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儼峰／「錯的一方」不能訴請離婚？淺談離婚法制的多邊考量

（※ 文：李儼峰，執業律師）

近來在家事法律領域最火熱的話題是：對於婚姻破綻「可歸責的一方」（例如外遇、家暴）是否有權請求法院裁判離婚？憲法法庭日前開庭辯論，也掀起輿論關注，贊成者、反對者各有看法。

贊成者從「自由」觀點出發，認為離婚自由屬於「婚姻自由」的重要內涵，當事者要先能離婚，才能邁向下一段婚姻而受到保障。若勉強湊合怨偶，易導致家暴及兒虐等憾事。

反對者則從「倫理價值」、「保障婚姻制度」的框架看待，認為有責配偶應受限制，不能「要離就離」，且被離婚者及子女的權益也應受保護。兩方立場如何取捨，有無折衷空間，需賴大法官們作出最終決定。

正反方論點的癥結點

筆者認為，這兩說內在邏輯的差異甚大，在判斷上若是陷入線性思考的僵局，不免流於開放與保守的兩個極端，恐難找出彼此的對話空間。

此時，我們應該要反思：大法官就憲法第22條人民基本權概括條款的「婚姻」解釋，雖提及婚姻自由的內涵，然而整體立論架構乃著眼於婚姻家庭的制度保障。先前的釋字242、362、552號處理一夫一妻制度的重婚爭議，釋字372號針對裁判離婚事由「不堪同居之虐待」合憲性解釋，乃至釋字554、791號兩度探討婚姻家庭制度、有配偶者的性自主權及通姦罪存廢的交錯關係，到釋字748號「同性婚合法化」指出異性婚、同性婚應予平等保障。

因此，本次的兩說陣營，實應告訴大法官：為何其論點較諸相對方更能顧及「婚姻制度」所維護的社會功能，並切合當今時代環境？這才是說服大法官的硬道理。前述贊成者高唱的「離婚自由」，須能回應婚姻家庭制度之保障，畢竟離婚自由不該成為自我目的。反對者面對社會自由化與多元化的思想狂潮，也須指出：現行法之所以合憲，又是維護了那些更值得保護的社會價值？

筆者對此議題持開放態度，拋磚引玉：當兩人相愛結婚，背後的家庭乃至家族就發生了深遠關係，彼此人格也強烈共振，甚至另涉未成年子女的保護、教養，可謂牽一髮動全身；大法官們若決定打開裁判離婚大門，相關配套規制應通盤考量。

考量離婚的三個要素：情感、經濟安全與時間

正如釋字748號指出：「婚姻乃是二人為經營共同生活之目的，成立具有親密性及排他性之永久結合關係」。所謂親密性、排他性的內涵不難理解；依筆者所見，探討有責一方訴請離婚之議題，倒應關注永久結合關係於離婚時的「反作用力」，才能真正窺見對於無責配偶的權益影響程度。從而必須深入思考：情感、經濟安全、時間，這三個關鍵因素。

首先是「情感」：想離婚之一方的人格固然重要，但亦應思考被離婚者遭受的被剝奪感：自覺被遺棄、羞愧自責，明明是他方犯錯，卻自責「為何自己沒發現」。試問，若非結婚時彼此認定「永久」結合關係，豈會換來這般的打擊？無怪乎大法官黃虹霞於憲法法庭開庭時說：「要將心比心，想想被離婚的屈辱！」可謂道盡箇中奧秘。

其次是「經濟安全」：縱使民法定有剩餘財產分配請求權，但對被離婚者來說，有許多的經濟無形資源無從據以請求。例如：一方獲長輩贈與或繼承之房產，他方就不能請求分配；然而現實上能同居棲身、擋風遮雨，就是重要的生活倚靠。一旦面臨離婚，弱勢方的經濟安全勢必會有立即危害。

第三是「時間」：這才是被離婚者的最大損失。白話來說，金錢沒了、再賺就有，但逝去的時光歲月能復返嗎？假使有責一方可請求離婚，鬆綁離婚法定事由的緊箍咒，但被離婚者流逝的青春年華，誰又能夠補償呢？當然並非一定要強令怨偶繼續維持婚姻，只是道出其中荒謬之處：允許有責方獲取自由、時間之利益，卻糟蹋無責方失去而無從挽回的自由及時間。從而是否應將離婚決定權優先交給無責一方，始較公平？

立法應衡量贍養費與婚姻時間成本

若大法官們認定現行法違憲，允許有責方可以訴請離婚，則可預期實務上會出現離婚潮，故相關修法配套（如贍養費）更是當務之急。行政院已提出修法草案，不再侷限請求者須無過失，然而應該考量一併刪除「限於生活困難」要件，適度鬆綁「贍養費」作為扶養義務之延長，使其兼具「補償金」的性質。

草案明定，結婚未滿二年者，給付義務人得請求減輕或免除給付義務。由此可知，「結婚時間之久暫」確可作為贍養費數額之衡量因素。在立法上，筆者建議不妨授權裁判者得視具體個案，針對結婚達一定時間者，酌予加重贍養費之數額。如此一來，被離婚者失去青春歲月的時間補償，或有機會被充分維護，以期公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