黃哲翰、喬瑟芬／後事實政治？從婚姻平權邁入啟蒙政治之路

特約作者 26 Dec, 2016

那些無視原則與事實的意見，以及抗拒性別議題的言論氣氛，彌漫彷彿末世危機或社會崩潰般的恐慌。圖／美聯社

引言

近年來，護家盟陣營散佈不少似是而非的資訊或錯誤的詮釋，如將聯合國的《世界人權宣言》超譯為婚姻必須是「一夫一妻」、同性婚姻不符合國際人權法理、歐洲人權法院說同性婚姻不是人權、聯合國反對多元家庭。

此外，也由於大眾過去對於跨性別者所知甚少，同婚議題發生爭議，有些人的恐慌便延伸到他們身上，例如連帶質疑性別友善空間的設計。以性別友善廁所來說，它實際上是在傳統男、女廁之外，新增的一個中性空間，也能嘉惠帶幼兒或長輩的家庭，方便他們安全如廁、換洗。反對者不願理解這些事實，只憑觀感與想像，指控有人會藉機入侵女廁、女宿，乃至於偷窺性侵。又例如，有人缺乏對相關醫健事實的理解，繼續將男同性戀者與愛滋病劃上等號。

這些論點於事實理據上的薄弱，反對同婚者恐怕也有些自覺。但他們仍願意繼續接收並傳遞這類資訊，或許只因相關資訊能「說出他們的心聲」。如此，使得關於婚姻平權的相關討論，偏離了對政治原則的理解，偏離了討論公共議題所應依據的事實基礎，最後也順勢成為「民情」與「觀感」的問題。

爭議至今，問題的焦點已不再是關於平等權的核心價值該如何透過公共政策與立法來實踐。事實上，它已演變成一場關於「同性戀的存在是否正當」的觀感爭議，以及造謠與闢謠、恐慌與安撫的無止境循環。

那些無視原則與事實的意見，加強了社會繼續將性少數關連到「性變態、性侵犯」的偏見。抗拒性別議題的言論氣氛，彌漫彷彿末世危機或社會崩潰般的恐慌。這恐怕已經不是資訊門檻太高、或倡議者沒有放低姿態推廣溝通的問題了。

儘管1210世界人權日挺婚姻平權的遊行人數遠超各方預期，大為鼓舞了正方陣營，但各媒體與政黨的內部民調都顯示，原本對婚姻平權過半的支持率，從11月中以後出現逆轉的趨勢。反方的聲音逐漸上升，甚至在部分民調中開始過半，這個結果必須歸因到反方陣營的恐懼宣傳上。

正反雙方當然可以、也應該在原則和事實的基礎上，進行溝通與辯論。然而，面對反方散佈不實訊息的恐懼宣傳，除了繼續耐心溝通之外，我們更需要的是釐清事實和堅持原則。但令我們遺憾的是：當事實的輪廓在強烈的情感動員下逐漸模糊、政治原則被棄而不顧，某些政治人物與公共論述者反而與之呼應，聲稱要代表民意、或高舉「政治是妥協的藝術」的旗幟，據此呼籲「中道理性」與「同情理解」——甚至開始套用歐美對「政治正確」的反省，批評起堅持人權、尊重差異的價值主張。

「後事實」一詞由於2016年的川普現象、英國脫歐與歐洲右翼民粹興起而爆紅，同時也受到台灣輿論的關注。圖為奧地利極右政黨自由黨的霍弗。圖／路透社

後事實政治？

此外，更有些人認為，正反雙方各執理據、言論結黨，頗有所謂「後事實政治」的態勢；因而呼籲雙方（但通常針對的是所謂「正方鷹派」此一虛擬對象）要「走出同溫層」、試圖用同理心來諒解對方立場，據此為雙方搭橋。我們不同意這種浮泛的理解，並且也反對上述呼籲。

