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權階級的形成：責任與權利的失衡

在辛亥革命中，孫中山提出的「驅逐韃虜」之所以受支持，與其說是因為異族，不如說對旗人這種清帝國中「特權階級」的痛恨。事實上，義和團事件的發生，其中一個原因為教案，也就是信教的人的特權引起百姓痛恨。可見，百姓痛恨特權階級是一種常態，也是革命的重要理由。

既然大家都討厭有特權階級，為甚麼我們總是要形成它？人類其實不只一次革命想要打倒特權階級，但每次成功之後，革命者所建立的新權力中，又會重新建立一群新的特權階級。我們似乎脫離不了這個循環，這是為何？

根據法國歷史學家托克維爾的《舊制度與大革命》說過，中世紀的貴族是領主，事實上是統治階級的重要骨幹，他們是領土的完全代理人，故對於領民，既有各種特權，也有各種責任。在那個時候，貴族因為要負上法律，軍事等責任，即使有特權，也不致於要被厭惡。

當法國走向集權的時候，這意味著很多權力，從貴族的手上取走，而轉移到中央的手中。如果你同時取走權力和特權，則差不多等於把他們貶為平民，很容易引起大規模的叛變和反抗。結果，在合理的政治妥協下，通常只取權力，保留他們的特權。

一個專制要形成，初期底下必然有大量的功臣，幹部和支持者。他們協助這個權力形成和穩定，為了進行管治，他們被賦予部份權力，只是你不可能只給他們責任，但一個初期的組織，也難有很多的現金和資源作報酬，所以往往以特權相報。

一開始，這些人都是人才，但是隨著時間過去，幹部和支持者老化，甚至走向世代更替時，他們會漸漸越來越不適合，本來給予他們的權力，比方說一個貴族領主第一代很英明，但傳下去很可能就變得平庸無能。組織在面對這個結構弱化的問題，往往就不能避免要取走這些人已不恰當的權力。這並不一定是講貴族，就算是現代的公司，一個老化的技術人員，情況也跟這完全相同。

但你如果把他們一切奪去，就會引起反抗，也不公平，結果，往往只把他的權力轉交給適合的人，卻保障他已有的權利，使他不會想要反抗。比方說，你一開始因為他會打仗給他住房子，之後你發覺他不能打了，就不會想再放他在軍隊裡，只是你也不適合因此收回他的房子。

當失去了責任，卻保留了權利，再流傳下去就成為了「特權階級」，失去了權力和工作，他們在經驗與才能上，已和外面的百姓沒甚麼大的分別，就是比一般百姓享有更多的權利，例如免稅。

百姓可以接受一個比自己優勢的真貴族，比方說，能騎馬，能打仗，百姓不敢自己打，那他就會接受你活得比他好，因為他認為你跟他是兩個不同世界的人。可是，百姓接受不了一個在各方面都比不上自己，就單純是階級不同而擁有特權的人，他們會認為，如果你不是比我厲害，又憑何擁有比我多的特權？

故此，特權階級，就是從真貴族褪色而成的，他們有貴族的特權，卻沒有、甚至意識不到貴族應盡的義務，覺得自己生來就該有這些權利，並且否認自己有必要為別人負任何責任。

你會發覺，這並不是法國的特例，這個模式在人類歷史中不斷重演。哪怕是列寧式政黨，在成功建立了政權後，也必須是論功行賞，建立一群貴族（他可能叫作黨員），但是時間會使這些貴族變得效益低落，不適格，要發展下去，就必須從他們手上取回權力，但這個行為，就會讓這些貴族變為特權階級。

特權階級的形成，是一種現實政治的必然的結果。而百姓的排斥也並非可以用「仇富」兩字去解釋，如果責任與權利的不平衡下去，最終它也會引發下一場的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