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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世偉/臺俗尚鬼:日治時期反反普度的民俗生命力

「反普度」與「反反普度」的對抗拉距無時不在。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反普度」與「反反普度」的對抗拉距無時不在。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臺灣祀鬼風氣興盛,進入現代社會,經常引起不同程度價值觀互動之衝突,前文〈閒編風俗改良詩:日治時期三大反普度集團〉介紹了日本殖民時期由官方主導、知識份子與民間團體等三大反普度集團。

儘管反普度人士擁有官方背書的政治正確性,以及掌握傳播媒體的話語權,綜觀日治時期報端的反普度報導及立論,每一年皆大力鼓吹之,然而,面對反普度的反撲也從未停過,「反普度」與「反反普度」的對抗拉距無時不在,雙方對於中元普度的對立大約可從以下幾個面向觀察。

市場經濟

中元普度為期長達一個月,民眾亦習慣性地大肆採購備妥祭品,加上諸多慶典活動所需物品,往往是一年當中最大規模的消費時間,諸多商家視為大發利市之機,也牽連整個民生經濟。反普度者不論訴求改良或廢止,均直接地衝擊商戶販者的利益,遭致抗拒反彈勢所必然,昭和四年(1929)中元節日便有報導指出:

舊曆七月一整個月間,是各地方商人的貿易至為重要的時刻,其交易金額比新年期間更大。然而同風會、青年會等社會教化團體,視普度為陋習,非改良不足以稱為文明人;但商業團體卻認為中元祭典歷史千年,本應隆重舉辦,即便是文明人亦不可廢。

再具體來看,牲品豬肉是普度不可或缺者,明治四十二年(1909)有報導記載:臺南市區平時肉價每斤二十二錢,至中元節可漲至二十五至二十七錢;在十八洞街畜豬屠宰場,於七月十三、十四日兩天屠豬一百四十三、一百九十八頭,比平日增加二、三倍。

可以想見,一旦簡省祭典祭物,豬市交易將直接受到衝擊,當有反彈之議。又如銀紙也是中元普度的重要消費品,明治四十一年(1908),由於新竹地區提倡節省普度收效,民眾簡省開支的結果,使得銀紙店生意不到往年的三分之一,其衝擊實巨。雖然報端未見因此引來商家之反彈,但影響市況與經濟收益,商販之不滿怨聲當能想見。

中元普度為期長達一個月,往往是一年當中最大規模的消費時間,牽連整個民生經濟。 圖...
中元普度為期長達一個月,往往是一年當中最大規模的消費時間,牽連整個民生經濟。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民俗時間與生態

在反普度人士所倡議的普度改良中,統一時間是最常見的策略說詞,但真要執行起來卻屢遭阻力。

民俗節日所形成的「民俗時間」乃約定俗成而為眾所遵循,背後有其客觀需要,更有其民間生態之必要,這些都成為反普度者之盲點。昭和十一年(1936)臺北市北區的中元普度已集中於十五日舉行,當時估計所需豬隻約一千六、七百頭,但由於時間過於集中,一時臺南高雄的豬隻調度不及,造成豬價暴漲,臺北市屠豚公會於江山樓開會因應,決議請臺北市家畜市場,再向產地交涉增配豬隻。

以上是客觀上的需要,也可與前段所論之市場經濟並觀。另外在民俗生態言,過往民間有謂「七月無閒和尚」之說,即普度所需要之儀式專家法師、道士等,為普度儀式所不可或缺之角色,由於各地公普、私普場合相當多,若分散時間亦容易調度執行,一但集中時間,勢將造成混亂的局面。

再者,普度通常費時且有其神聖時間運作,反普度改良者要求節省時間,引起反彈,明治四十四年(1911),新竹改良者將中元普度要求禁絕還口份,以及及早收孤,反對者認為午後四點致祭普度,七點就收孤,過於倉促緊迫。

此外,中元普度原本具備有節日狂歡特質,一旦強行改變,極易引發反彈,昭和十一年(1936)臺灣日日新報有篇報導名為〈龍潭普度 裝成藝閣參加 謀商業振興〉,大溪龍潭庄長鍾會宏於龍元宮召開中元祭典行事會議,其中有人認為近年為配合生活改善政策,中元祭典過於簡約不成體統,希望能夠再行餘興活動以增加人氣,並振興商業市況。

當時會中決議接受此一提案,訂定十五日迎斗燈入壇、十六日放水燈、十七日普施,並獎勵各店鋪裝成藝閣參加,並聘請音樂陣頭,並加開自動車班車,以利觀光客前來。在此我們看到,由於違背中元普度既有的生態與狂歡特質,反普度者被反之,來自信眾的抗拒與反撲,致使反普度者必須妥協因應。

三0年代北埔客庄在中元普渡時以「吊棧」,把雞鴨魚吊掛成山狀。鄧南光攝影作品。 圖...
三0年代北埔客庄在中元普渡時以「吊棧」,把雞鴨魚吊掛成山狀。鄧南光攝影作品。 圖/遠流出版社提供

