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顯禕／蔣公銅像是一種壓迫性事物

沃草烙哲學 27 Feb, 2019

討論蔣公銅像前，我們先從一個「作品」開始：蔣中正銅像被裝扮成傑森，恐怖電影《十三號星期五》（Friday the 13th）裡的殺人狂。就跟傑森一樣，雕像戴上了面具，配著道具砍刀，而這個裝置藝術的作者還貼心在紙牌寫上「殺人魔蔣傑森」，怕你看不出來。

銅像爭議

在台灣，有些人認為蔣中正是嗜血的獨裁者。在他下令的二二八事件裡，中華民國殖民政權屠殺了數百到數萬名台灣人。在1949至1987年的白色恐怖期間，有更多人被監禁、處決和失蹤。然而，在當前的台灣，蔣中正銅像依然隨處可見：公園、學校，以及「中正紀念堂」這個以他為名的觀光熱點。

近幾年，台灣興起一種與轉型正義有關的社會運動——在二二八紀念日左右，把各地的蔣中正銅像變成裝置藝術——這些裝置當中有些嚴肅，有些則荒謬搞笑；有些使用油漆、有些含有過去的受害者姓名，也有些使用道具。某程度上來說，這個運動其實滿成功的。有些單位開始移除銅像，也有些單位開始在相關節日加強重要雕像的維安。

蔣中正銅像的處置，在台灣一直是個爭議（國父遺像的處置也有類似的爭議。）但台灣並不孤單。美國南部查爾斯頓的約翰・考宏（John C. Calhoun）紀念碑，以及南非和牛津的塞西爾・羅德斯（Cecil Rhodes）雕像，也引發類似爭議。這些東西該移除還是保留，往往成為爭議焦點。在台灣，移除派主張銅像是威權象徵，保留派主張銅像是重要的歷史標記。類似論點在其他國家的相關議題下也不斷出現。

然而，我認為我們一直以來都沒搞清楚問題所在。移除跟保留並不是互斥的選擇。要處理銅像，我們得先處理更基礎的問題：銅像到底是怎樣的一種物件？這種物件對社會有什麼影響？

先說結論，我認為這些銅像是所謂的「壓迫性事物」（oppressive things）。「壓迫性事物」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為。它們不但規範了哪些對雕像做的事算是正當，哪些算是不正當；它們也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影響了人們去如此認為。

什麼是壓迫性事物？

有個例子能讓我們了解壓迫性事物的認知科學背景。

有一次，我剛下飛機，住進民宿，想洗個熱水澡。所以，我打開蓮蓬頭時把左邊的龍頭開得比較大，右邊的開得比較小，出來的水很冷。於是，我把左邊的龍頭開到最大，右邊的龍頭關到最小，出來的水更冷。那天我很懊惱沒洗到熱水澡。直到隔天，才意外發現原因：不同於一般慣例，當初裝管線的人居然把熱水接到右龍頭，冷水接到左龍頭。

這個日常案例顯示，生活環境裡的物件是可以影響思想和行為的。認知科學家哈欽斯（Edwin Hutchins）把這些物件稱為物質錨（material anchor），意思是把我們的思考跟物質的東西連結在一起。

進一步說，日常可見的水龍頭對我的思想和行為帶來三個效應：

促發聯想：我在無意識的情況下，已經把左龍頭跟熱水、右龍頭跟冷水連想在一起了。
為行為提供動機：我自然而然地隨著那些無意識的想法和推論去行動。就因為這樣，我才試著把左邊的龍頭開到最大，右邊的龍頭關到最小。
指引推論跟想像方向：它不但讓我認為把左龍頭轉開能讓水變熱，甚至我當時根本不會想像左龍頭控制的有可能是冷水。所以我完全沒有考慮其他行動的可能性。

若物件不但可以影響我們的思想和行動，這種影響還跟特定的壓迫系統一致，事情就變得更有趣了。我把和某個壓迫系統（oppressive system）一致的物質錨稱為「壓迫性事物」。在這個理論下，我認為蔣中正銅像就是一種壓迫性事物。

從中華民國政府在民國六十四年發佈的《塑建總統蔣公銅像注意事項》，可看出這些銅像跟壓迫系統的結合。這類雕像從來不是用來中性地展現歷史人物。相對地，根據「注意事項」所說，它們應該要「充分顯示蔣公慈祥、雍容之神貌，並含蘊大仁、大智、大勇、堅毅、樂觀之革命精神」。它們不只是人物銅像，在威權的殖民政權宰制台灣人的歷史社會背景裡，這些銅像是政治壓迫的物質展現。

