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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偉/閒編風俗改良詩:日治時期三大反普度集團

農曆七月的臺灣可以說是處在一片人鬼狂歡之中,著名公廟舉辦普度活動人群雜沓、四方蜂...
農曆七月的臺灣可以說是處在一片人鬼狂歡之中,著名公廟舉辦普度活動人群雜沓、四方蜂湧。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農曆七月的臺灣可以說是處在一片人鬼狂歡之中,著名公廟舉辦普度活動人群雜沓、四方蜂湧,人潮所在即商機所在,普度的大量消費,亦高度刺激經濟活動,各地市況買氣均極熱絡。閩俗尚鬼、臺灣猶盛,恰好說出臺灣祀鬼風氣之興盛,形成文化特色。

不過,晚近百餘年來,受到現代思潮社會變遷影響,以及臺灣不同時期政權社會控制之意圖,「反普度」的聲浪亦相伴相隨,一貫地或有官方鼓吹提倡,或掌握媒體宣傳造勢,甚或訴諸行動公開演講鼓吹,以鋪張浪費、公共危害或迷信落伍等理由,欲改革移除此一豪奢風俗而後快,從日本殖民統治時期開始,即有不少這類公眾性輿論批評與行動,並持續至今依然是相似的團體類型,提倡相近的議題與方法,顯然「反普度」陣營的水平並沒有什麼提昇。

至於日本殖民時期主要反普度集團,大抵可分有三類,其背景、立論與作為各有所不同,對反普度的想法卻是殊途同歸,分述如下:

日本殖民官方教化團體

日本治臺之初,為推動同化政策,成立許多社會教化團體,用以改變臺人的語言、風俗習慣,於是在廳縣以下成立「天然足會」、「國語普及會」、「矯風會」、「敦風會」等,其中又以「同風會」的勢力與影響最大,臺灣各地均有以革新風教、矯正陋習、打倒迷信為旨的同類組織。中元普度既是臺灣浩費最巨的民俗信仰,自然是在「革新」、「矯正」之首。

比如,聞名全臺的基隆普度極盛,當時「基隆同風會」改革普度亦最積極,其前身「基隆敦俗會」便曾於大正七年(1918)中元節前後,於慶安宮召開年會,決議「改良」年節習俗有:新年改用陽曆、普及國語(日本語)、清明掃墓廢除分食粿物,時值中元,更主張肉類果物等祭品,不應相互饋贈以省糜費。

這種溫和改良訴求效果有限,故也有激進主張廢止普度的教化團體,如「臺北維新會」,在昭和四年(1929)為反對臺北市中元普度,散發數千張宣傳單,宣揚普度是一種有害無益的迷信習俗,倡議廢止。

昭和九年(1934)以後,受到日本國內部落教化運動之影響,臺灣總督府頒布「臺灣社會教化綱領」,更加系統化地規範社會教育團體的目標,將原本較偏向推行國語、改變風俗的目標,轉為以「皇國精神」之育成為宗旨,配以公民精神、智能啟培與生活改善等方向。

換言之,在這個時期以後,日本的精神、文化同化政策逐漸強化,而帶有中國文化色彩的臺灣舊慣習俗,需要改革的呼聲隨之高漲,「反普度」運動達到高潮。尤其是從1936到1939年的四年間,官方輿論特別顯著。

圖為基隆中元祭。中元祭祭祀活動後,在望海巷點然施放水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圖為基隆中元祭。中元祭祭祀活動後,在望海巷點然施放水燈。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新文化社團

進入「大正民主時期」後,政治、社會相對開放自由,加上民族主義、社會主義等思潮的風行,各類型的新社會、文化團體紛紛成立,他們普遍抱持現代性的文化觀及啟蒙心態,針對傳統習俗信仰經常視為迷信大加批判,對於這個長達一個月的中元普度活動,自然更是加以躂伐。不過,新社會文化團體其立場各異,批判的強度與訴求亦有所別,如態度較溫和的「臺灣文化協會」少有針對普度作單一性攻詰,大多數是與迎神賽會、作醮等臺灣習見的舊慣同視為迷信者流,並作出連帶的批評;方向上,他們希望改良普度的過度耗費動員等問題;手段上,他們也以口誅筆伐為主,少有訴諸行動。但左翼立場堅定者如「勞働青年會」,他們不僅經常針對中元普度猛烈攻擊,方向上更是主張根本地廢除普度,手段上既訴諸文字批駁,更動員所屬成員在各地強力宣傳,頗有非除此陋俗而後快之勢。