亦懼亦惠之陰鬼觀

漢人對於陰鬼之信仰是多層面的,陰鬼固然會威脅陽世之人,必須藉由祭祀及相關儀式加以驅逐或安撫;但陰鬼受人之香火祭品供養,亦能冥報施惠,這種亦懼亦惠的陰鬼觀,造成漢人社會裡中元普度及諸多陰鬼祭祀之原因。以「陰鬼威脅觀」言,可見諸明治四十四年(1911),臺南地區發生水災,災區住民忙於中元節日舉辦普度、演戲,當地警員嚴厲勸阻,但信眾仍然不斷關說求情,認為如果不行普度,將得罪於鬼,未來必不能安居立業。

再以「陰鬼冥報觀」而言,明治三十九年(1906)便有一新聞報導:宜蘭羅東支廳大埔庄林吉記租館家長吳藍田,他雖家貧卻好陰祀,凡相關祭祀陳設必盡力以致,尤其每逢中元普度,更是多宰豬羊豐盛祭祀。

該年的中元節,他和以往一樣祭祀豐盛,當夜夢到兩個鬼卒告訴他,像他這般謙誠奉鬼者已經少見,決定好好回報他,也彰顯樂善好施之功於世人。果然七、八兩月,吳藍田的租佃業務大興,不僅驟得佃人的後謝金兩千元,從米商處得到利金八百元,更娶得嬌妻陳阿勤,成為地方上的佳話。

類似這種虔敬陰鬼、大加普施,因而獲得善報的說法與案例在社會上頗多,也是普度的一股相當動力。民國七十年代大家樂盛行的年代,經常有賭迷至大眾爺廟等奉祀陰鬼處求明牌,這是未久之例,可資對照理解。

疾病觀與治療

普度與反普度看似一種針對民俗信仰的對立,背後更是一種觀念與認知上的相抗,就疾病觀而論,日本當局及新文化人士等認為:普度時因牲品陳放過久互相酬答,將造成公共傳染病的流行;一般民眾卻認為,疾病是一種不潔,原因於陰鬼之祟,必須藉由普度祭祀、善加安撫才能除穢解除病源。這是兩種截然不同的病因觀與醫治觀,或可說是現代性與傳統式思維的基本差異,於是本文一開始提及的鹽水廳案例中,身為官方基層代表的保正,其實也是在地人士,其身份既依違於傳統及現代兩端,於是從服令官方的「反普度」立場,一變而為率眾支持普度。

類此反普度的反撲處處皆有,反普度者要面對的不是尋常的民眾行為,而是一個強固的民俗信仰文化,以屠豬祀鬼及分食酬答來說,可朔源自周代,行諸千年,有其「犧牲」、「分享」等文化心理,強行改革十分不易,也易遭受反彈。昭和九年(1934),基隆慶安宮依例於中元普度祭祀豬隻並行競比,維新人士劉阿禎疾呼改善,卻幾無成效,廿七日普度當天,主普壇共陳列有四百餘頭豬隻,同時競比豬隻,獲金牌獎之勝者為求勝選,曾三易其處飼養,可見其勢在必得之決心。

基隆中元祭舉辦賽豬公比賽,吸引遊客觀看。攝自1987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基隆中元祭舉辦賽豬公比賽,吸引遊客觀看。攝自1987年。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

前述四點可以看出,民眾循其舊慣舉辦中元普度之背景,但這並非不可改變,只是改變不是來自由上而下的政策,而是面臨大環境變動而自發性地調整。

從過去的案例來看,其一是緣於天災,這無須多言,當年當季任一地區遭受天災,普度規模必然縮減或取消,但即便如此,信眾也會加以彌補。比如明治三十年(1897)七月,新竹地區適逢洪水災害,一切物資短缺的情況下,原本於七月十二日舉辦,熱鬧異常的南壇普度遂暫停,然而地方人士總覺得不安,便於十七日再重新普度,祭物安排依然豐盛如昔。

昭和四年(1929)時,新竹州則旱災水災並遇,致使農作物減收,影響民生經濟,於是當年的中元普度為之縮節,但屬都市區的新竹街或因經濟條件較佳,大抵尚能依往例普度(初八日七縣分普、十二日大眾廟普、十九日城隍廟街庄普、廿三日眾街普、八月一日市場普)。

其二因素是經濟不景氣,最明顯者是,受到一九三○年代世界性的經濟不景氣影響,日本及殖民地臺灣亦受波及,直接限縮了中元普度的規模,著名的嘉義民雄大士爺祭,於昭和六年(1931)七月二十一至二十三間,進香人數約一萬二千人,香油錢收入二百五十圓,較之去年的二萬人、二百八十圓,明顯地減縮許多。

這種價值觀衝突與對立,顯然已延續至今,大抵而言,民俗變遷有其自主的內在邏輯,自古以來縱然官方力量有由上而下的壓抑或控制,但民間社會大多能因著頑強堅韌的特性,能重新走出自我主體發展脈絡,展現民間文化生命力。

  • 文:李世偉,東華大學台灣文化學系副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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