癮君子/《在車上》的弦外之音:不具溝通性的言語是一場革命 | 特約作者 | 鳴人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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癮君子/《在車上》的弦外之音:不具溝通性的言語是一場革命

《在車上》(Drive My Car)改編自村上春樹小說作品——《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以同名短篇為骨幹,適當揉入其他短篇,進而編織出的完整電影。 圖/東昊影業提供
《在車上》(Drive My Car)改編自村上春樹小說作品——《沒有女人的男人們》,以同名短篇為骨幹,適當揉入其他短篇,進而編織出的完整電影。 圖/東昊影業提供

(※ 本文有雷,斟酌閱讀。)

濱口竜介繼《偶然與想像》(偶然と想像)之後,再次征服眾多影迷的心。新作《在車上》(Drive My Car)長達三小時,依然保持柔順與勁道,多處停頓、轉折、巧合或隱喻都藏有驚喜,不斷勾起好奇,令人自然沉醉、癡迷於悠悠光影之旅。當然,依照慣例,電影的手法節制又煽情,有極度外放的宣洩,更有精雕細琢的符號。

承前所述,接棒前作《偶然與想像》,在內斂、含蓄的交鋒中,頻頻撬開世俗、父權凝視之下的禁錮。不同的是,《在車上》相較大膽、冒犯與露骨,藉以完整闡述導演之於生命的洞見。到頭來,電影的主張十分清晰,人的一生就是矛盾的螺旋:無論是愛與恨、生與死、忠誠與背叛、封閉與流動、傾聽與答覆,甚至是現實與虛幻,全都在對峙中取得共榮,替人綻放——豔麗又帶刺的朵朵玫瑰。

不在場的女人,在場的「亡靈」

哀悼的最敏感之處,莫過於不得不失去一種語言──戀人的語言。
不能再說「我愛你」。

——羅蘭巴特(Roland Barthe)

有別於村上春樹的原作,濱口在妻子家福音的部分,特別多著墨四十多分鐘,協助觀眾從中摸索出一些線索,因而明白、體會音的魅力與獨特。我們就像家福與高槻,不自覺地陷入音的囈語、體貼與神秘;甚者,綿密吐出的故事,夾帶著引發遐想的禁忌元素,化身成一條蛇,沿著肌膚,從腳底開始纏繞,爬過脊椎、腦門,刮起一陣陣疙瘩。自此,就算音早已退場,卻仍佔據了整座影像空間,宛如幽魂般,不在場的事實,倒過來再再創造、鞏固——音的在場。

簡言之,錄音帶裡的對白,除了關於排練、思念,還能視為亡靈的低語呢喃。

至此,恰如羅蘭巴特於《戀人絮語》提到的,家福卡在怪誕的不幸泥沼中,假若音還在世,將因其放蕩之舉受盡煎熬;但反過來,音過世了,又因為愛的消亡,備感失落、哀痛,甚至慌亂。可以說,家福根本動彈不得,彷彿墜入一座深井,頭頂的光景再怎麼變化,都只是換一種方式在不幸中打轉。

當然,遭到限制的不只主角家福,看似自由的音,身上也攀附了層層的桎梏,是道德規範,亦是愧疚感的撻伐,就連死後,都得駐留於父權的凝視,嚐盡烈火的拷問。直到駕駛美沙紀一句:「愛與背叛難道就不能並存嗎?」的靈魂質問,遭倫理之咒囚困的地縛靈——音,還有愛到無法自拔的家福,才終於擺脫他人的定義,走出昏黑的暗房,坦承吐露自己的秘密、恐懼——我們都怕不被愛。

濱口在妻子家福音的部分,特別多著墨四十多分鐘,協助觀眾從中摸索出一些線索,因而明白、體會音的魅力與獨特。圖為飾演家福音的霧島麗香。 圖/東昊影業提供
濱口在妻子家福音的部分,特別多著墨四十多分鐘,協助觀眾從中摸索出一些線索,因而明白、體會音的魅力與獨特。圖為飾演家福音的霧島麗香。 圖/東昊影業提供

