對國民黨復辟跟中共的國安威脅,首要之務應該是團結抗敵,鞏固民進黨的長期完全執政,穩固了政權之後再來逐步實現進步改革。在那之後,許多爭取環保、人權的團體就經常被「抹紅」、「抹藍」,甚至一度被稱為「中共同路人」。

這種「亡國感」焦慮背後對於民主的潛在不信任,其實跟鄭南榕在1983年兩篇文章批評的對象異曲同工。他們都認為自由的意見溝通可以輕易被專制集團入侵、認為進步改革要「看時機」、要在政權「夠穩固」的時候推動改革,理想才能真正實現。

但專制集團入侵民主之後,到底可以做出哪些顛覆?怎樣的時機才「夠好」?什麼時候政權的穩固程度才「足以」實現改革理想?他們很少給出明確的答案。

當然,許多證據都證實,中共確實以各種代理人影響台灣民意;許多國家的選舉經驗也提醒我們,輿論與選舉操弄的確可以讓人民在錯誤的資訊環境下,投出自己並不想要的結果。

2018年的公投與縣市長選舉在結果上嚴重失利,許多人認為原因在於台派與進步派的內部意見分裂。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2018年的公投與縣市長選舉在結果上嚴重失利,許多人認為原因在於台派與進步派的內部意見分裂。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但有效防範這些惡果的方式究竟是什麼?究竟是盡可能開放討論,藉此盡早找出所有可能的危險事項然後直接禁止,讓這些事情無論是誰提出都無法得逞;還是因為民眾很容易被滲透,就阻止民眾批評政府、阻止各種「過於激進」的進步改革?

防止威權復辟也是一樣。如果民主已經是台灣大多數民眾的共識,要成功長期防止威權政黨勝選,到底是要開放民意溝通,提早找出施政可以改進的地方開始解決,還是把隱憂壓下不表,直到問題爆開之後變成威權政黨在選戰中的操弄良機?

此外,這種焦慮很可能過於重視一兩次的選舉結果,忽視了民主社會的長期韌性。民主的社會本來就不適合威權政府統治,一個擁有自由報導,習慣自由討論、要求政策都要有充分理由、會去查核事實、檢查政府資訊、重視私有財產權、容納異議、接受多元的社會,對於威權政府來說非常難治理。

去過中國留學經商的人一定知道,台灣的行政體系、市場交易系統、金融系統、司法系統以及人民遵循法規的方式,都跟威權國家差很多。當台灣的體制越來越民主,中國要治理台灣的成本就會越來越高,即使哪一天拿下台灣,也必須額外引進大量的警察和官員來替換整個政府體系,甚至可能比治理中國還要昂貴。專制政權的首要任務是穩定統治,如果台灣的民主深化到某個程度,中共甚至可能會放棄統一1

同樣地,當台灣的民主實踐越來越深化,威權政黨想要利用一時的執政效率不彰或者社會動盪來勝選,也會越來越難。

不開始練習民主,永遠都不夠民主

另一種當時常見,至今可能也還相當普遍的心態,就是認為民主討論跟民主治理不需要練習,就能自然而然形成。

當然,鄭南榕所批評的對象並沒有直接這麼說,但光從他們認為民主不要「躁進」、要看時機、要有「建設性」(發言的時空背景相差太遠難以確知原意,但根據善意理解原則,意思應該是要提出當下立即可用的建議2),就可以推論出一件事:他們認為參與民主有某條分界線,滿足資格以後政治意見的品質就會跟目前的統治階層一樣優秀,而且在參與之前不需要練習,只要從旁觀摩即可。

這是一種非常威權的心態。這就很像許多長輩會認為年輕人年紀小,感情觀還不成熟,上大學之前都不應該交男女朋友,大學時期也要盡量以學業為重,然後等到大學畢業的時候就開始問,你什麼時候要結婚、什麼時候生小孩?

