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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見橄欖樹:做個小小的夢

面對全球化我們該怎麼回應衝擊?一個性格衝動的西班牙女孩為了搶救下家族之樹,遠赴德國展開了一段1500公里的救樹之旅。 圖/電影《再見橄欖樹》劇照
面對全球化我們該怎麼回應衝擊?一個性格衝動的西班牙女孩為了搶救下家族之樹,遠赴德國展開了一段1500公里的救樹之旅。 圖/電影《再見橄欖樹》劇照

十一月最後一個週末上映的《再見橄欖樹》就是那種稍不小心就會錯過的電影,如果可以的話,希望你能給它一個機會。

這是一部西班牙電影,劇本卻是由英國人保羅拉維提(Paul Laverty)所寫,他另外一部編劇作品《我是布萊克》(I, Daniel Blake),即將於聖誕節檔期上映,該部片贏得了今年坎城影展的金棕櫚大獎,其導演是素有「英國電影良心」美譽的肯洛區(Ken Loach)。

1996年,保羅拉維提和肯洛區首度合作《卡拉之歌》(Carla's Song),此後兩人結下不解之緣。在往後的二十年間,保羅拉維提為肯洛區編寫了十三個長片劇本及兩個短片劇本,排除幾部紀錄片以及《鐵路悲歌》(The Navigators),他幾乎包辦了肯洛區這二十年來九成以上的劇本。除去與肯洛區合作的電影,他只和英國的克里夫高登(Clive Gordon)合作過一部片、和西班牙的伊希亞波拉因(Icíar Bollaín)合作三部片,而後者正是他的妻子。

有人打趣說伊希亞波拉因實在很幸運,許多導演窮盡一生尋找劇本,而她不用花費功夫,因為枕邊人就是全世界最傑出的編劇。事實上,伊希亞波拉因自己不但是優秀的導演(深入受家暴婦女內心的《不看你的眼》曾在2004年台北電影節放映過),也是非常出色的演員;她在出演肯洛區刻劃西班牙內戰的史詩作品《以祖國之名》時,認識在片中客串的保羅拉維提,不過兩人在幾年後才開始約會,並在定居馬德里了一陣子,目前則和兩個孩子住在愛丁堡。

伊希亞波拉因說過,自己過去非常習慣自編自導,近年之所以接連和枕邊人合作三部電影的關鍵在於,那是她自己寫不出來的故事。

西班牙重要導演伊希亞波拉因(右),過去習慣自編自導,之所以接連和枕邊人保羅拉維提(右)合作三部電影的關鍵在於:那是她自己寫不出來的故事。 圖/擷取自El Huffington Post訪問
西班牙重要導演伊希亞波拉因(右),過去習慣自編自導,之所以接連和枕邊人保羅拉維提(右)合作三部電影的關鍵在於:那是她自己寫不出來的故事。 圖/擷取自El Huffington Post訪問

保羅拉維提和伊希亞波拉因首度合作的電影為《時代啟示錄》(Even the Rain),劇中將2000年玻利維亞的水戰爭以及哥倫布探險歷史結合,以劇中劇形式將現實與虛構、過去與現在巧妙交織;二度合作的《加德滿都搖籃曲》則是透過一名西班牙女教師之眼,見證加德滿都的貧窮與階級歧視。

以上兩部片,都有看似透過西方「文明之眼」,見證第三世界的恐怖、絕望與單純美好的意圖。幸而保羅拉維提的劇本,其可貴之處正在於看似通俗、煽情的浪漫之下,絕不流於簡化、說教的「複雜性」。

這或許和保羅拉維提的出身與成長背景有關。保羅拉維提的父親是蘇格蘭人,母親是愛爾蘭人,但他在印度加爾各答出生,在羅馬念哲學,並在格拉斯哥取得律師資格後,跑去尼加拉瓜執業三年,處理人權侵害相關事件,接著又轉往瓜地馬拉與薩爾瓦多。

到了1980年代末期,保羅拉維提開始有編劇的想法,在和肯洛區搭上線之後,他先是在《以祖國之名》(並非他編劇)中演出一個小角色,接著在下一部合作電影《卡拉之歌》擔任編劇,展開兩人長達二十年的合作。

