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政治經濟學
上週劇場大事，除了文化部在表演藝術界的壓力下，就外國藝術工作者來台的工作許可問題與勞動部協商，同時全國文化會議陸續於各區召開，週二，中時對「國家表演藝術中心」（以下簡稱國表藝）董事長朱宗慶上任三個月的記者會報導，言語之間無疑暴露了國表藝、行政法人的問題。
文中，朱宗慶先語重心長地表示對台灣表演藝術未來的憂心，接著聲明國表藝編組的責任，進而強調國表藝會帶領三場館一團（台北兩廳院、台中歌劇院、高雄衛武營加上國家交響樂團）往前邁進，從用字遣詞到演說章回，看似順理成章、結構毫無破，不過他的「強力監督」 說，不禁讓人想起學者黃俊銘曾為文數篇指出，「國家表演藝術中心的董事會與場館藝術總監之間，到底是扮演監督（regulation）還是治理（governance）的責任？ 」或者「以『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運作全國各表演場館，將造成治理主體的錯亂 」等等的合理質疑。
國表藝的權責不清，可以追溯回上個月初，國家兩廳院召開記者會，宣布開放整修後的面貌。當時瀏覽相關新聞，絕大部分是所謂三場館一團的大家長——國表藝董事長——佔據篇幅。這一點看起來似乎合情合理，但卻相對忽略了直接的營運單位「兩廳院」，因而也突顯出一個根本問題：國表藝的角色是什麼？
甚至，我們應該回到「國表藝的角色是什麼」之前，問，為什麼要有國表藝？
我坦承，是我後知後覺，在國表藝掛牌運作後才發現這是個大問題，而當我們將「為什麼要有國表藝」做為問題意識，也就更能看到國表藝存在的弔詭。
從實質的角度來說，國表藝更像是一個虛構的、無實體的中心，意思是，它既沒有空間（劇院）需要管理，也沒有預算可以分配，完全沒有利益、實權可言，它的利基毋寧就是「國家表演藝術中心」這個名字，這個操作過剩、象徵消費的符號。
三場館一團的四位藝術總監，無論有沒有行政法人化，本來就應該要提出發展計畫與方向，放眼國際，無論是行政出身還是創作者擔任藝術總監，也就是因為每位藝術總監各有社會關懷及美學傾向，造就每間場館的差異屬性。
所以，今天的問題是台灣從來沒有一位國家表演藝術場館的藝術總監，提出關於台灣的表演藝術與文化、與社會、與人民、與世界的總體想像及戰略；如果藝術從來就是關於獨立思考、關於自由，我們卻從來沒有聽過哪一位藝術總監好好釐清「國家表演藝術場館」、「國家表演藝術場館藝術總監」與「國家」的關係？
但我們也不能因此就認同朱宗慶「監督三場館一團藝術總監們，給出建議方向」的說法。就算國表藝要越殂代庖，也請先拿出具進步性的思考、議見，訴諸公共。
更不用說，所謂的「行政法人」其實是英美於80年代新自由主義開始橫行的局勢下發展出「新公共管理」的一環，展示的是西方政府部門治理轉向「績效與市場」的時空背景。回看台灣於2000年初推動行政法人、日本於1990年中期推動獨立行政法人的年代，不都正處於經濟衰退的時期？至於新自由主義種下的惡果，諸如非典型勞動、自由市場再擴張等，比遍地開花還遍地開花，就不用再多說了吧。
因此，數月前台中歌劇院租借場地給直銷公司引發的與論風波，許多人從「自負盈虧」的角度討論之，我以為正是中了新自由主義、行政法人的圈套。我們該問的是，為何我們總是無法集結，要求政府不該調升行政法人館所的自籌比？從台中歌劇院到國表藝一致止於「會檢討」之聲，從公共性的角度來說，其實更自我切斷了與社會大眾溝通的契機。
相對來說，就中時這篇報導讀來，朱宗慶卻隻字未提自籌比的問題。先回到去年七月，報導者與《art plus》共同策劃「藝文場館定位」專題，其中一篇〈風起雲湧的行政法人 是救世主還是不歸路？〉，朱宗慶就在受訪時說：「（國家場館）30%的自籌比例是最恰當，最差也不能超過40%。」接著又說：「以表演場館來看，為了自籌，所有節目的取向就得往衝人氣的方向走，一旦把關不好，節目品質下降、太偏重市場，最初的公共性就失去，最終影響的就是表演團隊、觀眾，吃虧的還是政府。」
根據今年一月出刊的《PAR表演藝術》，其中一篇〈創造經典 友善環境 專訪國家兩廳院藝術總監李惠美〉，李惠美就自籌比的問題回答道，目前兩廳院自籌比為45%，票房與成本的比例是50％，也就是售出一張票兩廳院負擔一半。而「行政法人兩廳院成立時，當時經專家學者評估，理想的自籌比是30%，有個但書，三年不調整、調整不一定往上，也可能往下。立法院一直認為行政法人對政府的依賴度要越來越低，政府一直沒針對自籌比做檢討。」
試問，改制十餘年以來，兩廳院的自籌比從30%升到45%，拿現在兩廳院的年度預算來說，就差了近一億。而且在國家財政惡化，對文化不重視（善用文化活動進行治理，卻無意推動真正的文化）的趨勢下，自籌比有可能會降嗎？李惠美也擔心「以後如果自籌比更高，兩廳院就會朝向商業化，不能容許有實驗性的節目。」也就是說，自籌比的升和降茲事體大，不但可能導致展演節目的保守傾向（就可能潛在地影響觀眾、公眾、民眾的保守意識型態），也會讓所有人越來越負擔不起票價，這些環節可以說都涵蓋了公共性的思考。做為使用公共資源運作的各個「國家」表演藝術機構，乃至現在的國表藝，卻很少實踐出一種表演藝術場域也是公共論域的樣貌。
那麼，當初念茲在茲國家表演藝術場館自籌比的朱宗慶，是否會真如他所說的，在「（很感謝）文化部鄭麗君部長承諾全力支持國表藝，董事會跟績效委員會也跟我站在一起」的合作局勢下，捍衛自籌比，抑或透過開放的形式將其變造為一種政策學習、多方對話的公共論域，而非只是透過媒體產製國表藝的「形象」，這才是國表藝真正的考驗。
文化與經濟向來有關，只是我們要談的不是文創時代的文化經濟學，而是文化工作的政治經濟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