為了說明這一點，必須仔細釐清「後事實」（post-truth／postfaktisch）一詞的意義、以及台灣目前的位置在哪裡。

「後事實」一詞由於2016年的川普現象、英國脫歐與歐洲右翼民粹興起而爆紅，在年底相繼被牛津英文辭典與德語協會選為年度關鍵字，同時也受到台灣輿論的關注。

在這個脈絡下，「後事實」強調的是一種對立於「啟蒙政治」的政治運作狀態。「啟蒙政治」的理想運作是：清楚區分「事實」與「意見」，正反雙方都共同肯定某一事實，但以此為基礎，各自發展不同的意見。能以事實為指引，避免偏見蒙蔽對相關資訊的認知，以便充分運用理智發展見解，是謂啟蒙。

例如：在氣候政治的議題上，正反雙方都承認「全球暖化現象是人為造成的」這個事實（基於相關領域97%科學研究者的共識）。基於此一事實認知，其中一方主張不必改變目前的生活方式，而期待將資本投注於科技創新，以此解決氣候變遷問題；另一方則主張，應該改變以大量消費刺激經濟成長的生活方式，因為資本主義正是造成氣候變遷的禍首。

儘管辯論雙方的意見，反映出不同的意識型態（維護資本主義／批判資本主義），但雙方意見都基於同一事實的認知，出發點都是為了解決氣候變遷的問題。據此，他們的交鋒才得以聚焦於具體細節上。即使各執己見，最終無法達成共識，這樣的政治辯論都還是有正面意義的。因為，基於事實的爭論，至少能推進公眾對相關問題與解決方案的認知。

意識型態本身並非負面的，無須刻意避免傾向特定立場而追求「中立」、「平衡」。實際上，意識型態往往為公共議題的思考，提供了必要的觀察角度與指導原則。沒有人的心靈是白紙一張，可以擺脫所有意識型態與政治立場；秉持特定立場也與是否能聆聽異見、與他者溝通的問題沒有直接關聯。關鍵在於：不能因為意識型態而影響對事實的認知。

「後事實」的政治運作則顛倒過來：人們不再著重於區分「事實」與「意見」，而是憑著個人的「觀感」，選擇性地去認知事實。圖／路透社

換言之，「啟蒙政治」也必須藉助意識型態，它之所以能健全運作的關鍵，是能以事實為共識、尊重事實、根據事實來交鋒。「中立平衡」、「搭橋式溝通」或「走出同溫層」，從來都不是重點。

「後事實」的政治運作則顛倒過來：人們不再著重於區分「事實」與「意見」，而是憑著個人的「觀感」，選擇性地去認知事實。認知事實是為了證實並維護個人的觀感，並且根據直覺來判斷事實是否值得相信，人們無法再透過認知事實來修正習焉不察的成見、並脫離不必費力思考的舒適圈。當事實與個人觀感之間落差太大時，便自行腦補事實，或訴諸懷疑論和陰謀論，來自圓其說、替自己的觀感搭橋護航。

在此情況下，政治主張為了尋求支持，不再強調事實的基礎，而是藉助社會成見與政治象徵語言，激發群眾的情感認同、區隔選票市場，形成某種「品味政治」或「生活風格的政治」。群眾依照各自的觀感品味，選擇不同的政治品牌。

尊重事實的重要性讓位於觀感品味，乃至於只要一個政治主張符合支持者的觀感品味，就算明知論點偏頗誇張，支持者也願意接受、或至少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不忍揭發反對，因為它「至少道出了我的心聲」。事實如何，則已無關緊要。

這種態度其實並不新奇，它就是一般人在日常中人際相處、決定生活大小事、巷議街談、吃飯配新聞邊吃邊罵的態度。對此每個人都再熟悉不過了，大家都藉此來舒服地維持個人生活品味和日常世界觀。舒服，因為它可以快速料理掉一切違逆個人觀感、傷害個人感情的事實。反正眼不見為淨，也不會影響日常生活的節奏。然而當這種個人生活態度被搬進公共領域，成為主宰言論市場競爭的邏輯，公共議題的討論與正反辯論就會因此癱瘓。因為對事實的認知不再能作為政治交鋒和溝通的基本共識。

「後事實政治」就是公共領域的規則被私領域的態度所取代、政治思考與私人觀感之間的界線被嚴重模糊的結果。政治運作脫離事實討論，被架空成兜售言論品牌、滿足個人品味刺激政治消費的競爭，正反陣營的支持者本質上無異於安卓粉和果粉間的對立。在政治溝通不可能的情況下，所謂的「溝通」恐怕也只能是公道伯為了安撫政治械鬥，不以事實與原則為優先，讓雙方各退一步橋事情的「妥協的藝術」。

