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平浩／不合時宜的《狂飆一夢》，記錄民主運動裡的失敗者群像

鳴人選書 29 Oct, 2019

廖建華的第二部紀錄片《狂飆一夢》以及圍繞著它、構造了它的田野踏查文字記錄，在此時此刻面世，其實相當不合時宜。

不合時宜。

紀錄片《狂飆一夢》以二位打從黨外時代就熱情投入反對運動的行動者作為記錄對象，一是從黨外份子到基層黨工的康惟壤，另一是政治反對運動裡當年仍屬少數的女性參與者之一曾心儀。

前者在90年代反對運動從「街頭路線」轉進「議會路線」、不再「打破頭」改以「數人頭」之後，也投入了選舉——但最終鎩羽而歸，即使自立門戶、持續組織，此後也仍然難以有所施展；後者年輕時在男性作為主體的運動圈裡備受矚目，同時，也飽受顯微鏡的審視；反對運動在政治上無疑是進步的，但在性別上卻未必同步——在國民黨仍然壟斷政治權力的大架構底下，對抗行動及其文化，往往是（或必然是？）同樣父權的。

二位紀錄對象的性別差異，在性別意識已然提升的當代青年運動者眼中，顯而易見；然而，此一差異在80、90年代的政治運動裡、在當年的權力場域裡、在私領域的情感關係與婚姻家庭裡，各自刻劃出來的迥異軌跡，卻仍然值得當代觀眾沉吟思索，追問「性別政治」的權力運作和深層結構是否已被改變（或至少改善了）呢？

不過，二者最關鍵的共通點是：他們都是「失敗者」。但這不是時下年輕人自嘲的「魯蛇」——尚能如此自我揶揄（甚或自我標舉），還有在聲量上能夠被察覺與辨認的言語，暗示這是一個內涵淘空之後被輕巧挪用的認同政治詞彙。《狂飆一夢》裡的「失敗者」，一點都不美麗，而是在冷硬現實政治角力場敗下陣來的人，在滾沸政治運動洶湧浪潮過去之後，沒能乘著浪尖佔據位置或攫獲權力的人，被留在原地的人，剩餘的人，零餘者，沒有歷史的人。

鏡頭之外的延伸

隨紀錄片一同誕生的專書《狂飆一夢——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書名也許借自Eric R. Wolf的歷史人類學經典《歐洲與沒有歷史的人》），可以視為紀錄片的外延或補遺——紀錄片本身始終就不是一件封閉文本，而是現實的切片、一扇窗口、指向外在具體世界的索引、或由真實社會所蒸餾出來的一則濃縮隱喻。

紀錄片讓觀眾獲知（恐怕不是想起）這些失敗者的存在，專書則一方面作為拍攝前期田野調查的民族誌，一方面也沿著那些隨著鏡頭兀自向外延伸、勾連了畫外音一般更為寬擴的人際網絡（與更多黑箱內幕或江湖恩怨）、最終無法依循紀錄片作為一個終究有限的作品而——收納進來的小徑，繼續踏查下去。

這些被收納進來的、人跡罕至的小徑，其實皆具代表性。比如詹益樺，相對於鄭南榕的硬芯獨派、衝組、激進派、殉道者、殉國者、甚至「台灣國國父」，近年已然成為年輕世代心目中的標竿、模範、偶像（若非神祇的話）；詹益樺只是一名基層黨工、運動裡的雜工、衝組裡的一員，同為衝組，但遠非領袖。

多數年輕人先是認識鄭南榕，稍後或者許久以後才因為被提醒或被告誡「不可偶像崇拜、運動的基礎是基層」才得以認識詹益樺——詹益樺成為「我們不可遺忘之基層黨工的代表」，但也彷彿就此結案，詹益樺成為無名黨工的有名代表。

還有誰？為什麼我們必須記得無名的他們？難道要為他們一一建檔、逐個立傳嗎？這難道不也再度複製了「封神」的邏輯嗎？

這群「黨工」的集體樣貌

具有辯證意味的是，雖然「鄭南榕vs.詹益樺」乍看是廖建華此一「為『沒有歷史的人』述說歷史」任務的典範，實則恰恰相反。二者都以自焚明志，此後，鄭南榕無法再獲得權力與位置，詹益樺也無法再體現無歷史者的處境（遑論讓他自己發聲說話）。二者透過此一對照而僅以秀異的或殊異的個體性現身，因而無法體現「沒有歷史的人們」——the People without History，原文裡是複數的「人們」，而非單數的「人」。

廖建華在紀錄片裡選擇了除了性別之外沒有什麼尖銳對比的二位對象，以此呈現這並非是一組以工整對立邏輯所建立的典範性框架，而是指向一種社會關係與政治運作的案例而已，這暗示著除了鏡頭裡的兩人之外，還有更多如此「失敗者」的存在，紀錄片因而不是出於「立傳」甚或「封神」的動機，而是對於「這些失敗者們如何在歷史（台灣民主化的歷史）中出現，是哪些層疊鑲嵌的社會關係、權力運作、政治場域，讓他們被「生產」出來——正如「政治領袖／菁英／明星」也是在這樣的過程裡被「生產」出來。

這也難怪廖建華在拍攝紀錄片之際與之後，起心動念編纂這樣一本「失敗者們」的訪調。與其說是一一點兵點將（這是永遠點不完的），不如說是透過盡可能多的受訪者（止於廖建華拍攝紀錄片前後所能接觸與建構的網絡範疇內），看看能否以一個接著一個「具體行動者」（有血有肉有眼淚）所串連起來的「群像」形式，勾勒出80至90年代這群「黨工」的集體樣貌，這是台灣史上前所未有的一群人（日後還會不會有呢？）——相對於國民黨的黨工（在轉型正義工程啟動並凍結鉅額黨產之前）雖說不見得個個錦衣玉食、但皆在整編有序的體系內近乎「公務員」（那可是黨國不分的體制）的溫飽和穩定。

