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定要選出最優秀的學生嗎？是時候廢除「市長獎」了

日前，國立台北教育大學附設實驗小學在畢業典禮上，邀請「白狼」張安樂上台頒發「市長獎」，引發軒然大波，這顯然是因為張先生過去各種前科和組織犯罪的紀錄而引起爭議。

所謂的「市長獎」對多數的學校來說，是頒給畢業時班綜合成績第一名的學生之獎項。白狼頒獎事件發生後，市政府後續的討論多半把焦點放在「如何訂定合理的頒獎程序」及「應該怎麼樣表揚市長獎得主」。

我認為，市長獎該怎麼獎勵、要不要跟市長合照、或者是在畢業典禮時由誰來頒，都不應該是這次事件的討論重點。而是，我們該進一步思考，到底「市長獎」的存在是為了什麼？

「拚第一名」的教育思維

適當獎勵優秀學生有其必要，但我們設定了一個給「最優秀學生」的獎，或是像「模範生」這類的獎項，背後的意義何在？

追根究底，我認為這只是整個教育體制（或是大人們）心目中最想要學生成為的樣子。這些獎項不外乎得跟別人比較、要把別人比下去、拚第一名。換言之，得獎者的開心，也有可能是建構在他人的羨慕或失落上的。無論是對學生，或是對教育本質來說，這都是一種傷害。

由於事事都要「拚第一」的心態，使得我們做什麼事都在追求分數，追求考上好高中好大學；出了社會（尤其是公部門），做什麼都要追求KPI，這是很有問題的學習鼓勵機制。這反映出台灣的教育體制鼓勵大家以學業分數為最高標準，學習成就是來自於與他人比較，而不是與自己比較。

類似「模範生」獎更是有檢討的必要。因為，會得獎的人要不就是學業成績非常好，要不就是老師們認為最乖、最聽話的學生。先撇開遴選模範生過程可能出現的爭議，像這樣的模版型學生代表，導致社會或學生對模範生的想像，只限於某種「單一標準」。

在這種標準的「規範」下，我們很難期待最有創意、最具有獨特性或最有想法的學生會得到模範生獎。而在教育現場，模範生獎項往往也會造成學生之間的分裂。譬如對得獎者而言，可能會出現某種優越感；對其他人而言，則有可能會把得獎者當成攻擊對象。

這種頒給「表現最強的學生」的模範生獎之存在，本身就是一種不好的模範，那代表了我們並不在意每一位小孩的獨特性與重要性，只希望他們都朝向單一的價值觀前進——「拚第一」。

雖然對得獎的人來說是一種肯定，但是對於沒得獎的學生或家長來說，也可能是一種負能量來源，「比輸了」的心態油然而生。很多時候，同一個班級裡會有很多優秀的人，何必一定得分一個勝負、選出一個最強的人給獎？

誰才是需要鼓勵的學生？

凡事追求分數，凡事都得跟他人比較，背後還有一個常被忽略的問題：「社會不平等」。想想看，那些在學校表現最好的學生們，往往已是深獲自己家裡、學校和社會支持的一群人。

例如，來自軍公教家庭或是資產階級的小孩，相對於來自從事體力勞動或是經濟不穩定的家庭的同儕，前者通常較後者擁有更多的學習資源以及家長的陪伴時間，他們的學習成就大多也因此比較好。事實上，每個人的家庭背景、享受到的學習資源並不相同，起跑點也不一樣。把所有人放在一起做比較，只會減低大部份人的學習動機。而最需要鼓勵及支持的，往往不是那些學業成績表現最優秀的學生。

讀書是為了考試、取得高分、獲得獎項，還是為了自己？在考試引導教學的狀況下，我們可能很難期待學生們建立更有動力、「為了自己而讀」的學習動機。所以我們更應該想辦法將資源、獎勵機制，用來鼓勵更多值得被鼓勵的學生。

像是設立「進步獎」等鼓勵創意、獨立思考的獎項，或許比選出最優秀學生的獎項還要重要得多。然而這種獎項通常只有個別教師自行規劃，並沒有系統性的機制出現。因此，學生是否能夠遇到激勵學習的老師，實在是很看運氣。

改變「以考試定勝負」的教育思維

從縣長獎、市長獎、議長獎等獎項命名方式來看，顯然是一種強調階層式的官場文化，以官階大小來為獎項做排序，官僚心態整個移植到教育現場。在獎勵機制的背後，值得討論的是整個社會對教育的思維及目的。台灣就像許多亞洲國家一樣，長久以來信奉「功績主義」、以考試定勝負，以及權威式教學。

台灣的學生總是被要求要早早到學校，然後開始各種填充式的課程，坐在教室裡面很長的時間，很多人甚至還有補習班或才藝班要上，每天都要「坐好坐滿」一整天。這樣的模式通常就是家長最想要的，甚至是從很小的時候就開始。

例如前陣子看到一位朋友說他去參加幼稚園的家長會，家長都會一直問說一天要上多少課、要教小朋友多少英文、小朋友有沒有跟上進度……他都覺得驚呆了。小朋友不就是該盡情地玩嗎？怎麼大家都想盡辦法要塞課程給這些小小朋友呢？這恐怕就是台灣教育現場的「正常發揮」。然而，如果各地的家長都還是繼承以往的「爭取第一名」「不要輸在起跑點」思維，那麼這些「傳統」恐怕很難有改變的可能。

現在我自己也成了家長，總還是會覺得擔心，如果小孩之後開始上學了，他會不會覺得很痛苦？是不是都得經歷這漫長的扼殺創意思考能力的過程？我希望這次國北教大實小的市長獎爭議能讓大家多多少少思考一下這些獎項背後的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