可惜民主跟談戀愛有共通性,是一種不親身練習就不知道該怎麼做的事情。民主並不是人類天性,要擁有民主,就得一邊移除威權,一邊自己打造。人類不喜歡被管,但卻不是一出生就知道怎麼樣為自己負責;人類在乎平等、公平,但卻不太了解如何實行;人類不是天生就在乎彼此尊重;喜歡鞏固既得利益,而且通常只在乎自己人的利益;人類並不了解,也並不擅長把自己的傾向跟自己的想法好好想清楚;人類很懶惰,如果有人可以幫自己打理得好,就盡量不會去思考複雜的問題(例如國家怎麼治理);只要有人幫忙打造出方便的工具,自己就不會想動手。

無論是民主還是談戀愛,這些事情無論看多少理論、看多少別人的故事,只要沒有親身參與過都無法知道該怎麼做。人民如果民主程度不夠,主要就是因為欠缺練習,如果以此為由阻止人民參與政治,或者擔心「食緊挵破碗」,反而會讓人民的民主素養遲遲無法推進,成為自我實現的預言。

鄭南榕在〈黨外民主嗎〉的結尾感嘆,當時的黨外民主確實還有很多毛病,但「別忘了,民主的毛病就是以更大的民主來醫治。」民主必須要「主動自發」。只要不開始練習,就永遠沒有民主。這些呼告至今依然相當受用,因為追求民主是一個運動的過程,沒有什麼「太民主」這回事,永遠只有「還不夠民主」,或是後人忘記了民主的原則。民主沒有終點,沒有預定的方向,只有不斷運動的過程,只要停下來,民主就會死去。

鄭南榕在〈黨外民主嗎〉的結尾感嘆,當時的黨外民主確實還有很多毛病,但「別忘了,民主的毛病就是以更大的民主來醫治。」 圖/鄭南榕基金會提供
鄭南榕在〈黨外民主嗎〉的結尾感嘆,當時的黨外民主確實還有很多毛病,但「別忘了,民主的毛病就是以更大的民主來醫治。」 圖/鄭南榕基金會提供

  • 本文參與鄭南榕基金會「 政治哲學寫作計畫」,從鄭南榕手稿梳理出適合引介給現代人的問題意識、想法或論點,結合當代思想,藉以重新詮釋、理解鄭南榕。
  • 文:劉維人,自由譯者,主要翻譯當代民主問題、政經制度類書籍,並零星撰寫相關主題文章,如《反民主》、《暴政》、《修辭的陷阱》、《北歐不是神話》等。廖珮杏,自由譯者,偏好議題性的人物故事,從中探討機制縮影、價值與文化衝突等結構問題,例如《重返天安門》、《憤怒與希望》、《重病的美國》、《獨裁者的養成之路》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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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至於「留島不留人」這種謬論,此處就不再費神解釋。這直接違反威權政府的統治邏輯,而且實務上也做不到。(詳情可參見《阿共打來怎麼辦》)
  • 時任國民黨立委林鈺祥說:「黨外應該先盡到做為一個反對黨的義務,才比較能夠和執政黨之間產生共識。如果,黨外的所作所為,都是在合法的範圍之內。如果,黨外的建議都是積極性、建設性的。例如外國民主國家的反對黨都是提出一套積極的計畫,像是如何降低失業率、怎樣改進財政收支等等。然後,選民在選舉時,才會決定是否接受。這種積極性、建設性的角色,恐怕是黨外今天應該先去承擔的義務。讓執政黨能夠相信無黨籍人士所要扮演的角色。或許經過長時間扮演這種角色之後,執政黨就願意看到黨外成立一個新政黨。而且民眾也會樂意看到,黨外成立一個新政黨,沒有危害到整個政治社會情勢。」見鄭南榕(1983年3月1日)。〈與國民黨立委林鈺祥辯論黨外問題〉《民主人雜誌》(半月刊),第3期,頁22-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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