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來自清水的孩子》（上）：一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傳記漫畫
慢工出版社是近年來台灣文化風景線的一道異數。2017年推出的雜誌《熱帶季風》，向台灣的讀者介紹了何謂紀實漫畫，各國的紀實漫畫又有那些優秀的作品；每期的《熱帶季風》更鎖定特定的社會議題，由各國漫畫家透過漫畫加以詮釋，可說是本土與國際連結的另類實踐。
這一次，慢工出版挑戰台灣歷史議題，漫畫主角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兒童雜誌《王子》的創辦人蔡焜霖。1930年出生的他，歷經日治殖民、國民黨威權統治乃至民主化的歷程。蔡焜霖是位敢言、有意見的人，面對不同政權都有他個人的評價與看法，其傳奇的生命歷程，確實值得作為《來自清水的孩子》的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作品的英文書名是Son of Formosa（中譯：福爾摩沙之子），這與《來自清水的孩子》相互呼應，顯然創作者與出版社的意圖，並非只是單純描繪蔡焜霖的人生故事，而是將他的人生故事作為某種台灣歷史的縮影來介紹。按出版社的規劃，《來自清水的孩子》預計將出版四冊，這在現今出版大環境不佳的狀況下，勇氣值得讚許。
目前《來自清水的孩子》出版到第二冊，所觸及的年代是蔡焜霖出生與成長的日治後期，以及他20歲因白色恐怖被關押十年才出獄的1950年至1960年。該如何閱讀目前已出版的兩冊作品？蔡焜霖出生的1930年，是一條思考戰前戰後台灣歷史的線索。
以世代的角度來說，從戰爭到二二八事件乃至白色恐怖，1930年生的蔡焜霖原本是在暴風圈的邊緣地帶，不過，在國家暴力下卻被迫卷入漩渦當中。年輕的他成為這一切的見證者，而《來自清水的孩子》以圖像架構了一個歷史窗口，讓我們透過蔡焜霖的人生經歷，去思索更多當時台灣年輕人的身影與想法，乃至他們曾經的各種實踐。
面對戰爭與白色恐怖的1920出生世代
1920年代是台灣步入現代社會的開始，現代教育的實施，有聲電影、廣播這些以電為基礎的新興媒介的出現，所謂的城市摩登也正在形成中。可是，我們很少追問這樣一個現代社會所孕育的台灣子弟，他們之後的人生運命究竟如何？
他們的青年時期面對雙重挑戰，一是戰爭，二是戰後國民黨政權的移入。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動員下，他們成為為天皇效忠的戰士；戰後國民黨政權移入之後，他們又成為中國人。二二八事件之後，很多青年對貪污腐化的時局不滿，致力追求公平正義的新社會。1949年5月19日台灣發布戒嚴令，凡是當局認為有疑慮的人悉數成為政治受難者，一個高壓悲劇的時代於是來臨。
從1980年代本土化開始，走過日治與國民黨統治兩個時代的人物的相關自傳等接續出版，1920年代出生者占了相當大的比例。1923年出生的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詳述了從學術菁英走向流亡之路的心路歷程。
同是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在1990年代中期與來台的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裡，「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的說法道盡許多日語世代的心聲。1924年出生的王育德的《王育德自傳》裡，更可以看到他擔任檢察官的兄長王育霖，因調查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貪腐慘遭殺害棄屍，深受刺激的王育德1949年帶著一只手提包從台灣逃往日本。
白色恐怖受難者故事的出土
近十年來，隨著轉型正義的推動，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與日記也完整呈現。例如「省工委」（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醫院支部的葉盛吉的《葉盛吉日記》2017年開始接續出版。八冊橫跨戰前戰後的日記裡，可以清晰地看到1923年出生的他經歷的人生困惑乃至政治立場的變化。為葉盛吉所吸收的顏世鴻醫師（1927年生），也出版了《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與台灣的荒謬年代》（2012），其中詳述了戰前戰後台灣的社會景象與自己的參與。