反觀從黨外時代到民進黨執政的這些綠營或台派黨工，幾乎都是在一陣對於民主的激情裡、燃燒個體、自願投入回報闕如或微薄的、激烈的甚至生命和身家遭遇威脅的「衝撞運動」裡——政治菁英們對生了惡魔犄角的國民黨、對其它同一陣營的頭角崢嶸競爭者，本能地鬥爭博弈，那是一座巨大的不斷激烈震盪的彈珠台，底層黨工或欠缺政治資本者，往往就是自願衝撞同時也被衝撞的一粒粒彈珠，甚至，一將功成萬骨枯，不乏淪為彈藥或砲灰。

不合時宜的紀錄片

然而，在此時此刻，指認、描繪、甚至僅僅只是提及這些人，都是不合時宜的。

值此香港正從反送中運動轉進革命甚至港獨的時刻；值此帶風向、假新聞、資訊戰、滲透與離間、中國五毛網軍推進，紅色恐怖籠罩逼近；值此選戰緊繃，硝煙四起，各陣營為求生存而呼喊「這次不投誰日後誰也沒得投」的關頭——亦即，危急存亡之秋，尖銳「亡國感」令人口焦舌燥，救國、保國、愛國的行動（從上街遊行聲援香港到網路上轉貼政宣圖文或澄清謠言），一如燃眉之火正在燎原延燒的倒數計時——

此時，這部紀錄片的上映、這本民族誌的出版，對許多前線作戰、後勤補給的戰友（甚至根本就是廖建華的昔日哥們或同志）而言，廖建華正在扯後腿、挖牆腳、窩裡反，根本就是顧人怨的豬隊友，甚至，「抓耙仔」或「背刺者」。

因為，一旦繪製這幅「失敗者群像」，勢必會讓檯面上不少政治人物的「黑歷史」或隱或顯地曝光。持平地說，但同時也是苛薄地說，能夠在國民黨以長期戒嚴所立基的政治場域（即使已然民主化但仍未能連根拔除、全盤重整）裡成為「上位者」，誰不是依循了政治現實邏輯，而或多或少犧牲了（有的是踐踏了）社會邏輯和人性邏輯（以及眾多的「抬轎者」）？

這並非站在道德高地往下對政治人物指指點點——政治現實就是如此叢林法則、弱肉強食。但若皆以「就是如此」迴避、打發、自我辯護，則是「犬儒」以及「真正的墮落」。我們總得指出，在台灣獨特的政治史和政治空間內，哪些是帶有普世性的「人性使然」，哪些又是根深柢固的戒嚴遺毒以及迄今民主深化仍然不夠徹底所造成的機制或制度。

何時才是「對的時機點」？

然而，不難想像有人會指責：廖建華這部紀錄片的上映與這本訪談錄的出版，不是「對的時機點」——不過，究竟何時才是「對的時機點」呢？

在「以大局為重」的義正詞嚴（或託辭、遁辭）之下，恐怕永遠沒有「對的時機點」。

然而，只消我們稍微回想一下，2014年三一八運動之後諸多「運動傷害」的談論，那麼，「現在」就是「對的時機點」。

廖建華的上一部紀錄片《末代叛亂犯》，抓住了「狂飆時代的尾巴」——既是指在題材上的80末、90初、野百合運動前夕；也是指製作與放映的時刻，正是由野草莓運動所開啟的8年狂飆的尾巴。——這部紀錄片非常切合時勢。

但不合時宜的《狂飆一夢》，卻開了一個遲來的頭，檢討黨外運動到80年代之間的「運動傷害」——必然會有不少三一八運動的參與者會深刻共鳴、絲毫不覺得這牴觸了「以大局為重」。

終於，我們擁有了作為「教戰手冊」的紀錄片，不封神不造神，而是勾勒出社會運動所在的政治場域裡的權力軌跡——傅榆的《我們的青春在台灣》以及江偉華的《街頭》，皆可視為針對「三一八運動傷害」的「放血」之作，前者是大眾入門版，後者是社運幹部和新血的必備教材。至於廖建華的《狂飆一夢》，可以看做：對有志社會運動和有心以政治作為志業的年輕人說：「看哪，人性的，太人性的。這個場域是如此運作的。凡事都是有代價的。」

猶記當年一頭熱、深受學長感召、立志當左派的大學時代，苦惱於「文藝如何介入社會」（比如電影社能否轉型為一左翼社團），曾經當面徵詢（如果不是質問的話）一位外文系教授：如何在學院知識分子和街頭社會運動者之間抉擇？教授並沒有正面應答，反而談起一位昔日友人，「當我留學歸國，進學院任教，某日偶然重逢那位一度在街頭對抗鎮暴警棍而頭破血流的老友。如今，他枯槁疲憊，了無生趣，看起來好像『被什麼所經過了』。」——不是「我經歷了什麼」而是「我被什麼經過了」。令人悚然。

當最後進入體制或掌握了政治資本和權力的少數人，得以在台灣民主運動史的框架下描述「我經歷了什麼」，那些沒佔到位置、沒能獲得權力的無名者也許連「我被什麼經過了」裡的那個「什麼」都難以言說。

這部紀錄片，這本訪談錄，就是把它給說出來的嘗試。

※ 本文摘編自《狂飆一夢——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原標題為「以『失敗者的群像』讓『權力場的運作』顯影」，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狂飆一夢——台灣民主化與沒有歷史的人》
作者：廖建華、何孟樺
預計出版日期：2019/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