保羅拉維提(右)為肯洛區(左)編寫了十三個長片劇本及兩個短片劇本,他幾乎包辦了肯洛區這二十年來九成以上的劇本。 圖/取自IMDb
保羅拉維提(右)為肯洛區(左)編寫了十三個長片劇本及兩個短片劇本,他幾乎包辦了肯洛區這二十年來九成以上的劇本。 圖/取自IMDb

在與保羅拉維提合作之前,肯洛區最重要的作品,包括從一名懷孕少女的經歷去披露當時英國遊民生活的BBC電視電影(英國在劇播出後,陸續成立遊民庇護所與其他慈善機構)、講述北英格蘭礦區人生的成長故事《鷹與男孩》(Kes)、在柏林圍牆倒塌之前刻劃東德異議份子流亡西方兼尋親之旅的《再見祖國》(Fatherland),以及由一名美國人權律師在貝爾法斯特遭殺害切入的政治驚悚劇《致命檔案》(Hidden Agenda)。在這幾部作品中,無論故事的時代背景、題材表現形式為何,肯洛區總是以直承英國新浪潮的憤怒精神,展現他毫不閃躲的左派堅持,以及未曾退讓的悲憫之心。

保羅拉維提的全球化背景,為1990年代中期以後肯洛區的電影,注入不一樣的化學作用。保羅拉維提的通俗化和善用煽情,讓英國的肯洛區成為了全球化的肯洛區,用最全球化的成長類型敘事,訴說來自世界各地不同底層角落的夢,看似單純浪漫,卻又不盡美好的幻夢。

《卡拉之歌》是尼加拉瓜少女的英國夢,《麵包與玫瑰》是拉美姊妹的美國夢,《我的名字是喬》是企圖重振的中年蘇格蘭魯蛇的足球夢,《吹動大麥的風》是愛爾蘭的獨立之夢,至於《天使威士忌》則是少年犯的重生之夢……。

Dream a little dream of me,從1950年代的英國新浪潮開始,歷經《長跑者的孤寂》(The Loneliness of the Long Distance Runner)和肯洛區多部代表作,再到《猜火車》(Trainspotting)、《脫線舞男》(The Full Monty)和《舞動人生》(Billy Elliot),「做個關於我的小小的夢」,毫無疑問,恰是貫穿眾多英國本土電影的核心命題。然而,這樣一個母題被保羅拉維提搬到一個全然西班牙的情境,竟是不謀而合。

「做個關於我的小小的夢」這個貫穿眾多英國本土電影的核心命題,搬到一個全然西班牙的情境中,竟是不謀而合。 圖/電影《再見橄欖樹》劇照
「做個關於我的小小的夢」這個貫穿眾多英國本土電影的核心命題,搬到一個全然西班牙的情境中,竟是不謀而合。 圖/電影《再見橄欖樹》劇照

《再見橄欖樹》源於一篇真實報導,種植在西班牙鄉間2000年的橄欖樹被砍下,將運往歐洲各國或中國,只為了金錢利益與虛榮的庭園裝飾需求,後來在樹農們強烈抗爭之下,成功爭取立法保護,讓這些樹免於失根之苦。

保羅拉維提為這個故事設立了一個性格衝動、行事魯莽、一如肯洛區電影中性格有諸多缺陷的主人翁,她為了喚醒因擔心家族視為命根的橄欖樹遭挖走,而健康情況日益衰弱的爺爺,想方設法前往1500多公里遠的德國,要把如今被改種在大企業公司裡的家族之樹運回家。

《再見橄欖樹》是一部公路電影,令我想起保羅拉維提第一個劇本《卡拉之歌》,一個倔強的女孩,默默陪伴著她的深情男孩,還有改變他們人生的一場旅程。

不過伊希亞波拉因沒有讓這個故事成為西班牙版本的肯洛區電影,她有自己獨特的堅定、獨特的幽默,以及獨特的溫柔。在這段「三人行」的救樹之旅中,身為導演的伊希亞波拉因沒有浪費任何一個畫面,沒有操弄或是出賣任何一場情感轉折,她和編劇保羅拉維提在沒有一絲簡化人性的情況下,完成了一次對於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的抗議。那是他們的小小的夢。

沒有一絲簡化人性、沒有出賣任何一場情感,《再見橄欖樹》是一次對於資本主義以及全球化的抗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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