站在這些具壓迫性的銅像面前，人們必須把蔣中正跟他帶來的壓迫聯想到「慈祥、雍容、大仁、大智」等等。此外，這些雕像也指導人們用相同的方式去想像歷史中的蔣中正。當然，這些思想方式，也鼓勵表達敬意的動機。

就像日常可見的水龍頭一樣，這些銅像也可以影響人們的思想和行動。由於這些銅像受到官方認可，它們的影響又多了一層：它們不但影響人們如何思想和行動，也影響人們對於那些思想和行動的正當性判斷。

壓迫性銅像在社會上的行為

除了從認知科學的角度來了解這些銅像的本質，我們也可從語言哲學的角度來了解它們的作行。哲學上，言語行為理論（speech act theory）帶來的主要洞見在於，語言不只是用來表達意思，它們也會「做事情」。

同樣地，蔣中正銅像這樣的壓迫性事物也不只是個象徵意義，不只是個政治符號，它們也是「有行為」的。身為公共雕像，它們不只鼓勵某些行為，例如表達敬意；它們也會禁止一些其他行為，例如「沒禮貌」的裝置藝術。

哲學家麥高文（Mary Kate McGowan）在一些論文裡討論「施權」（exercitive）這個概念。施權是一種語言行為，用來啟動一些允許或禁止事項。借用麥高文舉的例子，假設在美國南方的種族隔離社會，某個餐廳掛上了「Whites Only」（白人限定）的牌子。這個牌子不但表達了餐廳對黑人顧客的看法，同時也禁止他們入內。在這例子裡，牌子之所以能實現這種權力，是因為它所啟動的禁止事項，跟美國當時的種族壓迫系統一致。

麥高文的洞見也適用於壓迫性事物，壓迫性事物會啟動允許或禁止事項。當你站在蔣中正銅像面前，不管你是否如此認為，你就得表現得好像蔣中正是值得尊敬的。社會規範不允許你對銅像不敬，例如你不能幫銅像撥漆，配上面具和砍刀，掛上「殺人魔蔣傑森」的牌子。這些銅像對社會索求敬意，這種索求實際上也讓當局必須派人保護它們不受抗議者改造。

當你在掛有「Whites Only」牌子的餐廳吃飯，就算「Whites Only」不是你親口說的，你的沈默也幫忙做到了這個牌子啟動的允許和禁止事項。換言之，用語言可以做到的事情，並不只是你親口說的那些。當我們讓銅像繼續豎立，我們就默認了，甚至可能認可了銅像啟動的那些允許和禁止事項。

保留歷史標記，不保留壓迫性

哲學家瑞尼（Regina Rini）討論以死去的種族主義者命名的機構。瑞尼認為，在討論是否應該重新命名這些機構時，我們不需要先全面性地評價這些人物的道德成就。相對地，我們只需要問自己：這些機構現在掛著的名字，是否反映我們現在認可的價值？

瑞尼的洞見也適用於壓迫性事物。要討論銅像存廢，我們不需要先全面性地評價這些人物的道德成就。相對地，我們只需要問自己：我們是否希望銅像持續它目前的壓迫性功能，繼續鼓勵那些思想和行為、繼續啟動那些允許和禁止事項。

值得注意的是，就算最後我們認為不該維持銅像的現狀，移除也並非唯一選項。可以由改變蔣中正銅像的壓迫性，來改變它鼓勵的思想和行為，以及它啟動的允許和禁止事項。

例如，台灣可以開放這些銅像作為材料，讓人民來用反壓迫的裝置藝術來討論蔣中正的道德成就。如同「全台裝置藝術『蔣』」，許多人已經努力多年。此外，職業的藝術家也可以加入與轉型正義有關的社會運動，在烏克蘭就有個藝術家把列寧銅像改造成《星際大戰》的達斯・維達。

這樣一來，這些銅像可以如同保留派所希望的，繼續作為重要的歷史標記，而且標記的不僅只是過去的歷史，也包含了當下的歷史；反映的不只是過去殖民政權的價值觀，也包含了現在我們民主社會認可的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