當時新社會文化人士所創辦的《臺灣民報》,在大正十三(1924)年時開始了反普度的立論,文杞以〈迷信也可獎勵和提倡嗎?〉一文認為普度是大規模的鋪張浪費習俗,還不如贊助文化事業。

昭和四年(1929)「勞働青年會」發動各地分會,進行大規模的廢止普度的宣傳活動,包括基隆、艋舺、竹南、臺南等地,這些地方也是臺灣普度活動著名且盛大之處,不僅積極地串連,散發傳單,街頭演講,其中最積極者「赤崁勞働青年會」更公開發表〈反對普度宣言〉,宣稱:「普度是封建社會的遺物」、「普度是一種迷信,在現在科學昌明的社會是早已失了他存在的意義了」、「絕對地反對普度,打倒一切迷信」,可見其激進之態度。

同時,新文化人士更針對幾個聞名的普度活動強力抨擊,例如以賽豬公著稱的新竹枋寮義民廟,歷年的普度活動均有日本官員參與賽豬公盛會,其理由為促進豬畜產業,新文化人士則批評飼養豬公所費過多,實為浪費國家經濟,直指普度為「迷信政策的中毒」。

新文化人士倡議的反普度運動,其成效如何?從當時報紙所報導的內容來看,直到二次大戰前,臺灣各地的中元普度年盛一年,因此恐怕是影響有限。

圖為受天宮中元普度。 圖/南投縣府提供
圖為受天宮中元普度。 圖/南投縣府提供

佛教團體

臺灣民間的中元普度早已佛、道混合,但基本的宗教觀與活動是有差異的,佛教將七月十五日作為「盂蘭盆會」,主要活動除了齋僧外,更重要是祭祖以表達孝親之意。儘管民間融合道教的地官赦罪、普施餓鬼之說,但佛教界並未特別斥反其說,但受了日本殖民性與現代性影響的臺灣佛教界,不少逐漸發展新型的佛教面貌,一方面批判中元普度餓鬼的宗教觀,藉以突顯佛教原旨;一方面從奢華浪費的「現代性」眼界加以聲討,尤其在經日本當局整合與主導的佛教團體如「南瀛佛教會」等最積極,成為「反普度」的重要旗手。

比如在《南瀛佛教》曾刊有施新琦所撰〈習俗改良歌〉:

閒編風俗改良詩,迷信而今人盡知,同改陋風廣教育,國家強大莫遲遲……太息臺灣迷信重,燒金紙灰無限量,例年惡俗豈難除……不正人皆驚鬼怪,媚神演戲費巨額,紙錢燒果作金銀,鬼神富貴免討食……要祭祖先拜神明,清茶三盞要肅淨,只能處敬修心行,公平正直是神明。

我們可以發現,這一類新式佛教團體的立場與觀念,大體與政府及扶持之教化團體近似。這也彰顯上述三類反普度集團,在政治立場上,新式佛教團體與日本社會教化團體接近,新文化團體則是站在官方的對立面;但對於反普度的認知與主張,卻不分政治立場的具有高度的共同性。大致來說,反普度人士具有政治上與宣傳上的權力優勢,雖然沒有看到廢止普度的例子,但許多地方確實在簡省一事上收效,特別是在城鎮地區。

晚近十來年,許多地方政府與文化單位反而扮演促進普度的積極角色,或是以民俗信仰包裝觀光,或是表現與民同樂,或是巧扮為認同本土者,也有透過官方經費來影響儀式內容的情況,這些都與過往「反普度」方式迥然有別。

事實上,無論官方是支持或反對普度,都只是工具性思考。民俗文化如果沒有民間社會深厚的基底,「反普度」政策及輿論手法恐怕也不會幡然一變。當然,我們可以反問:如普度等諸多民俗信仰,難道就不可改變?這涉及到民俗生態內部變化,以及現代性價值的挑戰,那恐怕是一個需要時間磨練的課題。

普度難道不可改變?這涉及到民俗生態內部變化,恐怕需要時間來回答。 圖/聯合報系資...
普度難道不可改變?這涉及到民俗生態內部變化,恐怕需要時間來回答。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 文:李世偉,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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