但是，我們不能忘記，「後事實」這個概念是個舶來品，有其特殊的歷史脈絡。它可以被追溯到90年代，西方學界對現代民主危機的討論。

當時，民主國家的政治運作開始面對跨國經貿協定的掣肘（如WTO）、區域共同體治理的挑戰（如歐盟）、與跨國財團的介入。遊說團結合了技術專家，越過個別國家的代議政治來主導重大政策。政治人物與選民無力左右政策走向，前者便轉而聚焦於無關大局、但卻能有效經營選民認同的議題上。例如既然無力扭轉全球化經濟加速傳統農牧環境變遷的大趨勢，便推廣「素食日」、「有機認證」這類議題，維持進步選民的認同感。無論進步派或保守派，都藉不同概念建立各自品牌，形成所謂「象徵政治」、「認同政治」。

政治的焦點也從議題導向，轉變為人物導向：政治人物扮演起品牌的明星，其個人特質與舉手投足幾乎成為政治議論的最大焦點。

選民如同顧客，政治品牌的經營也與商業品牌的經營無異。市場區隔、分眾經營的結果，讓政治立場的選擇逐漸轉變為品味風格的選擇：擁核、反同、支持開發、吃肉、仇貧、愛國等象徵符號，逐漸聚焦在一群雖然相對保守但彼此差異仍大的政治消費者的身上，從此成為他們的共同標籤。而與上述相反的象徵符號，則聚焦在另一群政治消費者身上，他們相對年輕、教育程度高、較多從事金融、新創或IT產業、偏愛有機食品、審美觀比較潮……等。

這種因無力處理政治現實，而逐漸讓政治立場與事實脫勾，轉向象徵政治的現象，在歐洲被稱作「後民主」、「後政治」，在美國就被叫作「後事實」。

弔詭的是，「後民主」中的各個政治陣營都強調能直接喚起選民的認同、滿足其觀感、呼應其需求；然而，無論哪個陣營上台，無論是進步或保守、左派或右派，儘管他們所營造出的品牌形象讓彼此的分眾形同平行世界，但他們在實質的治理上卻都沒有帶來太大差異，因為政策運作的空間已大幅受到全球化的擠壓。

當「後民主」的象徵政治因政經變局而露出馬腳，越來越多群眾無法繼續忍受選舉時割喉對立，選完之後卻「兩邊一樣爛，誰做都一樣」的事實時，就來到了我們在2016年所看到的局面：

政治消費者吃膩了體制內政治品牌套餐，民粹政治家便藉機提供「另類選擇」——刻意挑戰體制內長期暢銷的品牌，亦即挑戰「政治正確」，並且將「滿足顧客觀感品味」的原則推至極致，祭出由偏見、歧視、謊言、陰謀論調制而成的重口味終極配方。如此配方，再丟進社群網路傳播的大鍋裡大火快炒，使原本的象徵政治突破界限，推至極端。各媒體也因而重新炒熱了原本只在學院中被討論之「後事實時代」的話題。

由此可知，「後事實」並非是在社群媒體時代才橫空出世的現象。其根本源頭是民主代議長期失能與國家面對全球化政治現實時的無力感。「主流媒體的政治正確」、「社群網路的同溫層」都只是附帶現象或摧枯拉朽的外在條件。

但諷刺的是，當「後事實」這個概念連帶上述現象被重新炒熱後，本身也成為了宣傳力強大的「符合觀感的事實」。針對後事實時代的批判與呼籲，往往能脫離現實的脈絡，成為一組新流行的政論品牌。大談後事實的社群媒體時代、批判政治正確、呼籲走出同溫層，依然是一種面對各方論述時的態度、姿勢，所兜售是對別人的觀感的觀感，所滿足的還是一種品味的需求。

新興的平衡搭橋品牌，與民粹主義一樣，都仍是深陷後事實時代泥沼的輿論景象。搭橋與民粹，作為一對新品味的政治正確與政治不正確的孿生子，相互加強，雙雙成為後事實時代下一輪滿足消費者觀感、推銷個人修辭美學的新鮮風味。而消費者依舊被拍打餵食，在政論市場的品牌圈地戰裡，舒適地享受品味觀感的飽足。