近年來，以某個特定群體人物的訪談或研究作品不少，2015年出版的兩部作品——《擁有兩個祖國的台灣少年工》與《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說明這個世代在台灣戰前戰後歷史的戲劇性與悲劇。前者談的是1943年開始，從台灣遠赴日本製造飛機的少年工，書中訪談人物都是1920年代出生（蔡焜霖的兄長蔡焜燦也是少年工的一員）。後者記錄了戰後兩波政治受難者的遺書與家屬訪談，其中第一波的受難者就是因「省工委」案遭槍決者，也悉數是1920年代出生世代。
可以看到，從戰爭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正值青年的1920出生世代首當其衝。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920年代出生世代有著共同的經歷，例如同受日本教育、對戰後國民黨政府的貪腐深感不滿，但他們的政治立場有著相當大的歧異。
例如有人在日治時期看到殖民與被殖民的身分差異後民族主義萌生，外加戰後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在中國左翼思想與力量中找到實踐方式；也有人以日本的文明指標來衡量移入的國民黨政府，民間流傳的「狗去豬來」是諷刺也是無奈，這句話從台灣人的角度指出日本是看家的狗，國民黨是到處拉屎的豬。但其實這個比喻的前提是台灣人必須是「人」，然而戰前戰後台灣人都未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無論看法有多麼不同，我們都可看見台灣在日本與中國的連動當中。
〈紅蜻蜓〉：「被殖民」與「現代性」的拉扯
在這些風暴裡，1930年生的蔡焜霖，15歲時在戰爭最後一年的1945年當了短暫的學徒兵；二二八事件時家人因看到許多年輕人被捕，要17歲的蔡焜霖到山上避難；而後，蔡焜霖因家計放棄考大學，先在清水鎮公所工作，再考小學教師檢定考試。這樣一條路對台中一中畢業的蔡焜霖來說並非難事，1949年19歲時就通過小學教師檢定考，雖非富貴但安穩的小康日子就在眼前。
然而，1950年憲兵隊的訊問卻打破他就在眼前的小鎮老師生活，這與台中一中時期短暫的讀書會有關（那時一位老師組織了讀書會，閱讀內容是19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作品），因此被判刑十年，1951年送往綠島。就這樣，蔡焜霖從清水小鎮捲入時代的漩渦當中。
《來自清水的孩子》的第一冊，談的是他的家族歷史乃至15歲當學徒兵的經歷。在蔡焜霖的生命歷程當中，歌曲扮演著重要的述說角色，這極具象徵性，政治犯無法言說，只能透過唱歌對時代做無言的抗議，或以歌聲自我激勵，甚至以歌聲向臨行的獄友送別。
蔡焜霖唱過的歌曲當中，上公學校時學到的〈紅蜻蜓〉（赤とんぼ）大概是一生中最無憂無慮的歌曲。《來自清水的孩子》裡對這首歌有個精妙的處理，幼時的蔡焜霖看著公學校課本、聽著廣播所放的〈紅蜻蜓〉，兄長蔡焜燦帶他到清水街役場圖書館開啟閱讀世界，這些細節可以看到1930年代的台灣小孩，大約是日治時期以來教育資源最為現代性、也最豐碩的一代。
《少年俱樂部》野良犬黑吉：軍國主義代言人？
除了歌曲，蔡焜霖文字版的訪談《逆風行走的人生：蔡焜霖口述生命史》當中還提到小學二年級左右就開始看《幼年俱樂部》與《少年俱樂部》，漫畫主角野良犬黑吉（のらくろ）也深受歡迎，甚至也成為向兒童宣傳軍國主義的代言人。事實上，野良犬黑吉正是《少年俱樂部》的看板連載漫畫，這份刊物是講談社1914年日本大正年代創刊的人氣兒童刊物。
大正年代是日本文化璀璨的年代，提到大正，許多人會聯想到大正民主、大正浪漫主義乃至大正教養主義等，其實，這個年代也是兒童文學、童謠開始深根的時刻。閱讀《少年俱樂部》與喜愛野良犬黑吉並非台中清水的蔡焜霖的獨特經驗。1923年出生的葉盛吉，在監獄生死未決時寫下「自敘傳」，其中，就提到小時候日語較突出就是因為喜愛讀《少年俱樂部》之故。1932年出生的小說家鄭清文，在新莊成長的他幼時記憶最深的也是《少年俱樂部》裡的野良犬黑吉。
兒童雜誌與書籍對小孩來說不只是興趣或愛好，對升學面臨困難的陳紹英來說更是心靈雞湯。1925年出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陳紹英在回憶錄《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005）當中提到，幼時在苗栗三灣成長，家庭環境只能是勉力生活，繼續升學是不可能。公學校五年級時向富裕家庭同學借《少年俱樂部》與《野口英世》、《福澤諭吉》等書刊閱讀，起初只是求知慾，但卻在傳記裡看到自己的未來。
野口英世是日本的細菌學家，他出身貧寒，日本最大啟蒙者的福澤諭吉不用多言，他出身卑微的下級武士之家，他們都是憑藉自身的能力改變命運。正是因為大正教養主義孕育的兒童文學，讓他意識到自己出身貧寒、但有半工半讀改變命運的可能性，而後，才14歲的他就到日本半工半讀。事實上，蔡焜霖幼時最喜愛的〈紅蜻蜓〉也是大正時代的作品，作詞者三木露風是詩人兼童謠創作者。
▍下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