鄭敏／被宣告「部分違憲」的王光祿案，法律仍未真正看到原住民狩獵文化

獨立評論在天下 24 May, 2021

2015年12月，布農族獵人王光祿（前排左二）因狩獵而遭判刑，在族人及律師聲援下於最高檢察署門口燃起狼煙，盼檢察總長為王提起非常上訴，並暫緩其入監執行。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2013年布農族人Talum（王光祿）為了年邁母親懷念的山肉上山狩獵，卻因持有非自製獵槍，並捕獲當時定為保育類動物的長鬃山羊與山羌，違反《槍砲彈藥刀械管制條例》和《野生動物保育法》，遭判處3年6個月定讞。而後檢察總長提出非常上訴，最高法院審理後認定本案有違憲之虞，因此聲請釋憲。司法院在今年（2021）3月9日召開言詞辯論，並於5月7日做成釋字803號解釋。

大法官在解釋文中認為，原住民狩獵除罪僅限於使用自製獵槍一事未抵觸憲法，但現有自製獵槍規範不足而讓使用者有危及生命之疑慮，此部分法條應儘速修正；事前申請制不違憲，然而事前申請的程序缺乏彈性，且與狩獵文化衝突，因此不再適用。

儘管本案部分被宣告違憲，解釋文中仍然對狩獵文化欠缺瞭解，一再認定原住民族狩獵對自然保育影響甚鉅，強調管制為必要手段，忽視狩獵文化與當代自然保育相呼應的價值體系。

原住民狩獵的意義和對當代的意義

台灣原住民各族的狩獵文化，是帶著禁忌與珍惜萬物的價值。以阿美族為例，由於傳統信仰相信天地萬物皆有靈性，前往狩獵的族人認為獵物是山神（a’docengel）的恩賜，打到什麼便是什麼，珍惜從大自然獲得的任何資源。如果是有意為之的濫捕，或是浪費獵物，都是十分嚴重的禁忌，輕則日後狩獵皆空手而歸，重則招致危及生命的橫禍。魯凱族亦有類似的禁忌，若是趕盡殺絕、任憑獵物腐爛，族中長者定會斥責，狩獵者聲譽不保。這些傳統，都一再提醒狩獵者不可過度捕捉及浪費食物，濫捕將衝擊生態環境，獵物珍貴，應當物盡其用。

狩獵也經由一次次涉足山林，形塑一套與自然生活的價值與知識體系。進入山林狩獵時，需要了解一地的植物分佈、地景概況，以掌握動物的行跡。現今不乏環境保育學者和在地的族人合作，經由獵場管理、觀察植物啃食的情況，以掌握野生動物群體的狀態。然而曾經能夠與自然和諧共處的生活模式，時至今日卻成為一些團體眼中「藏污納垢」的文化，或是大法官眼中不夠「酷酷酷」的獵人。筆者不禁要問，導致動物瀕臨絕種、必須納為保育類的主因，究竟為何？

台灣原住民各族的狩獵文化，是帶著禁忌與珍惜萬物的價值。圖為布農族射耳祭。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我們敢追根究底，看看動物如何成為「保育類動物」嗎？

1948年至1970年間，台灣曾大量獵捕野生動物、昆蟲，製成標本外銷全球，賺取大量外匯；同時間，普遍流行的食補文化發展出一套商業體系，大量野生動物被捕捉送入山產店，成為桌上佳餚。

為了經濟發展、為了滿足大量的進補需求，商業型狩獵曾經嚴重戕害台灣的野生動物，一些動物自此消失在台灣的林野。物種的滅絕豈能單純歸咎於原住民族的狩獵行為，而將野生動物大量販售的商業鏈卻毫無責任？

此外，國家早年政策將各種自然資源「物盡其用」，大量原住民族的傳統領域收歸國有，進到公部門的手裡開發運用；私部門過度開發山坡地，大量種植檳榔、蔬菜、果樹營利，嚴重危害水土保持。公、私部門的交相賊，破壞生物棲地，讓動、植物面臨生存危機。這些歷史性的成因，隨著政府因應國內外壓力訂立環保法規而逐漸遭人淡忘，原住民族反倒成為危害保育的代罪羔羊，將上山狩獵自用的族人等同「盜獵者」看待，無視狩獵文化和自然共存的價值。

筆者質疑，若真心希望未來不再破壞山林、物種滅絕，不更應該指出昔日政府與私人部門的錯處，深切反省嗎？原住民族在台灣的數千年時間，遠比執政的任何政權更為長久，自然環境與物種並未在原住民族生活的歲月死絕，卻在各個政權的利用下陷入危機。如今，保育工作經常與擅長狩獵的族人合作，平衡自用需求與生態保育時，大法官無視相關紀錄與專業評估，一逕將狩獵和破壞生態連結，不僅展現對原住民文化的無知，且忽略台灣環境破壞的傷痛歷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