平衡、公道、搭橋的呼籲，對政治消費者而言，與民粹煽動對立一樣，都是最不需費力理解、最不需挪動思考姿勢，就可以立刻享受到「中肯」和「心有戚戚」的飽足感的。

如果把鏡頭拉到台灣，就可以發現，圍繞在婚姻平權上的爭議與社會反應，以台灣特有的方式，完整地反映出上述政治無力、觀感政治、以及公知輿論的平衡癖。

搭橋與民粹，作為一對新品味的政治正確與政治不正確的孿生子，相互加強，雙雙成為後事實時代下一輪滿足消費者觀感、推銷個人修辭美學的新鮮風味。圖／路透社

台灣才正要邁入「啟蒙政治」的階段

確切來說，台灣社會並非處於「後事實時代」，而是從未完全進入啟蒙政治或「事實政治」的時代。有別於歐美民主國家的發展軌跡，台灣政治一直都處於「前事實」的時代。

過去戒嚴統治對台灣政治造成的傷害，並未因民主化的腳步而消失。解嚴三十年來藍綠對立的顏色政治，相對於黨國高壓的宣傳政治，以軟化的姿態依然延續著選民的政治無力感。檯面上，對立政治的品牌造成了選民分眾的平行世界，但檯面下綁樁、橋事情、搭橋牽線、搓湯圓、利益分贓的政治現實依舊。政治人物慣用象徵政治的行銷語言來轉移焦點，麻痺選民胃口的同時，也豢養了其現實上的無力。

此外，媒體政論的話題多年來聚焦於政壇人事的角力，對政治人物的舉手投足進行象徵意義的捕風捉影，並加深閱聽眾宮廷陰謀論式的政治思考方式。危言聳聽、放假消息、抹黑誣衊、繪聲繪影、斷章取義，早就是根深蒂固的主流政論文化，不必等到什麼「社群媒體時代」。

民主自由之政治原理與運作文化，因而從來未曾被深入體會。相對地，「民主就是少數服從多數」、「要盡義務才能享權利」、「太過自由社會就會亂」、「法治就是乖乖不犯法」、「政治是妥協的藝術」、「人權不能當飯吃」，這些似是而非的錯誤觀念，一直作為眾人朗朗上口的政論ㄅㄆㄇ，妝點著台灣特色的民主自由觀。

直到近年來一連串的社會運動，藉由社群網路與新媒體，蒐整資訊、進行查證、釐清原則、發展論述，並且做政治串聯。如此，啟蒙政治在台灣主流化的趨勢，才漸露曙光。

只是，啟蒙政治的規則與自由民主價值，堅持事實與原則並挑戰觀感，往往被感受為追求時髦、標新立異、咄咄逼人、不合我國民情，在在顯示出，這是前啟蒙之「觀感政治」胃口的不適反應。

這樣的直覺反應，很少能理解倡議者主張所謂「進步價值」的理由、其所處理的社會問題、以及實際運作起來的效果。「進步價值」在習慣了前啟蒙觀感政治的政治消費者眼裡，只是一組風味前衛的異國料理。令人錯愕的是，人們最近還引入了「政治正確」這個舶來詞彙，為那些在台灣從來沒有取得象徵政治中主流正確地位的進步價值，憂心忡忡地貼上標籤。

人們習慣套用西方「保守派」與「進步派」這組對立的概念，來描述台灣政治現況，嚴格來說並不精確。台灣政治場上的對立，本質上還不完全是理想的啟蒙政治中，保守與進步之理念上的對立，而只是「前啟蒙」與「啟蒙」的對立。

