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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願成為中國的羊: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

澳洲對中的官方政策,從80-90年代「澳洲的未來在亞洲」,其後逐漸形成「中國主宰...
澳洲對中的官方政策,從80-90年代「澳洲的未來在亞洲」,其後逐漸形成「中國主宰我們的命運」。圖為2015農曆年,世界熟知的雪梨歌劇院屋頂披上中國紅。 圖/中新社

間諜、內應、線民、同情者及有影響力的代理人——在澳洲,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這些人全都有。對中國來說,同樣有價值的,還有公開為北京利益服務的專家、評論人士及工商界高層。但是我還沒有提及,幕後另有一個有權有勢的力量在運作:中國俱樂部。

今天在坎培拉的政治官僚菁英中,對中國的態度是在霍克——基廷年代形成的。

「中國主宰澳洲的命運」

鮑勃.霍克是1983至1991年間的總理。基廷是霍克手下的強勢財政部長,1991年底接任總理,領導國家直到1996年選舉失敗。霍克——基廷時代冒出來的一群顧問,在接下來的20年間繼續控制中央政府機關,設定議題,培育了接班的那一代。他們說服了霍克及基廷,澳洲的未來就在亞洲,而且我們應該把國家向北轉。那種說法很有說服力,但是在2000年代,「就在亞洲」的觀點變形成了確信「中國主宰我們的命運」。

一旦中國俱樂部的見解統治了坎培拉的中央機關,澳洲與中國的經濟關係就壓倒了國防部、情報部門所提出的其他考慮因素,非政府人權組織所提出的考量自然也是。

到2013年,外交暨貿易部的中國戰略完全都是在談如何在所有層面「加深及擴展」澳洲與中國的合作,同時尊重兩者「不同的政治制度及價值觀」。各種風險及危險並未納入考量;這樣的戰略也許是北京的一個智庫起草的。

對外交暨貿易部來說,最要緊的考量是:我們決不應做任何可能使中國領導人不快的事。

前費爾法克斯駐北京記者約翰.加諾特向我指出,「中國比我們更清楚我們制度的弱點何在。」在我們開放的民主制度中,不加限制的政治捐獻,是個明顯的弱點。另一個是我們的平等主義文化。

前總理們可以在機場遊逛,沒有任何人會太注意他們。但是,讓我們為這些前總理們想一想,過去他們風光無限,如今身處舊日選民之間,雖仍極度渴望關注,但他們的聲音卻已默不可聞。霍克的司法部長葛瑞斯.伊萬斯(現在的澳洲國立大學名譽校長),把這種狀態命名為「過氣症候群」。

北京理解我們的卸任總理、外長遊走在世界舞台,感到他們有重要的事情要說。於是當他們到中國旅行,就會受到宴請及討好。他們曾統治過的人民,可能不會給他們應得的東西;但是中共知道如何敬重這些有成就的人,知道如何幫他們恢復昔日尊榮。

中共已發展出隱微的技巧可以撩撥人的自我,也有一整套機制用於擒人之術的實踐。與海外名人打造親密關係,以說服他們散布北京的立場,這就是所謂的「利用外力為我宣傳」。討好逢迎、皇家待遇,包括費用全包的中國之行、會見頂級領袖,透過這一套計畫,我國某些卸任總理、外長及各州州長,已經變成了「中國的朋友」。

「關係」通常被理解為因商業目的而構建人脈的過程。但是,並不止於此。它是一門「如何管理人際關係的錯綜複雜的中國藝術」,西方人一不小心就會跌跌撞撞。透過互換優惠的微妙過程(有時,也不那麼微妙),「把交易中的各方綁在一起,形成一種互有義務的關係」。西方人容易把商業關係中的牟利之術誤認為真正的「友誼」,隨著他們的戒心降低,就會變得容易操控。

並不是每一個澳洲的有力人士都是受到北京影響的。某些人僅僅是基於自己的判斷而形成某個觀點,正好與中共的敘事相符。(碰過這種情況的人可能會發現,有中華人民共和國的重要人士對他們感興趣,進而邀請他們參加活動,或在《人民日報》上引用他們的話。)但是,無論這些人被接觸的過程是什麼,我們可以辨識出,在我們的菁英之內,有同情北京利益的立場;從而北京也加以鼓勵。

前澳洲總理鮑勃.霍克(右)開啟了澳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左為前菲律賓總統羅慕斯、中...
前澳洲總理鮑勃.霍克(右)開啟了澳洲與中國的友好關係。左為前菲律賓總統羅慕斯、中為前中國國家主席江澤民。 圖/美聯社