所以回到比喻,亡靈概括的即非靈異現象,實指不在場的匱乏,往往滋生恐懼,促使心底的一顆種子,長成一片幽暗森林。比如說,來回折磨家福的,就不是外遇的事實,而是後續關於不被愛的解讀。然而,音的驟逝,導致他不再有機會澄清、核對其中的心意。就此,出軌雖然入土長眠,未解的疑惑,卻成了一具吊在心房的骷髏,空洞的雙眼直視著家福,陰風陣陣,時不時挑起內心的哆嗦與蒼涼。

也因此,電影賦予鮮豔、紅色的經典老爺車——雙重的意涵,做為交通工具代表著自由、流動;不過,做為具有實體邊界的密閉空間,又如電影所呈現,是人們交換秘密、告解罪過的神聖殿堂。隨著敘事推展,一件件舊事褪去面紗,並被溫柔地托起。車廂的封閉,非但沒有讓人受伏,還因為安全感十足的設限,開拓出不一樣的心靈路徑,以便揮別往日的泥沼。

為此,儘管家福走丟時間,仍如羅蘭巴特所言:從淚水找回、證實自己的受傷;甚至明白愛不是一場虛構的幻覺。尤其,失而復得的故事,又再彰顯音的創作,只願交付給丈夫書寫、紀錄。這一塊足以比擬為女兒的神聖結晶,或說珍視,持續地孕產、紡織兩人的愛。不論世界如何否認、道德如何抨擊,家福都能因此重拾被愛的信心。

死不是生的對極形式,而是以生的部分存在。

——《挪威的森林》

誠然,音的離世讓家福痛心,卻也以巧妙的方式,引領他直率面對,將槁木死灰的戀情刷新,再度捏入飽滿親密、信任的緊實篤定。彼時彼刻,即便兩人的時間不再有積累,存放的回憶依舊迎來煥然一新的生機,閃閃動人。或許正如村上春樹於《挪威的森林》點明的,死亡會以各種方式參與生命,但無論如何,都將是有益人們立足、茁壯的養分。甚者,少了死亡,存在終將崩塌、瓦解。

以此來說,《在車上》就如其他公路電影,即使手法較為迂迴,主軸依然是找到自由、改變,好促使日漸狹隘、扭曲的視野(患病的眼部),重新尋獲光明。

《在車上》劇照。圖為飾演家福悠介的西島秀俊(左)與飾演駕駛渡里美沙紀的三浦透子(右)。 圖/東昊影業提供
《在車上》劇照。圖為飾演家福悠介的西島秀俊(左)與飾演駕駛渡里美沙紀的三浦透子(右)。 圖/東昊影業提供

八目鰻少女的性別隱喻

愛別人是美德,愛自己卻是罪惡。

——心理學家佛洛姆(Erich Fromm)

接著,作品雖以魚水之歡揭幕,卻得等到「忍耐」這個關鍵詞,才緩緩揭露敘說之人的面容,這不過是簡單的開場、佈局,竟已精煉展示電影一大主題——女性的慾望,僅能潛伏於虛構之中、視線之外,否則就是不被人允許、接納的毒素、真菌。以此延伸,八目鰻與少女,一方面描繪音於內心的道德焦灼;另一方面,更也暗諷父權結構的女性群像,輪廓是如何被貶低、污名化,以及姿態又是如何被限縮、綑綁。

跳出故事,現實中的八目鰻,讓人既愛也恨,時常寄生在經濟魚種上吸取養分,造成巨大的利益損失,身形似蛇的外貌,再加上像煙火一般散射的尖牙利齒,又被人戲稱水中惡魔。諷刺的是,八目鰻肉質軟嫩、富含嚼勁,長久以來皆被歐洲貴族奉為餐桌上品,因而又有惡魔珍饌的名號。