台灣的反同團體，提出的主張卻是「子女教育、父母決定」，大概也只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這樣的口號也能夠得到廣泛認同。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以「守護家庭」為信念的反對陣營，採用的論述主要為美國右派教會的產品，並於台灣在地化，融合了傳統儒教的家庭人倫觀，進而與傳統觀感無縫接軌。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雖然台灣在性別平權領域，有一部足以傲視多數進步國家的《性別平等教育法》，然而，這看起來進步的制度，並沒能深入普及到社會文化。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把鏡頭聚焦在婚姻平權的爭議上，前述的對立又特別明顯。以「守護家庭」為信念的反對陣營，其思維與論述方式，主要採用美國右派教會的論述產品，這類素材在進入亞洲時，已先在香港、韓國等地歷經「亞洲化」的過程。進入台灣後，這套論述亦在地化，融合了傳統儒教的家庭人倫觀，進而與傳統觀感無縫接軌，成為餵養前啟蒙之觀感政治的食糧。

這套論述奠基於對「性」的恐懼與「二元性別」的堅持，經過台灣文化中所殘留男尊女卑、尊崇儒教人倫觀念的轉譯，強化了以性和生育作為核心目的的「家庭價值」的重視。例如同樣是反對性教育，美國的主力集中在以「守貞教育」取代性教育。他們反對的理由並非父母對子女的控制權，而是強調個人宗教信念優先於公共政策。在台灣的護家盟、下福盟等團體，提出的主張卻是「子女教育、父母決定」，大概也只有深受儒家文化影響的社會，敢於喊出這樣的口號，還能夠得到廣泛認同。畢竟我們仍是一個默許父母干涉子女所有生涯選擇的社會，從選填志願、選擇職業到婚姻大事，由父母來決定學校可以教什麼、不該教什麼，也顯得理所當然了。

過去數月，支持與反對的勢力在各種言論場域交鋒，從立法院到街頭，從媒體投書到社群操作，雙方似乎找不到交集，卻少有人願意直接面對此類反對論述，其本質仍是無法或不願意將同性戀者視為與自己一樣對等的存在。所謂「為求社會穩定，應逐步開放而不該奢求一步到位」的公道呼籲，不外乎就是以部分民眾觀感為由，去合理延長對特定族群的差別待遇。

此外，過去因為蔣家人信仰基督教之故，有不少外省家庭因此轉投基督教信仰，至今公務體系和教育界的基督徒比例仍遠高於平均。而當年黨外運動的菁英，也幾乎都受過長老教會蔽廕，這雙重因素的加乘，使僅佔5%的基督教徒手中，掌握著遠超過其人口比例的重要的政經資源。因此，當教會成為最堅決的反對力量，開始主導論述、資訊傳遞、抗爭行動時，立即能直接且精準的喚起社會恐慌。

事實上，台灣社會的「性別主流化」從未完成，歐美社會近來所反省的「政治正確」，在台灣也不曾站上政論主流。雖然台灣在性別平權領域，有一部足以傲視多數進步國家的《性別平等教育法》，從法治面直接賦予多元性別教育存在的正當性。然而，這看起來進步的制度，並沒能深入普及到社會文化。

仍有許多一線教育人員因害怕冒犯家長的「觀感」，或缺乏對多元性別相關事實與原則的認知，對社會或公民課本的相關段落，均快速略過、不多解釋，甚至直接將性教育等課程，直接外包給具有基督宗教背景的「彩虹媽媽生命教育協會」、「台灣愛家協會」、「得勝者教育協會」等團體。此外，教改從未成功改變以升學為導向的教育體制，「不重要不會考」的課程自然也受到忽略。

交差應付的教育心態，不但阻礙了對性別議題的深化反省，更讓前述團體相信自己可以繼續在下一代身上，複製前啟蒙、前事實的觀感與心態。

如今，性別議題雖較過去受重視，但相對而言，主要仍依靠少數公民組織的倡議推動。台灣仍不曾穩當地透過啟蒙政治的辯論，來完成性別主流化。婚姻平權的爭議，揭露了台灣社會這個未完的環節，使得一系列長久以來不經反省的性別觀感與政治態度，都浮上檯面白熱化。

如今，性別議題雖較過去受重視，但相對而言，主要仍依靠少數公民組織的倡議推動。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婚姻平權議題難以公共化的原因

一個議題要能成為「公共議題」而被討論，必須能與個人的觀感脫勾，讓不同立場的討論者都能在一定的事實基礎上，援引不同的客觀原則來討論。相對於其他公共議題，婚姻平權或許是最難以公共化、同時也是最容易被操作成「觀感政治」的題材。