投降主義者

澳洲備受矚目的戰略分析家休.懷特((Hugh White)相信:關於現代中國這國家的性質,我們不必知道得太多,也能夠決定我們應該採用的戰略立場。當我們正在與強國打交道時,只需要明白權力的平衡,便可擬訂與該國交往的國家戰略。

2017年,懷特他用一整堂演講專談中國的崛起、其意圖及對澳洲的影響,而不提及中國共產黨,彷彿中國只是帶著他稱為「中國價值觀」的中國而已。他聲稱,中國是被一個日益專制且具侵略性的一黨政府所統治的事實,跟澳洲應該如何思考及應對,沒有任何關係。

懷特的主張取決於幾個大的事實,即:我們一直「依賴中國致富」;「我們未來的繁榮有賴」中國;如果中國把投資轉向遠離澳洲,將使「我們的股票市場崩潰」。

澳洲國立大學國家安全學院院長羅利.麥德卡夫提出了一些統計數據,對這種誇大其詞潑了冷水。強納森.芬比2017年的書《中國會統治21世紀嗎?》(Will China Dominate 21 Century?),是對書名所提出的問題進行一個微妙的評估。他的結論是否定的。芬比可能對也可能不對,但是有一件事情很清楚:懷特認定這個問題的答案必然是對的,這種假設值得仔細的審視,特別是如果要以此為基礎,主張澳洲必須退出美國同盟,且擱置我們的民主價值觀。

對懷特來說,我們除了支持經濟上的贏家之外別無選擇,因為如果我們不這麼做,中國僅憑著巨大的經濟力量也會逼著我們這麼做。這就是為什麼他被列在投降主義陣營。懷特2010年的一篇文章中表達了同樣的看法,被當時批評他的人形容為「一篇絕佳範本,教你如何巧言討好這個挑戰我們的最新極權力量:中華人民共和國」。

懷特不太關心另一種觀點:澳洲與美國及亞洲盟友可以做許多事情,去限制中國在他國的政治及戰略影響。他旨在說服我們這一選項並不可行,因為取代投降的唯一選項是戰爭。

對懷特來說,大型的鬥爭可以簡化成各方參戰的意願。比較不願意冒險打仗的那一方就會失敗。

澳洲是否必須向中國投降,取決於中國的決心是否比美國來得大;在這個問題上,懷特沒有疑問。美國會認輸,「我們若低估了中國的決心,我們真的非常不明智。」到了這裡你會認為,對中共的理解,包括在習近平治下中共的演變,是不可或缺的;但是,非也。不知怎地,身為「現實主義者」可以讓人免除知道任何細節的必要。我們只需知道經濟及戰略上的權力平衡。如果澳洲為了抗拒改變而與美國站在一起,那我們將站在歷史錯誤的一邊,或許是將我國推入一場與中國的戰爭,十分可能是一場核大戰。

在這種觀點之下,對於世界的未來、對於澳洲應採取何種立場所做的戰略分析,就會是一盤由強權所下的棋賽,像澳洲這樣的小卒是可以被犧牲的。假定沒有人會傻到發動一場核大戰,那麼棋手的實力首先取決於其經濟力量;中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強,美國正在變得越來越弱,於是形勢的邏輯導致一個不可避免的後果。

這樣一來,為什麼我們要與輸家站在同一邊?懷特主張,世界就像一個雞舍,當所有的雞都接受了自己在「啄食順序」上的位置時,就一切和諧。忘記對「國際法晦澀難懂問題」的任何承諾吧;這一切都是關於「純粹的權力政治」。

像基廷一樣,懷特相信,身為一個正在增長的霸權,中國需要呼吸的空間,而我們應該給它這個空間。但是,為了讓中國獲得空間,誰不得不喪失呼吸空間?當然是美國啊,還有東南亞國家,它們已經被欺凌到失去了傳統的漁場,它們的領土主張也遭到推翻。

當中國實現主宰亞洲的野心而我們袖手旁觀時,是不是意味著菲律賓、馬來西亞甚至越南的自主權得要犧牲?冷靜務實的人說,可能是吧。那麼巴布亞紐幾內亞呢?如果中國將一個海軍基地設在緊靠摩士比港的地方,我們會感到舒服嗎?(他們已經在吉布地設了一個。)

2014年G20峰會在澳洲坎培拉。澳洲軍官引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檢閱禮賓儀隊。 ...
2014年G20峰會在澳洲坎培拉。澳洲軍官引導中國國家主席習近平檢閱禮賓儀隊。 圖/路透社

價值遊說:中共價值=中國價值?

