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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聲」喧嘩的台灣有聲電影年代(上):有聲勝無聲的1930

《戀愛與義務》劇照。 圖/IMDb
《戀愛與義務》劇照。 圖/IMDb

日前,國家電影及視聽文化中心推出中國一代傳奇女星阮玲玉主演的《戀愛與義務》(1931)修復版。原本以為這部名作早已無法尋得,未料1990年代一位烏拉圭華僑寄回影片,推估應是從上海一路散落海外。

《戀愛與義務》其實也有一條台灣脈絡。依《台灣日日新報》1932月2月5日報導,巴里公司詹天馬親赴上海採辦《桃花泣血記》與《戀愛與義務》等電影。而後,按《台灣新民報》1932年4月22日刊登的廣播節目表,這一天知名辯士詹天馬在廣播節目「映畫物語」裡講解《戀愛與義務》。

在台灣歷史博物館的「台灣音聲百年」的網站裡,我們可以聽到詹天馬解說上海電影《可憐的閨女》的音聲,精彩地講述大都會裡少女被拐騙後遁入空門的故事。可以想見,在廣播節目裡他也是如斯精采地講解。

《戀愛與義務》劇照。 圖/IMDb
《戀愛與義務》劇照。 圖/IMDb

有聲電影傳入台灣

德國文藝評論家班雅明(Walter Benjamin)在經典名著〈機械複製時代的藝術作品〉的篇章裡提出「靈光」(Aura)一詞,以及機械複製時代下靈光的消逝。所謂的「靈光」,是稍縱即逝的藝術本真,就像某個時空下演員的表演或是鋼琴家演奏鋼琴,是無可取代的光景。但在機械複製時代裡,攝影機拍下演員的表演,並複製成多個拷貝在不同的電影館裡放映;鋼琴家的演奏則被錄製成唱片,樂迷們透過唱片想像演奏的光景。

20世紀是光影與聲音形式不斷變異的年代,也是以電力為手段,創造出新穎大眾文化形式的年代。1895年電影問世之後,光影之外,聲音也很快地發展,從留聲機、電話到廣播皆是。電影發展32年之後,光影與聲音終於合體——1927年美國好萊塢第一部有聲電影《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問世,標示著電影進入有聲電影的年代。

面對美國有聲電影的問世,日本電影史學家岩本憲兒在《從無聲到有聲電影》(サイレントからトーキーへ)一書當中有個妙喻,那就像電影界的黑船事件,受到刺激的日本加緊有聲電影的腳步。1920、30年代台灣電影的有趣之處,就在於同時受到日本與中國電影的影響。1920年代開始,日本積極發展以電為媒介的廣播電台、唱片乃至有聲電影。隨著日本步入有聲電影時代,台灣也逐漸進入這個電影新時代。

值得注意的是,廣播電影與唱片也與電影連結——廣播電台有講解電影的節目,唱片也有電影主題曲——這些連結皆在1930年代的台灣出現。與日本相較,中國電影的有聲時代較晚,而台灣人引進的中國電影幾乎都是無聲電影。儘管無聲,台灣人透過創作電影主題曲、出版描述電影內容的「歌仔冊」,讓電影藉由歌手與讀者的吟唱發聲。可以說,1930年代初期的台灣,圍繞電影的各種音聲彼此激盪。

《爵士歌手》劇照。 圖/IMDb
《爵士歌手》劇照。 圖/IMDb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劇照。 圖/IMDb
《卡里加里博士的小屋》劇照。 圖/IMDb

日本有聲電影的嘗試

在電影史教科書當中,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就像數字從1到2地直線進行,但其實,技術演進的過程有著歧路。

以日本來說,有聲電影的先鋒者小山內薰便是一個有趣的例子。他原本以戲劇革新活躍,1924年所創的「築地小劇場」更是日本新劇的重要場所,不過,築地小劇場成立之前,他與電影有短暫的緣分。1920年他擔任松竹映畫演員訓練學校的校長,該校學員36人。之所以轉換跑道到電影圈,主要在於戲劇發展遇到瓶頸。

小山內薰在松竹待了兩年,間中充分體會金錢與藝術之間的矛盾。1921年以他劇本為基礎的電影作品《路上的靈魂》問世,這部被視為日本電影最初的藝術電影,自然是小山內薰作為藝術家的心血,但松竹上映前的內部評估,認為其娛樂性不足而大感失望。有趣的是,這部電影卻因當時最知名的辯士德川夢聲的講解,一炮而紅,辯士在無聲電影時代的影響力從這裡可以看出。

對松竹失望的小山內薰1922年離去,1924年與土方與志創辦「築地小劇場」。小山內薰對聲音的運用是1925年NHK東京放送局的廣播劇《炭坑之中》(炭鉱の中),他透過聲音模擬礦坑當中的景象。小山內薰與同伴對歐洲新興的藝術思潮,如德國的表現主義、俄國的構成主義有相當了解,這些藝術流派也在1920年代開始孕育電影代表作如《卡里加利博士的小屋》(The Cabinet of Dr. Caligari)與《戰艦波坦金》(Battleship Potemkin)等。

1927年,小山內薰重新與松竹合作導演有聲電影《黎明》,按日本資深電影史專家岩本憲兒在《從無聲到有聲電影》一書中所述,《黎明》像是歐洲前衛藝術理念的實踐。如依劇本來看,劇中角色對話不多,倒是不少風鈴聲、拍手聲、小提琴聲等作為劇情裝飾的聲音,也因此,《黎明》並未被視為日本最早的有聲電影。值得注意的記事是,《黎明》與另一部導演的作品《素襖落》,於1927年10月5日在東京帝國飯店有試映會,而後上映資料則不詳。