長久以來，對家族親情的主流想像，是透過一夫一妻的婚家制度概念來表達的。如果沒有這套概念所提供關於「親情」的共通語言與交往方式，單憑血緣為理由，不易維持這麼多在不同領域工作、不同教育背景、不同生活習慣的人們之間的感情。親戚間以異性戀婚／家為話題，問候何時交男女友、結婚、生小孩、婚後生活、配偶相處、育兒話題等，即滿足了上述功能。

從許多反對者的角度來看，這是一套使用起來非常方便順手的「情感貨幣」，目前看似也沒有其它好用的替代選擇作為新的「貨幣」來流通。透過這些「貨幣」的交換，人們不但獲得情感的安頓（當然，情感的壓迫也是常態），也得以累積某種「文化資本」，在家族和社會中取得身份認同、攀升地位，例如：「成家的男人」、「已婚的婦女」、「兩個孩子的媽」等等。

異性婚姻最實際的功能不是反方所主張的繁衍後代、延續文化，而是透過生小孩，既維繫了家族親情的交流，同時也讓家族成員的社會身份升級、領取親情紅利、累積家族財富資源。

因此很多反對者口中所要求對婚姻平權的「社會共識」，表面上聽起來只是人們不夠「進步」、「開放」、「寬容」，但根本上所涉及的是：婚姻平權的概念，能否維持原先由性、生育、血緣三個支柱所建立起來的「婚家利益」，他們無法信任同性所組成的家庭，是否真能提供另一套「親情交易暨升級系統」。

反對者最深刻的恐懼，來自於以下疑慮：社會可能引入陌生的親情規則，進而使最私密、最貼身的親情面臨改變。不少人類學或社會學的研究都承認，人類的家庭結構與情感連結的形成機制，的確是牽動人最私密情感、也最難接受變化的意識型態。然而，這些研究同時也顯示，人類對慾望及身體的想像、對家庭的定義，其實也都是不斷在變化之中的。只是，在每個過渡階段，對於抗拒改變的人來說，即使改變再怎麼細微甚至間接，光是「可能發生變化」的想像，就能將突兀不適感放到最大。

凡此種種，都讓反對者傾向把婚姻平權的倡議，感受為他者對其私領域、或國家對其私領域的侵犯。因而，護家盟那些看來荒謬不實的宣傳，即使面對非教徒，也往往能正中要害：「小孩不再叫我阿公」、「從父母變『雙親一、二』」。「孩子是我生的」、「這樣要我怎麼教小孩」這類話題，表達的正是對最親密之私領域的掌控感與安全感。

每當想到同婚，人們常反射性地將自己代入，想像身邊親人變成同婚者（如自己媽媽換成另一個爸爸）、或是異性戀者想像自己的伴侶是同性，因而引發錯愕與反感，這其實就是感覺到私領域被改變或受侵犯時的典型恐慌。無論正方再怎麼釐清事實，指出「別人結婚與你無關」、「你又不會因此變同性戀」，都很難說服反對者的觀感。

因此，正方試圖將婚姻平權純粹當作公共議題來思考的態度，例如從「平等權」、「反歧視」、「反壓迫」出發，便常會被指控為「菁英的傲慢」、「政治正確」、「無法體會民情」，因為它不同意公權力是用來滿足民眾觀感的工具。與此相反，滿足私領域的掌控感與安全感，正是「觀感政治」的強項。反方支持者所相信的謠言、偏頗詮釋與論述，都恰恰與「公共化」相反、都能維持婚家議題的私密性與個人觀感。

即使反方不斷從傳統、習俗、教義抓取出理據，試圖建構出一套「保守」的「公共」論述，然而這些論述，無論用「終極關懷」、「道德信念」、「生命意義」、「共善」等辭彙來包裝，其所反映的大多是私領域的情感安頓與私生活秩序之想像的問題，其本質仍是反公共的「不要干涉我」。至於那些不符合傳統婚家想像的關係，以及主張身體自主權、不願將性污名化、抗拒傳統親情觀念與宗教組織壓迫的人們，卻因為要滿足部分民眾的情感安頓，而繼續被歧視、被犧牲權益。這很難稱得上是一種政治主張。

