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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來自清水的孩子》(上):一部白色恐怖政治受難者的傳記漫畫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慢工出版社是近年來台灣文化風景線的一道異數。2017年推出的雜誌《熱帶季風》,向台灣的讀者介紹了何謂紀實漫畫,各國的紀實漫畫又有那些優秀的作品;每期的《熱帶季風》更鎖定特定的社會議題,由各國漫畫家透過漫畫加以詮釋,可說是本土與國際連結的另類實踐。

這一次,慢工出版挑戰台灣歷史議題,漫畫主角是白色恐怖的政治受難者、兒童雜誌《王子》的創辦人蔡焜霖。1930年出生的他,歷經日治殖民、國民黨威權統治乃至民主化的歷程。蔡焜霖是位敢言、有意見的人,面對不同政權都有他個人的評價與看法,其傳奇的生命歷程,確實值得作為《來自清水的孩子》的主角。

值得一提的是,這部作品的英文書名是Son of Formosa(中譯:福爾摩沙之子),這與《來自清水的孩子》相互呼應,顯然創作者與出版社的意圖,並非只是單純描繪蔡焜霖的人生故事,而是將他的人生故事作為某種台灣歷史的縮影來介紹。按出版社的規劃,《來自清水的孩子》預計將出版四冊,這在現今出版大環境不佳的狀況下,勇氣值得讚許。

目前《來自清水的孩子》出版到第二冊,所觸及的年代是蔡焜霖出生與成長的日治後期,以及他20歲因白色恐怖被關押十年才出獄的1950年至1960年。該如何閱讀目前已出版的兩冊作品?蔡焜霖出生的1930年,是一條思考戰前戰後台灣歷史的線索。

以世代的角度來說,從戰爭到二二八事件乃至白色恐怖,1930年生的蔡焜霖原本是在暴風圈的邊緣地帶,不過,在國家暴力下卻被迫卷入漩渦當中。年輕的他成為這一切的見證者,而《來自清水的孩子》以圖像架構了一個歷史窗口,讓我們透過蔡焜霖的人生經歷,去思索更多當時台灣年輕人的身影與想法,乃至他們曾經的各種實踐。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面對戰爭與白色恐怖的1920出生世代

1920年代是台灣步入現代社會的開始,現代教育的實施,有聲電影、廣播這些以電為基礎的新興媒介的出現,所謂的城市摩登也正在形成中。可是,我們很少追問這樣一個現代社會所孕育的台灣子弟,他們之後的人生運命究竟如何?

他們的青年時期面對雙重挑戰,一是戰爭,二是戰後國民黨政權的移入。在日本殖民政府的動員下,他們成為為天皇效忠的戰士;戰後國民黨政權移入之後,他們又成為中國人。二二八事件之後,很多青年對貪污腐化的時局不滿,致力追求公平正義的新社會。1949年5月19日台灣發布戒嚴令,凡是當局認為有疑慮的人悉數成為政治受難者,一個高壓悲劇的時代於是來臨。

從1980年代本土化開始,走過日治與國民黨統治兩個時代的人物的相關自傳等接續出版,1920年代出生者占了相當大的比例。1923年出生的彭明敏的《自由的滋味》,詳述了從學術菁英走向流亡之路的心路歷程。

同是1923年出生的李登輝,在1990年代中期與來台的日本作家司馬遼太郎的對談裡,「身為台灣人的悲哀」的說法道盡許多日語世代的心聲。1924年出生的王育德的《王育德自傳》裡,更可以看到他擔任檢察官的兄長王育霖,因調查國民黨政府官員的貪腐慘遭殺害棄屍,深受刺激的王育德1949年帶著一只手提包從台灣逃往日本。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白色恐怖受難者故事的出土

近十年來,隨著轉型正義的推動,部分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故事與日記也完整呈現。例如「省工委」(中國共產黨台灣省工作委員會)台大醫院支部的葉盛吉的《葉盛吉日記》2017年開始接續出版。八冊橫跨戰前戰後的日記裡,可以清晰地看到1923年出生的他經歷的人生困惑乃至政治立場的變化。為葉盛吉所吸收的顏世鴻醫師(1927年生),也出版了《青島東路三號:我的百年之憶與台灣的荒謬年代》(2012),其中詳述了戰前戰後台灣的社會景象與自己的參與。

近年來,以某個特定群體人物的訪談或研究作品不少,2015年出版的兩部作品——《擁有兩個祖國的台灣少年工》與《無法送達的遺書:記那些在恐怖年代失落的人》——說明這個世代在台灣戰前戰後歷史的戲劇性與悲劇。前者談的是1943年開始,從台灣遠赴日本製造飛機的少年工,書中訪談人物都是1920年代出生(蔡焜霖的兄長蔡焜燦也是少年工的一員)。後者記錄了戰後兩波政治受難者的遺書與家屬訪談,其中第一波的受難者就是因「省工委」案遭槍決者,也悉數是1920年代出生世代。