小山內薰。 圖/維基共享
小山內薰。 圖/維基共享

《東京進行曲》劇照。 圖/IMDb
《東京進行曲》劇照。 圖/IMDb

流行歌曲與電影

日本的有聲電影尚未突破,但是不同媒介的結合卻出現了,這是1929年根據菊池寬小說《東京行進曲》改編的同名電影。一如菊池寬善於捕捉現代都會的變異,《東京行進曲》也正以鏡頭展現東京的變化,以及一對中上階級家庭出身的姊妹的悲戀故事。這部作品的特別之處,在於創造了南博在《昭和文化:1925-1945》一書當中所說的「立體的流行」,即暢銷的小說讓電影極具人氣,另一個重要元素則是同名的流行歌曲。

這是流行音樂崛起的聲音年代,即使聲音還無法進到電影當中,但可以看到人們對聲音的想望。也正是《東京行進曲》的成功,使得1930年日活推出溝口健二的《故鄉》(ふるさと)。這部作品以當時的人氣聲樂家藤原義江為主角,這個安排的企圖非常明顯,也就是希望將藤原義江的聲音帶進電影,而電影確實也只有藤原義江演唱時才算有聲。儘管打著有聲電影的招牌上映,但因雜音過多,被認為是部失敗的有聲電影。

《摩洛哥》劇照。 圖/IMDb
《摩洛哥》劇照。 圖/IMDb

有聲電影帶來的衝擊

日本真正的有聲電影,是1931年五所平之助導演的《夫人與老婆》(マダムと女房)。

附帶一提的是,這部電影是《爵士歌手》問世三年後的1930年,才在日本上映。不過,依高槻真樹的《活動辯士的電影史》(活動弁士の映画史)一書所述,對日本電影來說,當時影響最大的有聲電影並非《爵士歌手》,而是法國的《巴黎屋簷下》(Under the Roofs of Paris),這部法國電影裡的口哨聲風靡一世,引領流行。這部作品在《夫人與老婆》殺青前三個月上映,《夫人與老婆》當中的口哨聲也可見《巴黎屋簷下》的影子。《巴黎屋簷下》之後,1930年美國的《摩洛哥》(モロッコ)成為最具人氣的外國有聲電影。

在外國電影的刺激下,日本有聲電影的技術也慢慢成熟。1933年的《愉快人生》(ほろよひ人生)與此前的有聲電影有著類似安排,故事是立志成為作曲家的年輕人與啤酒女郎的愛情故事。既然主角是作曲家,電影中自然也主打主題曲,《愛情是魔術師》(恋は魔術師)成為真正在電影中呈現的人氣流行歌曲。

步入有聲電影年代,導演們也紛紛開始執導有聲電影。溝口健二原本就嘗試過,成瀨巳喜男是1935年,小津安二郎則是1936年開始嘗試有聲電影。值得注意的是,從無聲電影到有聲電影的轉變過程,如日本電影史巨匠佐藤忠男在《日本電影史1(1896-1940)》當中所說,日本從第一部有聲電影《夫人與老婆》開始,到相對全面進入有聲電影時代,約花了五年的時間。

有聲電影需要一定的設備,這對不少地方電影院來說是個難題,畢竟需要有經費的投入。也因此,松竹與日活兩大電影公司開始在各地注資併購,兩大電影公司的基礎遂而越來越壯大。

《夫人與老婆》劇照。 圖/維基共享
《夫人與老婆》劇照。 圖/維基共享

《愉快人生》劇照。 圖/維基共享
《愉快人生》劇照。 圖/維基共享

日本辯士失業潮

然而,電影技術向前一步,卻也相對應產生失業問題。辯士是日本無聲電影時期的靈魂,日本之外,朝鮮與台灣因日本殖民之故也有辯士文化,有聲電影的衝擊,辯士、樂師首當其衝。當美國有聲電影上映並大獲成功之際,1928年的《朝日新聞》便已開始下「辯士就要無用」、「辯士與樂師悲鳴 我國就要進入有聲電影時代」等標題。儘管1928年日本尚未進入有聲電影時代,不過,辯士與樂師很快地遇到生存挑戰。

依高槻真樹的《活動辯士的電影史》一書分析,以辯士來說,辯士的生存因大城市與否而有差異。大城市辯士所遇到的問題是,原本無聲電影時代他們呼風喚雨,幾乎就是電影館收入的指標,隨著有聲電影的出現,他們的薪資被迫降低,因此很多人氣辯士開始罷工,與電影館對抗。前面所提到的德川夢聲就是很好的例子,他能將失敗的有聲電影說成賣座電影,可見他的功力,但在有聲電影年代,他也面臨電影館降薪,而成為罷工辯士的其中一員。

最悲劇性的例子,莫過於「電影天皇」導演黑澤明的哥哥須田貞明,他是人氣辯士,但也在1933年的罷工過程中自殺,享年33歲。這些是大城市辯士的狀況,而地方辯士所受影響不大,因為不少電影館因設備關係,還是放映無聲電影之故。

至於樂師,能夠讀譜與否成為關鍵。無法讀譜的樂師面臨殘酷的淘汰命運,會讀譜的則轉入正蓬勃發展的廣播電台,擔任樂團的工作。

▍下篇:

眾「聲」喧嘩的台灣有聲電影年代(下):電影館外飄蕩的音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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