在婚姻平權議題上，只容許「如何做才能更好地保障」之不同立場的辯論，而不允許「要不要保障」的辯論。因而反方也只能用「彩虹恐怖」、「同性戀霸權」的話術來進行抗議宣洩。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議題正反不對稱，厭惡爭執的公道癖

台灣長期深陷政治無力與觀感政治的泥沼，再加上人們不喜歡辯論的姿態、不擅長面對陌生觀點、不習慣直視刺眼的事實、不理解「堅持」與「偏激」的差異，「不要起爭執」、「雙方各退一步」之類的呼籲，就成為巷議街談最愛的基本款。這種態度，回過頭加深了觀感政治的運作、以及政治現狀難以改變的無力感。

上述態度，經過品味包裝、外觀升級後，為公知輿論的平衡癖和公道表演，提供了最佳的衝浪舞台。

然而，此刻台灣社會急需的，是透過對事實、原則與開放辯論的堅持，樹立「啟蒙政治」的典範，跳脫觀感政治與妥協政治的惡性循環——在「前啟蒙」與「啟蒙」、「非事實」與「事實」的觀點之間，是沒有平衡的餘地的。事實與原則，就是最有誠意、最有效的溝通平台，因為它無關個人觀感，任何人都可以憑藉理智來引用、批判、辯論，並不需要藉助外力來妥協、平衡、或搭橋。

在此次婚姻平權的爭論中，上述要求又更加急迫。因為婚姻平權和一般政治議題不同，前者之正反雙方的立場是嚴重不對稱、且存在相對明顯之孰是孰非的。在一個政治議題上，讓正反立場彼此處於相對對稱的情況，一般而言有以下兩種：

首先，正反雙方所秉持的原則，大抵上處於相同位階彼此競爭，無法明確論斷孰先孰後。

然而，婚姻平權之議題的核心，是基本人權之保障與消除歧視的問題。基本人權的位階，在法治國內是沒有任何其他原則足以與之競爭的，因為其他原則皆預設了基本人權。「歧視」與「不歧視」之間，有絕對的是非可言。在這個議題上，只容許「如何做才能更好地保障」之不同立場的辯論，而不允許「要不要保障」的辯論。因而反方也只能採取「同婚不是人權」的策略來迴避其先天理虧，或用「彩虹恐怖」、「同性戀霸權」的話術來進行抗議宣洩。

其次，雙方基於不同的事實認知，而雙方所堅持的認知彼此競爭，無法最後論斷孰是孰非。例如：基改食品對人體健康的影響程度有多大，排除所謂「花錢買研究」的情況，目前學界還沒有最終定論。

此次婚姻平權的辯論，其所涉及的事實卻是相當明確的，例如「台灣精神醫學學會」提出《世界精神醫學會對於性別認同與同性性傾向、性吸引和性行為之立場聲明》，證明不論何種性傾向，都是人類社會與生俱來的現象，沒有證據證明性傾向可以被改變。而由「哥倫比亞法學院所收集74項針對同性戀者的親職研究，也認定成長在同性雙親家庭的孩子，其各項表現與異性戀家庭無異。然而，反方所提出的卻都是明顯違反學術倫理的文獻（包括研究資金來自保守教會團體）、甚至直接引用偽科學來病理化、貶抑同性戀者成長經驗及撫養小孩的能力。近來，連蔡英文家族投資愛滋新藥開發、因此要通過同婚、以大幅提高台灣愛滋感染者的人數來讓藥廠賺錢這種陰謀論都出來了。

在此，我們要不厭其煩地重複：關於婚姻平權的議題，我們需要的是堅持釐清事實，耐心依據原則來論述，並且在「如何做才能更好地保障性少數」的話題上進行開放辯論，樹立「啟蒙政治」的典範，而不是平衡展示「挺同」與「反同」的立場，或針對「堅持」與「妥協」的姿態來做文章搭橋。

結論

要把台灣推上「啟蒙政治」的軌道，方法其實一直都很單純：堅持釐清事實，耐心依據原則論述，並且開放以事實原則為基礎的辯論。問題在於，我們是否能堅持到底，持續深耕社會教育，而非是否能「跨出同溫層」。

