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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歧視三明治」:當明目張膽的歧視成為台灣日常

日前韓國瑜將移工稱作「雞」。圖為今年5月部分挺韓人士,以行動據母雞帶小雞聲援韓國...
日前韓國瑜將移工稱作「雞」。圖為今年5月部分挺韓人士,以行動據母雞帶小雞聲援韓國瑜選總統。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歧視」指的是基於特定原因,針對一群人階層式的差別待遇。這種待遇可以是系統性的直接、或間接的差別待遇;也可以是個人生活政治中,依照刻板印象而進行的差別「歧視語言」、「歧視行為」或是「歧視待遇」。

刻板印象是將群組化的個人嫁接某種特質或概念,「歧視語言」便是將刻板印象提升到社會的層次,並將可能為真、但也可能不為真的語言,作為攻擊、嘲笑的依據。「歧視待遇」是以將群組化的個人嫁接某種特質或概念,來合理化不合理且有階序性的差別對待。

上述種種行為,最終造成長期的資源分配不均、龐大的社會成本支出,或是許多個人的心理焦慮。

歧視的種類包羅萬象,只要人可以被歸為不同的類別,就容易有歧視發生。這包含最常見的種族、階級、性別;也包含膚色、年齡、親族、犯罪、肢體、外觀、國籍、疾病、生育能力,以及許多其他面向。每一種歧視有其類似之處,也有其特定的分類方式,類比時應謹慎,以避免二度傷害其他族群。

台灣當下有非常嚴重的三重歧視——種族、性別、與職業的複合歧視——稱之為「歧視三明治」。這些歧視三明治也並非只存在於政治人物的失言,而是經過選民的容忍及篩選而來。如果我們有能力創造一個不應歧視他人的環境,也才能讓政治人物警惕不應說出不尊重的言論,並進一步避免其推出制度性歧視的政策。

這才是真正根治政治人物失言問題的方式,因為這些政治人物很大程度上,是我們長期容忍下的產物。

以分類鞏固「我」的位置

近代系統性的種族歧視論以法國哲學家勒南(Joseph Ernest Renan)最為出名,他認為亞利安人(白種人)是優越於閃米爾人(西亞)的種族,閃米爾人的智商是發展不完全的,他們的環境與種族決定了這個種族的劣勢。

這種殖民時期的種族階序與種族決定論,正是合理化了歧視的條件——當權力者/統治者認為自己比被統治者更了解被統治者需要什麼,被統治者便只能等著被制度與行政機器宰制。

台灣亦不外於世界殖民史與拓荒移民史帶來的歧視觀。姑且不論荷蘭、清朝、日本殖民等時期各項歷史文獻中可查證的殖民擴張,中華民國帶給台灣的,是中國民族主義的直接移植。

國民黨政府早期透過外省、本省籍貫分類考試制度,以及歧視本省人的公務工作機會,來鞏固其外來政權性質;也透過學校與傳播系統,貶抑非北京話的語言。同一時間,透過土地剝奪以及不均的社會資源配置,產生對原住民的制度性歧視,此外,本省人也延續清朝時期以「番」「青番」稱呼原住民,作為難以溝通者的汙名稱呼。

台灣民眾所追求的解殖,不外乎是正視並修正過去這些族群創傷。五大族群(外省、閩南、客家、原住民、新移民)在現今台灣社會的交織特性,讓族群交融似乎往正向的方向發展。但我們亦必須承認,五個族群除了一再被選舉號召,依然存在著不對等的社會經濟位置,與一再被固化的刻板印象。

另外,台灣民眾對於新移民及東南亞移民、移工不禮貌的稱呼與理解,也反映了我們局限於「主流—邊陲」的二維邏輯。透過差異的門檻、不當的言語及不公平的制度,排除其他膚色的人平起平坐的機會。

這幾年隨著台灣對移工的需求成長,膚色的歧視也跟著崛起。這正是「台灣人模板」集體焦慮的展現——透過歧視,再固化其「台灣人模板」位置。同樣的,外省族群對於台灣閩客族群的歧視言論,亦是源自其「中國正統」的離散焦慮。

我們應肯認不同族群對台灣的貢獻,才能真正的開放心胸交流。圖為台東開齋節慶祝活動。...
我們應肯認不同族群對台灣的貢獻,才能真正的開放心胸交流。圖為台東開齋節慶祝活動。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資源配置是制度性的歧視

資源配置是制度性歧視的根源。

當外籍移工席地而坐在車站時,我們應試問政府是否有規畫足夠的公共空間;當我們不理解原住民族的各項政策保障,我們亦應思考整個土地為本的生活系統在殖民擴張的掠奪下,是否還有可能改進土地自治使用與管理的政策,以提供想要繼續復育在地生活文化的族群,可以延續其文化傳統的社會經濟機制。

而想要在漢人為主流的社會中立足的個人,也能夠免於漢人社會已留存長久的積累競爭。這些行政與實體資源的重新配置,即是為不同族群的個人創造可能的「選擇」,而非活在他人強加的模板下。