可以看到,從戰爭到二二八事件與白色恐怖,正值青年的1920出生世代首當其衝。值得注意的是,雖然1920年代出生世代有著共同的經歷,例如同受日本教育、對戰後國民黨政府的貪腐深感不滿,但他們的政治立場有著相當大的歧異。

例如有人在日治時期看到殖民與被殖民的身分差異後民族主義萌生,外加戰後對國民黨政府的失望,在中國左翼思想與力量中找到實踐方式;也有人以日本的文明指標來衡量移入的國民黨政府,民間流傳的「狗去豬來」是諷刺也是無奈,這句話從台灣人的角度指出日本是看家的狗,國民黨是到處拉屎的豬。但其實這個比喻的前提是台灣人必須是「人」,然而戰前戰後台灣人都未享有當家作主的權利。無論看法有多麼不同,我們都可看見台灣在日本與中國的連動當中。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紅蜻蜓〉:「被殖民」與「現代性」的拉扯

在這些風暴裡,1930年生的蔡焜霖,15歲時在戰爭最後一年的1945年當了短暫的學徒兵;二二八事件時家人因看到許多年輕人被捕,要17歲的蔡焜霖到山上避難;而後,蔡焜霖因家計放棄考大學,先在清水鎮公所工作,再考小學教師檢定考試。這樣一條路對台中一中畢業的蔡焜霖來說並非難事,1949年19歲時就通過小學教師檢定考,雖非富貴但安穩的小康日子就在眼前。

然而,1950年憲兵隊的訊問卻打破他就在眼前的小鎮老師生活,這與台中一中時期短暫的讀書會有關(那時一位老師組織了讀書會,閱讀內容是1930年代中國左翼文學作品),因此被判刑十年,1951年送往綠島。就這樣,蔡焜霖從清水小鎮捲入時代的漩渦當中。

《來自清水的孩子》的第一冊,談的是他的家族歷史乃至15歲當學徒兵的經歷。在蔡焜霖的生命歷程當中,歌曲扮演著重要的述說角色,這極具象徵性,政治犯無法言說,只能透過唱歌對時代做無言的抗議,或以歌聲自我激勵,甚至以歌聲向臨行的獄友送別。

蔡焜霖唱過的歌曲當中,上公學校時學到的〈紅蜻蜓〉(赤とんぼ)大概是一生中最無憂無慮的歌曲。《來自清水的孩子》裡對這首歌有個精妙的處理,幼時的蔡焜霖看著公學校課本、聽著廣播所放的〈紅蜻蜓〉,兄長蔡焜燦帶他到清水街役場圖書館開啟閱讀世界,這些細節可以看到1930年代的台灣小孩,大約是日治時期以來教育資源最為現代性、也最豐碩的一代。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少年俱樂部》野良犬黑吉:軍國主義代言人?

除了歌曲,蔡焜霖文字版的訪談《逆風行走的人生:蔡焜霖口述生命史》當中還提到小學二年級左右就開始看《幼年俱樂部》與《少年俱樂部》,漫畫主角野良犬黑吉(のらくろ)也深受歡迎,甚至也成為向兒童宣傳軍國主義的代言人。事實上,野良犬黑吉正是《少年俱樂部》的看板連載漫畫,這份刊物是講談社1914年日本大正年代創刊的人氣兒童刊物。

大正年代是日本文化璀璨的年代,提到大正,許多人會聯想到大正民主、大正浪漫主義乃至大正教養主義等,其實,這個年代也是兒童文學、童謠開始深根的時刻。閱讀《少年俱樂部》與喜愛野良犬黑吉並非台中清水的蔡焜霖的獨特經驗。1923年出生的葉盛吉,在監獄生死未決時寫下「自敘傳」,其中,就提到小時候日語較突出就是因為喜愛讀《少年俱樂部》之故。1932年出生的小說家鄭清文,在新莊成長的他幼時記憶最深的也是《少年俱樂部》裡的野良犬黑吉。

兒童雜誌與書籍對小孩來說不只是興趣或愛好,對升學面臨困難的陳紹英來說更是心靈雞湯。1925年出生的白色恐怖受難者陳紹英在回憶錄《一名白色恐怖受難者的手記》(2005)當中提到,幼時在苗栗三灣成長,家庭環境只能是勉力生活,繼續升學是不可能。公學校五年級時向富裕家庭同學借《少年俱樂部》與《野口英世》、《福澤諭吉》等書刊閱讀,起初只是求知慾,但卻在傳記裡看到自己的未來。

野口英世是日本的細菌學家,他出身貧寒,日本最大啟蒙者的福澤諭吉不用多言,他出身卑微的下級武士之家,他們都是憑藉自身的能力改變命運。正是因為大正教養主義孕育的兒童文學,讓他意識到自己出身貧寒、但有半工半讀改變命運的可能性,而後,才14歲的他就到日本半工半讀。事實上,蔡焜霖幼時最喜愛的〈紅蜻蜓〉也是大正時代的作品,作詞者三木露風是詩人兼童謠創作者。

▍下篇:

《來自清水的孩子》(下):開啟戰前戰後台灣史的一扇門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第二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來自清水的孩子》第一冊、第二冊。 圖/慢工出版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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