在「現實主義者」覺得混亂得不能思考的真實世界,霸權明白,或不久就會學到,運用軍事優勢來讓他國臣服是呆瓜才幹的事情。有許多更便宜、更有效的選項,那就是美國在拉丁美洲錘煉出來的做法。這牽涉到培育一個「買辦階級」(明白自己的利益與霸權同在的生意人),並在國內扶植一執政黨,執行霸權想要達成的事項。

對這項戰略的長期成功至關重要的,就是要弱化民眾的力量,或改變他們的世界觀,讓他們逐漸接受自己遭到宰制既是不可避免,亦是他們想要的。為了做好這個工作,霸權會去吸收該國菁英,包括有號召力的知識分子。

所以世界不是一盤棋,澳洲也不是一個卒子。澳洲的選擇,不是投降主義或戰爭。弱國總是有戰略,以避免被強國所統治。它們有各種可以運用的「武器」。中共對此明白得很,身為弱國,它一直都在使用微妙的策略來對付美國。

自從1951 年形成澳美同盟以來,澳洲始終不真的需要美國的保護,因為一直沒有針對我們的直接威脅。現在有個威脅浮現出來了,以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形式,清楚地要做亞洲的霸主。然而,在我們國家內卻有強大的聲音,呼籲我們要削弱與美國的同盟,並採取「獨立的外交政策」。但是,當一個侵略性十足的新強權決心控制我們所生活的這個地區,所謂獨立的外交政策意味著什麼?

休.懷特有三個清楚的結論講得很有道理。第一個是,「我們決不可低估中國的決心,它要做亞洲的超群強國」。第二個是,「我們正在見證澳洲戰略環境從英國人墾殖以來的最根本改變」。第三個是,「澳洲的政治人物說,我們不必在中國與美國之間進行選擇。但是我們必須選」。對他來說,我們必須選擇中國,因為不久之後,亞洲將「沒有美國了」。而如果像他認為不可避免的那樣,允許中國來主宰,那麼,我們要生活於斯的會是什麼樣的澳洲這個問題,對他來說太難堪了。

於是,每當懷特碰到像民主、人權、法治這樣的問題,他都試圖貶低其重要性。他採用一種後現代的道德相對主義,主張每一套價值觀都同樣好。他相信,我們還不夠認真對待中國的「道德立場」。他的說法好像「中國價值」能在中共的宣傳中找到似的,忘了也許有人認為台灣人民的生活更符合正宗中國價值,而且他們正在盡其所能,去抵制強加給他們的中共價值。

然而懷特告訴我們,認真地告訴我們:或許對澳洲來說,中共價值觀並不那麼壞。他寫道,「中國的價值觀與我們的非常不同」,但有誰能說我們的價值觀更好?畢竟,我們的價值觀「難於界定」,我們「寧願保持模糊」。他告訴我們,道德選擇並不是黑與白。真的嗎?難道澳洲人會搞不清楚任意逮捕是對的還是錯的嗎?黨要法官怎麼做法官就怎麼做,對此我們又怎麼看呢?選出國會議員來制定法律到底是不是好事,難道我們也拿不準嗎?

懷特說,我們必須現實些:我們將不得不在價值觀上妥協,所以不要再道貌岸然了。他不點明的那些價值觀,包括言論自由、宗教自由、法治、民選政府,和防止隨意逮捕及酷刑。以休.懷特的現實主義世界觀,其中有些是可以妥協的。

懷特得出結論,唯一的問題「是我們要妥協哪一些」。世界就是這樣。要是有別種想法,那也只是「隨便喊喊口號」。這難道不是哲學家的詭辯嗎,不相信自己會因為表達觀點而被投獄,或使家人受害?懷特立場的邏輯是,澳洲別無選擇,只有生活在中國的陰影下,並向其勢力卑躬屈膝。但是,他並非帶著遺憾及不祥的預感得出這樣一個結論,而是為之辯護。

懷特寫道,到目前為止我們夠幸運了,但現在,「歡迎來到現實世界」。如果我們「想得夠深」,也許這種狀態也不是那麼糟。畢竟,我們對中國的想像仍然「十分簡單」。因此,讓我們順勢而行,看看中國的黨國統治是否像有些人害怕得那麼令人不舒服。

澳洲內部對國家是否應該調整對中關係,積極「向中靠」,有極多論戰。圖為2017年坎...
澳洲內部對國家是否應該調整對中關係,積極「向中靠」,有極多論戰。圖為2017年坎培拉國會歡迎中國總理李克強的官方儀式開始前,陸軍軍官調整一幅捲曲的中國國旗。 圖/路透社

※ 本文摘編自《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原章節為第十二章〈中國的朋友〉,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
作者:克萊夫.漢密爾頓(Clive Hamilton)
譯者:江南英
出版社:左岸文化
出版日期:2019/03/20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書封。 圖/左岸文化提供
《無聲的入侵:中國因素在澳洲》書封。 圖/左岸文化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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