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眾「聲」喧嘩的台灣有聲電影年代(下):電影館外飄蕩的音聲

《夫人與老婆》劇照。 圖/維基共享
《夫人與老婆》劇照。 圖/維基共享

▍上篇:

眾「聲」喧嘩的台灣有聲電影年代(上):有聲勝無聲的1930

前文提到,小山內薰的《黎明》與另一部導演的作品《素襖落》,1927年10月5日於東京試映。四個月之後,根據《台灣日日新報》(下簡稱《台日》)1928年2月5日報導,這兩部作品在台北新世界館放映。

依報導,2月3日白天已有台北一中等高校生1,500人來觀賞、4日則是靜修女學校與其他職業女學校約2,000人前來觀賞,可見當時學校也動員學生前來體驗現代有聲電影。至於夜晚,3日觀眾爆滿,報導中還特別提到團體申請也爆滿,可見有聲電影的魅力。其他的有聲電影如《大尉的女兒》依《台日》1930年9月16日的報導,在榮座不但有上映紀錄,而且因為觀眾對有聲電影的好奇,團體購票的申請絡繹不絕。

至於《故鄉》則在《台日》1930年4月1日有劇情介紹。通常來說,《台日》對近日放映的電影除了介紹,也會在文末附上上映電影館名稱,合理懷疑《故鄉》的放映地點是漏植。真正的有聲電影《夫人與老婆》依《台日》1932年3月5日的報導,3月3日起在新世界館放映,日本上映則是1931年8月1日,時間上也還算接近。

《爵士歌手》劇照。 圖/IMDb
《爵士歌手》劇照。 圖/IMDb

《巴黎屋簷下》劇照。 圖/IMDb
《巴黎屋簷下》劇照。 圖/IMDb

電影專門雜誌的問世

台灣進入有聲電影的年代,也是電影專門雜誌開始問世的時刻。例如1929年創刊的《演藝與映畫》(演芸とキネマ)、1932年影迷所成立的《台北映畫聯盟會報》(台北シネマリーグ会報)、1934年的《台灣演藝與樂界》(台湾演芸と楽界)等。這幾份雜誌問世之際,也正目睹有聲電影進入台灣的景況,因此在雜誌中都有相當的觀察。

台北哪些電影館已有有聲電影設備?在前面的放映紀錄當中,可以看到新世界館是台北首屈一指專映日本與國外最新的電影館,也是引領有聲電影的先鋒者。此外,放映過《大尉的女兒》的榮座也應有放映設備。至於1920年代與世界館系列電影館打對台的芳乃館呢?1934年第2卷第10期的《台灣演藝與樂界》報導,芳乃館也開始了有聲機械裝置的消息,足見1930年代中期,台北幾家較知名的電影館,才完全有有聲電影放映的配置。

當時影迷們喜愛什麼樣的有聲電影呢?非常有趣的是,雖然好萊塢的《爵士歌手》(The Jazz Singer)是引領電影史從無聲走向有聲的關鍵作品,不過,在日本卻是《巴黎屋簷下》(Under the Roofs of Paris)更有人氣。在台灣,也有同樣的狀況,名之為加津美的作者在1932年1卷2期《台北映畫聯盟會報》當中的「《巴黎之子》筆記」(《巴里の子》覚書)一文中提到,能夠在台北的新世界館從《巴黎屋簷下》開始,陸續看到其他有聲電影真是非常幸福的事情。

作者所說的其他電影,包括德國的《最後的中隊》(最後の中隊)、《藍天使》(嘆きの天使,中譯的藍天使以德文片名Der blaue Engle直譯)、法國電影《巴黎之子》與美國的《摩洛哥》(モロッコ)等。可以看到,台北影迷的文化品味與日本大體一致,日本叫好的有聲電影,在台灣影迷之間也有高人氣。

對於身處無聲到有聲電影時代的變革,這些雜誌對電影技術演進的衝擊也歷歷在目。1929年1卷5期的《演藝與映畫》當中吉鹿則行的〈受難時代的放映師:映畫的廣大影響〉(受難時代の興行師:映画の広い動き)的文章當中,就提到1929年台灣電影館的狀況。就正面的衝擊來說,世界館系的古矢正三郎在有聲電影裝置上的躍進,讓世界館系在競爭上持續保持領先。