當我們排斥「中繼住宅」與「社會住宅」時,我們應思考社會是不是欠這些人一個拉他一把、協助他們重新站起的機會。我們不需要否認台灣當下對於財富與身分的崇拜,更不需要刻意抹除職業階序的排行;但我們應該在制度與社會福利上,促進對每一種職業身分的平等對待。我們更不應該把想像中的競爭黑名,加諸在同樣有身分證、同樣繳稅的移民身上。

當一個族群在政治上「被缺席」、在經濟上受限制、在生活上受欺壓,便會產生相對的剝奪感。例如,在家父長制的思考下,個人不能接受其他女性從事生育以外的生產性工作,透過「在家帶小孩」限制女性的經濟自由。又或者,透過社會機制分類男女性的學業追求、體格發展、玩具及故事書等等,分化男女發展的潛力,並固化家父長機制賦予的性別角色框架想像。

追根究柢,這種深植於部分人心中、「女性作為附屬的性別」的思考,順理成章將生養養育之責推卸到女性上,而這也是滋養男性優勢長期累積的根源。於此同時,對於事業成就或經濟情況較差的男性,社會也因此賦予他們失敗的標籤。家父長制的汙名不單單作用於女性,也令男性產生陽剛焦慮、壓抑個人發展。

放下汙名思考,才是真正的尊重

近期有政治人物發表肥胖言論且不道歉,便是將「肥胖」描述為中性的名詞,藉以合理化其歧視語言。殊不知,當一個中性名詞可以被用來攻擊他人時,該詞便轉為汙名標籤,不再是單純對於身材的形容。政治人物的失言,更反映了社會對女性身材的嚴格標準,這種嚴格標準卻極少被拿來檢驗男性政治人物。這種汙名思考,正好纏繞著對於個人身材、對於女性施加壓力的歧視。

另外,「雞」一詞更是對性別與職業的汙名。姑且不論其針對性工作應否合法的態度,將性工作者比喻為諧音動物,是公認不尊重的稱呼。同時,此類將廣大移工群體嫁接上少數違法工作的遊客,並比為諧音之動物,是對於職業、性別與種族國籍三合一的歧視三明治。

如果我們真心要與「南向國家」合作,那我們對於「南向」區域及民眾的理解必須有所調整,除了區域研究超越單純為了資本服務,更要深入文化中可共鳴的要素。如前段所述,我們應避面用歧視鞏固自身的階序觀,反而是放下成見,才能真正認識一個新的個人、探索一個和我們不一樣的地方。放下汙名思考,才是真正的尊重。

日常中避免歧視三明治

我們確實難以逃避第一印象以及社會對於特定族群的標籤,來作為過於簡單而疏忽掉真實認識的理解方式。

對於認識新的人與族群,我們要超越第一印象,使用對方可以接受的語言稱呼。例如普遍台灣人不喜歡被叫做Chinese(中國人),而是Taiwanese(台灣人)或是Formosan(福爾摩沙人)。

又或者,性別上有男、女、雙性、以及其他個人偏好的性別稱呼。逕自以「人妖」一詞稱呼他人,就是將男女的二元性轉換到個體身上,認為「非男非女」即「妖魔鬼怪」。然而,我們應該要超脫二元、男女的思考,接受一個個人對於自己性別的展示,用對方接受的語言理解其性別。

語言框限了我們思考的方式,因此,這是在避免我們再強化我們使用的詞彙中,特定的汙名連結與其帶有的貶抑。相反的,透過對方認同的稱謂,是在強化特定詞彙中的認同與尊重。

台灣民眾也許了解技術上的進步、經濟發展的成果、或是民主制度的進程,但我們必須清楚的認知到,我們並不比別人更了解他們自己。我們可以透過學習,成為對方的夥伴,從合作而非壓迫中找到出路,才能避免邊陲與主流的鬥爭。

我們應鼓勵文化上的表達、語言的尊嚴、肯認不同族群對台灣的貢獻,才能真正開放心胸交流,而非活在「某某人選上即是中華民國亡國」、「進口外配」這樣的我族焦慮。

現今各級學校也都在追求國際交流,其核心的精神是以「學習」來理解不一樣的文化與族群。在全球新激進右派崛起的時代,我們應追求解放的文化與實踐深刻的分析,而非陷入於支持或反對政治正確與文化相對主義的戰爭,我們更不可以讓歧視的語言侵犯對於人性尊重的基本底線。

無奈的是,種族、性別、與職業交織的「歧視三明治」,依然是台灣當前最尷尬的日常。而我們都是共犯。

9月6日,台北市長柯文哲脫口說「陳菊是比較肥的韓國瑜」,引發失言質疑。 圖/聯合...
9月6日,台北市長柯文哲脫口說「陳菊是比較肥的韓國瑜」,引發失言質疑。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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