所謂「過濾泡泡」、「回音室效應」的傳播效應，其實就是長久以來「觀感政治」的新興變體。對此我們應該警惕，但無須因此開始抱持懷疑論，而去信仰平衡教。因為，早在網路時代來臨之前，台灣社會就已長久處在這種「前啟蒙」的狀態了。正如過去的我們需要的是啟蒙而非「平衡」，今日的我們亦如是。

通常人們所擔心的，只是個人溝通姿態的問題，解決之道其實也很單純：不人身攻擊、不惡意扭曲、不做不必要的挖苦諷刺。所謂「溝通的善意」，指的應該是正確理解、耐心解釋，而不是曲意安撫、扮演對手的情緒保姆，甚至因而在原則上有所妥協。

既然這是針對個人溝通姿態的要求，它就不該透過輿論公親來仲介，甚至造成某種「溝通」的品牌。在這個「大外包時代」，不能連個人的溝通善意都要外包。平衡搭橋的仲介，不但是多餘的，也無異於為觀感政治加油添醋、繼續攪拌後事實時代的大醬缸。

在這個社群網路傳播、言論械鬥的時代，最重要的口號，或許就是：「仲介勿擾」。每個人都應該以自身為媒介，開放與任何人進行以事實與原則為基礎的對話。請每個人試著相信自己，沒有必要讓仲介成天恐嚇說，外面的語言有多「猙獰」、相信自己能溝通有多困難。就讓我們大膽採取立場吧。要注意的只是讓自己不要這麼「猙獰」，這樣有很複雜嗎？

意見的形成沒有捷徑，公共議題裡也不存在遠離砲火的道德高地。想居高臨下先做好「市場調查」，再來挑選立場的結果，往往會落入一個名為「中壢客倌」的自戀泡泡。在價值原則被各種情緒所模糊的時代裡，最不需要的就是這種價值懷疑論。

當然，我們也清楚，爭論時的情緒不容易克制。這些情緒的來源大抵有二：認為對方犯規或己方被曲解、以及對自身立場與相關事實的認知不足，因沒有自辯的把握而著急。關於前者，解法無它，就是從自身做起，不要犯規。

關於後者，回到同婚爭議上，我們要呼籲：無論正反方，都應該深化對自己立場的理解。必要時，誠實面對自己的無知、無能和無言。不要老是吃現成論述的外食，更不要外包給言論仲介來辦桌。

不可諱言地，正方的支持者當然有所謂「政治正確」的加持，需要警惕搭政治正確的順風車。為此，我們應該深化對這些主張背後歷史脈絡與論據的理解，甚至鼓勵各種基於事實、採相近立場的差異化論述，例如反省以異性戀主流視角產生的平權觀點、對婚家意識型態的分析與批判等等。正方更不該忘記，我們所追求的是啟蒙政治，我們所期望的是一個每個人都能脫離無力、都具備政治能動性的自由開放社會。這是不容許被政治正確所代言、並被操作成品味政治的。

真正需要「走出同溫層」、需要正視自己不願意看到的事實的，其實是此次婚姻平權反對方的多數支持者。也只有離開同溫層，才會看見自身資訊的偏狹，看見基於事實的論辯，該是什麼模式。

放眼當前台灣所面臨的各項考驗，婚姻平權已是台灣在邁向現代化民主國家的歷程中，實質影響最小、改革支持度最高、且議題結構最明朗的題材了。若連這一關我們都無法堅持事實和人權原則走過，那麼，未來涉及議題結構更複雜、焦點更分散的年金、長照、廢死、轉型正義、乃至於國家正常化的工程，我們又能基於什麼來進行社會說服、讓多數公民有願意一起承擔的共識？又基於什麼作為國家轉型中，對於公共政策與方向的辯論基礎呢？

事實不容妥協，人權原則不容折扣。為了婚姻平權，也為了實現開放社會與公共論域的健全化，如果真有「鷹派」這種東西，就讓我們勇敢地當一回追求事實與原則的「鷹派」吧。

讓我們停止假裝這是一場兩種價值觀的拉鋸，因為它不是。讓我們停止假裝這是一場「進步」與「保守」之間的對撞，因為它不是。它是一場台灣社會對啟蒙與前啟蒙、事實與觀感、原則與偏見之間的抉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