但就總體的環境來說,這一年受到美國經濟大蕭條的影響,台灣的電影館也不例外,因而採取保守的經營策略。在此狀況下,外加有聲電影的衝擊,台灣已有60多名樂師失業。這些樂師何去何從?文章裡沒有給予答案。就當時媒介環境來推論,台灣的廣播電台只有一家,能夠去廣播電台的應該極為有限。此外,部分樂師可能有機會與正在發展的唱片公司工作,但大部分的樂師,仍可能面臨轉業的殘酷現實。

辯士相對來說衝擊較小。1934年的《台灣演藝與樂界》第2卷第10期一篇讀者投書指出,新世界館雖然引進很多好電影,不過,部分辯士講解卻不認真。可見雖然進入有聲電影時代,但電影館畢竟還是每天放映電影,部分檔期還是存在無聲電影,辯士仍有存在的空間。

《藍天使》劇照。 圖/IMDb
《藍天使》劇照。 圖/IMDb

《歌女紅牡丹》劇照。 圖/百度
《歌女紅牡丹》劇照。 圖/百度

電影館外飄盪的音聲

步入有聲電影年代的台灣,除了日本電影上映,台灣也有一股上海電影熱。

中國的有聲電影在台灣是否有上映紀錄呢?中國第一部有聲電影是1931年3月15日的《歌女紅牡丹》,不過在台灣並無上映紀錄,倒是《野草閒花》以有聲電影之姿進行宣傳。1931年6月6日《台灣新民報》頭版的大幅廣告,便是「中國最高人氣藝術益世電影映畫 台北華光影片公司輸入最初公映」,放映的片目包括《故都春夢》、《盜窟奇緣》以及《野草閒花》,對《野草閒花》的形容是「中國電影光榮史之首頁,開國產有聲電影之先河」。

五天後,1931年6月11日《台日》也有《野草閒花》的劇情介紹,標題是「支那發聲映畫」。不過,《野草閒花》並非有聲電影,推估台灣已進入有聲電影年代,觀眾對有聲電影極感興趣,這使得電影館也打出有聲電影的招牌招攬客人。但是,這樣的方式終究會出事。1931年7月14日《灌園先生日記》傳主林獻堂,就在日記當中寫到:「7時召內子、猶龍、愛子同往(台中)樂舞台觀活動寫真《野草閒花》。…《新民報》數週前宣傳發聲之影片,不過以留聲機代用而已,觀眾頗為不滿」。

《野草閒花》劇照。 圖/維基共享
《野草閒花》劇照。 圖/維基共享

電影的「轉譯者」

值得注意的是,引入台灣的中國電影基本上都是無聲電影,不過,中國電影的內容卻在台灣本地「轉譯者」的作用下發出聲音。這些轉譯者包括辯士,但辯士已不再只是在電影館裡講解電影,他們也走進廣播電台在空中講解電影;其二是1930年代台灣新興的唱片產業,把上海引進的電影自編主題歌加以宣傳,而這些主題歌的詞與曲就是對電影的詮釋,辯士的言說也錄進唱片當中;其三是流行於民間的歌仔冊,上海電影也是主要題材之一,這些無聲電影的內容隨著歌仔冊的歌詞吟唱。

就台灣辯士上廣播節目來說,自從1922年美國引領開啟廣播時代之後,德國、英國與日本也很快地發展廣播事業,1925年東京、大阪與名古屋相繼成立廣播電台。日本之所以積極發展廣播電台,與1923年的關東大地震有直接的關聯,關東大地震東京幾乎付之一炬,如果新興的媒介技術能夠快速傳遞訊息,或許對於防災或是災後處理能有相當的幫助。

不僅在日本,1925年台灣總督府也利用「始政式三十年」進行短波實驗,1928年台北放送局正式開始實驗放送,1931年台灣放送協會成立,收聽費定為每月1圓。當時殖民政府對廣播的目標是完成內地延長主義,實踐內台融合。在《台灣日日新報》與《台灣新民報》都可以看到廣節目內容,其中,文化節目諸如交響樂、兒童時間、專題演講占了相當比例,時而也有棒球比賽轉播。

1. 走進廣播電台的「辯士」

就電影來說,也有「映畫物語」的節目,除了日本電影的解說,也包括由台灣辯士解說上海電影,例如1932年4月22日詹天馬講解《戀愛與義務》、1932年5月11日王雲峰講解《愛情與黃金》、1932年8月3日蕭天狗講解《倡門賢母》,其中,王雲峰當天講解部分特別強調台灣語解說,推估詹天馬與蕭天狗也是以台語解說。