由此可知,電影透過八目鰻這個符號,輕輕嘆述傳統文化的女性處境,同樣都被體制當成吸附(吸血)他人的物種,減損、掏空群體的利益之外,更也是社會的獎勵、資產,用來授予表現優異的階級人士。然而,前述的內涵並不相斥,即使引發的情緒看似兩極:嫌惡與欣喜,但本質都在貶值女性的主體性,以確保威脅不了父權思考的主導地位。正同心理學家伊瑞葛來(Luce Irigaray)提到的,女人宛如一面鏡子,僅是映照男人自我價值的工具。

若說前世的設定,闡明女性走過的辛苦與委屈,轉世之後的少女,則是應證文明的補完,依舊有隱微的缺陷。好比說,女性縱使逐步實踐自主,但言行舉止,還是偏處於被動,類似司機與主人,中間劃有不可越界的線,司機(女性)通常得按照後方主人(男性)的指示來前進。視線上,也僅有主人可以正當掃視司機,相反的狀況,則被視為觸犯禁忌、隱私。電影內的設定——駕駛與乘客之安排,幽微言盡性別的權力鴻溝,相似《寄生上流》,犀利具象化階級的壁壘分明。

爾後,座位的挪動會如此令人感動,正是因為它前後呼應,精妙揭示家福的改變之外,更還扳倒性別、階級的高牆。甚者,藉由美沙紀的歸鄉、引領與出走,在漫天的雪景中,顛覆從屬關係,運用樸實的擁抱、接納,點燃炙熱的重生,好驅趕內心寒意。

《在車上》劇照。圖為飾演家福悠介的西島秀俊(左)與飾演駕駛渡里美沙紀的三浦透子(右)。 圖/東昊影業提供
《在車上》劇照。圖為飾演家福悠介的西島秀俊(左)與飾演駕駛渡里美沙紀的三浦透子(右)。 圖/東昊影業提供

不過,暫時談回八目鰻少女,她渴望意淫、窺探,卻又圖求私密的隱蔽與掌控,想要凝視,卻不想被人凝視。當中的蠢蠢欲動,如前所述,其來有自,恰恰反應亙古的永恆匱乏,看似離經叛道的印記:遭人妖魔化的經血、象徵貞操的內衣,皆是針對父權規範的反動。參照心理學邏輯,這一類脫序之舉,正是寄宿於集體潛意識的陰影,一股總被忽視、輕藐,或壓抑的靈魂躁動。

換句話說,少女之所以對著監視器說出殺人告白,就不光是要呼應音的道德焦慮——傷害丈夫這件事。畢竟,令人格外不甘、憤怒,想要進一步摧毀的是暴虐且蠻橫的陽剛凝視與囹圄。剛好解釋,何以少女執著於改變與否,並試圖經由違反人性的自白,證明世界已有不同的軌跡,縱然代價是牢獄之災。自始自終,軟禁少女的鐵窗,不是法律刑責,而是無所不在的性別標籤、監視。

依照整理,交錯比對,即能發現相愛的夫妻,同時也在互相折磨,僅僅因為共享的價值觀,過於狹隘,裝不入層次複雜的曲折之愛。聚焦在關係,它講的是失落與修復;但宏觀來講,同樣生動描繪父權、陽剛之於男男女女,所注入的磨難。

《在車上》劇照。圖為飾演高槻耕史的岡田將生。 圖/東昊影業提供
《在車上》劇照。圖為飾演高槻耕史的岡田將生。 圖/東昊影業提供

「多語」的舞台劇,「失語」心靈的所在

整體而言,厭女是電影的重要元素,但聚斂的核心實際是失語。脈絡上,失語的構成,緊扣前述提及的他者壓迫,例如深受醜聞所苦的高槻,成天活在聚光燈之下,擺脫不了被攝像的焦躁。美沙紀的話,則是母親的陰霾,面對無能為力的家暴,只能刷白臉譜,故作堅強地把傷痛都推出去。

某種程度,這些角色,包含家福與音,就算口不啞、耳不聰,卻恰巧都活得抑鬱,喪丟了錨定自我的位置。舉例來說,忠貞的狹隘性困住了家福與音;高槻則為清純形象的絕對性;美沙紀則是兒女就得逆來順受的荒謬性;允兒則是弱勢的想像與標籤化。