詹天馬是日治時期最負盛名的辯士,但他在電影產業當中的角色並不僅止於此,更是積極引進上海電影,藉此豐富台灣大眾文化的推手。《台日》漢文版1932年3月13日報導,「台北永樂座巴里影片公司,訂自12日起,上映上海聯華公司影片桃花泣血記。…加添王雲峰氏作曲,詹天馬作歌,大有一顧之價值云」。短短的一則訊息,其實關於詹天馬的部分非常豐富,本文開頭提到巴里公司詹天馬親赴上海採辦《桃花泣血記》與《戀愛與義務》等電影,這表示詹天馬不是公司高層就是老闆。

《桃花泣血記》劇照。 圖/IMDb
《桃花泣血記》劇照。 圖/IMDb

《桃花泣血記》唱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白象文化提供
《桃花泣血記》唱片。 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白象文化提供

2. 電影帶動流行歌曲

此時,也是日本人柏野正次郎所經營的古倫美亞唱片公司逐漸形成氣候之際,詹天馬與王雲峰兩大辯士合作,1932年創造出台灣第一首流行歌曲《桃花泣血記》。無聲電影加上流行歌曲的詮釋,與前述《東京行進曲》有異曲同工之妙。台灣人一直是根植於本土市場所需引進上海電影,在追求打破封建、自由戀愛的時代裡,家庭倫理劇一直是引進的主要電影類型,《桃花泣血記》也不例外。

但特別的是,這部電影也成為流行歌曲,歌詞中最後的「文明社會新時代,戀愛自由才應該,階級約束是有害,婚姻制度著大改。做人父母愛注意,舊式禮教著拋棄,結果發生啥代誌,請看桃花泣血記」,就是兩大辯士對電影的詮釋與對本地觀眾的對話。

在唱片公司製作電影主題曲的同時,也推出歌星在電影館登台演唱主題曲的活動形式,按《台灣新民報》1933年5月13日與1933年5月20日的廣告,古倫美亞與永樂座放映上海電影的清秀公司合作,當時紅極一時的女歌星純純登台演唱《懺悔》與《倡門賢母》的主題曲,事實上,這些曲目也是古倫美亞所發行的歌曲。

《火燒紅蓮寺》劇照。 圖/IMDb
《火燒紅蓮寺》劇照。 圖/IMDb

3. 歌仔冊:唸歌內容文字化

登台演唱是在特定空間當中面對面傳遞真實的聲音,不同於透過廣播、唱片等媒介無法看到演唱者將聲音傳遞。與登台演唱相類似的,還包括「歌仔冊」;唸歌是台灣特殊的民間藝術形式,而歌仔冊就是將唸歌的內容文字化。

隨著1920年代上海電影在台灣的熱潮,1930年代的歌仔冊也出現以上海電影題材為內容的作品。台灣大學圖書館數位典藏館的「唸歌與歌仔冊」當中,就可查詢到1930年代初期包括台中的瑞城書局、嘉義的玉珍漢書部與捷發漢書部,都出版了上海電影題材的歌仔冊。其中,又以《愛情與黃金》之類的倫理與愛情題材,以及《火燒紅蓮寺》、《荒江女俠》之類的武俠電影為主。

歌仔冊以「七字仔」的方式呈現內容,以介紹《愛情與黃金》的「最新愛情與黃金歌 上」為例,開篇就是「廣甲當今个世景,出有愛情與黃金,總勸青年著定性,不通為錢無正經。此篇明星个出品…」。有趣的是,歌仔冊最終的宗旨多是勸世向善,對電影的介紹與解讀亦復如此。

可以看到,1930年代的台灣是一個光影與聲音多重交會的年代——有人在電影院裡觀賞著日本有聲電影;儘管步入有聲電影年代,但有聲電影的普及度還不高,辯士依舊有存活空間,辯士的言說可能出現在廣播電台,也可能被錄製為唱片;唱片時代裡,流行歌曲是唱片公司的主打,但也出現歌手到電影館登台演唱電影主題曲的宣傳形式;而還不滿足的觀眾,還可以在書局買到歌仔冊,透過吟唱回味電影的種種。

《戀愛與義務》劇照。 圖/IMDb
《戀愛與義務》劇照。 圖/IMD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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