故此,時不時讓人出戲的劇團設定(同時夾雜不同語言演出),有了合理安放的用意,或許稍嫌匠氣,卻也鮮明刻畫人在溝通斷裂的情況下,可能會有的混亂、焦急與疲倦。況且,失語的可怕之處,本就不在於無法表達,而是在於即便言說,也依然不被理解,僅能擁抱著孤寂入睡,成為他者的俘虜。

這部分的符號意圖相較複雜、曖昧,但套用傅柯(Michel Foucault)的學說——權力即知識,則可釐清箇中精髓。易言之,言語不過是權力伸入世間的觸角,不管它表意的對象,有機或無機、具體或抽象、積極或消極,人類都無法完全掌控當中的方向,龐大的極權秩序,無孔不入地侵佔我們的生活與言說。

時不時讓人出戲的劇團設定(同時夾雜不同語言演出),有了合理安放的用意,或許稍嫌匠氣,卻也鮮明刻畫人在溝通斷裂的情況下,可能會有的混亂、焦急與疲倦。圖為台灣演員袁子芸(左)與飾演允兒的韓國演員朴俞琳(右)。 圖/東昊影業提供
時不時讓人出戲的劇團設定(同時夾雜不同語言演出),有了合理安放的用意,或許稍嫌匠氣,卻也鮮明刻畫人在溝通斷裂的情況下,可能會有的混亂、焦急與疲倦。圖為台灣演員袁子芸(左)與飾演允兒的韓國演員朴俞琳(右)。 圖/東昊影業提供

不以溝通為已任的語言,是深具顛覆動能的革命路徑。

——克莉絲蒂娃(Julia Kristeva)

亦同社會學者克莉絲蒂娃所言,繞入秩序無法掌握的途徑,才能找到生命出口,如伴隨高潮浮升的故事、敲碎溝通規則的盡興演出,皆是潛在救贖。於是,電影刻意放入手語,並非天外飛來一筆,正是在提倡語言的變形,除了擺脫聲音霸權,還能象徵從權力網絡的圍城與窒息感中逃逸,進而扣合主軸:超越言語(既有邏輯)的情感與主題,往往才是啟動生命的齒輪,推移人們的旅程。

有趣的是,家福其實一直握有這一把鑰匙,要不是被恐懼架空,就如他所說:契訶夫的文本向人提出疑問,彷彿像是連結鏡像宇宙的蟲洞。若他能拋下對於安全感的索求,跳入這座不見底的深淵,就有機會通往不一樣的明天。

最終,電影的重點也非消滅他者的影響力,或追求完全去中心化的自由,而是如何在既存的噤聲網絡內,運用各種各樣的越線,挪出空間發展、實踐個體的風格。就此切口,電影片尾的走向,即有詩意的想像──美沙紀帶著他人的餞別禮:狗與車子,踏上橫跨大洋的壯遊之旅,找回自主與能動性,不再只是聽命的駕駛,也不再一味接受別人的垃圾,而是一個勇敢的開拓者。

我想,濱口竜介的作品皆帶魔力,《偶然與想像》是飽滿希望感的意外。《在車上》則為降臨在角色身上的各種悲劇,如浪一般,澎湃地塑造一顆顆堅毅的自由意志。

結語

定位上,縱然《在車上》是改編作品,但濱口竜介偷渡挑釁的意圖,不只搭建了文學之美,更以敘事寓意,再再溶解語言、慾望與規範的邊界,並通過靈魂之窗——人類的雙眼,反向滲透觀眾的內心,栽植一株株名為叛逆的精神光景。

《偶然與想像》和《在車上》導演濱口竜介。 圖/路透社
《偶然與想像》和《在車上》導演濱口竜介。 圖/路透社

  • 文:癮君子,結合諮商心理師的專業,提燈輝映故事的細節,並以此抒填影劇與生活的孔洞;I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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