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動盪》：歷史上的重大事件，必然取決於國家領導人？
在談論國家危機時，人們常提出的另一個問題，長久以來一直都是辯論的主題——國家領導人是否會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抑或在特定的一段時間之內，不論國家的領導者是誰，歷史還是會以相同的方式發展？
國家領導人，是否會對歷史產生重大影響？
這種討論的一個極端，是英國歷史學家托馬斯．卡萊爾（Thomas Carlyle，1795-1881）所謂的「偉人史觀」，他主張歷史是由偉大人物的行為所主宰，如奧利佛．克倫威爾（Oliver Cromwell）和腓特烈大帝（Frederick the Great）。當今的軍事史學家仍有類似的觀點，他們經常強調將領和戰時政治領袖的決定。
與此相反的極端是作家托爾斯泰，他認為領袖和將領對歷史過程的影響微乎其微。為了表達他的觀點，托爾斯泰在小說《戰爭與和平》中描寫了虛構的戰爭情節，將軍雖下了命令，但這些命令與戰場上實際發生的情況並無關聯。
歷史的過程取決於許多細節，而非靠偉人的政策或決定，很多當今的歷史學家都持這種觀點。他們主張，領袖只是因為他所採取的政策與其同胞的觀點有了共鳴，才具有影響力。原本平凡的政壇人物可能因為他們當時掌握的機會，而非因為他們的個人特質，才顯得偉大。常舉的例子是美國總統詹姆斯．波爾克（James Polk）和哈利．杜魯門（Harry Truman）。領袖只能由其他歷史因素決定的有限選項中做出選擇。
介於偉人史觀和領導人毫無影響力中間的一種觀點，則可以舉德國社會學者馬克斯．韋伯（Max Weber，1864-1920）的看法為例，他主張在某些情況下，某些類型的領導者，即所謂的魅力型領導者，有時會影響歷史。
這個辯論還沒有結果。每一位歷史學者都抱持某種根據原則、而非有效方法的概念，對經驗證據進行評估，並把這種觀點應用於個案研究。例如所有關於希特勒的傳記都必然會重述他一生中同樣的幾件大事。
但主張「偉人史觀」的人在敘述這些事件時，斷言希特勒是異常有影響力的邪惡領導人，他使得德國的發展與由其他人領導的結果不同。反對「偉人史觀」者也會敘述相同的事件，但卻把希特勒描繪成反映當時德國社會普遍特色的聲音。這樣的辯論無法藉由敘述和個案研究來解決。
獨裁領袖死亡的影響，比民主領袖死亡的影響大？
另一方面，最近有一種分析方法有解決這個問題的可能，它結合了三個特徵：許多歷史事件的大型樣本，或者某種特定類型的所有歷史事件；使用「歷史的自然實驗」，即比較在其他方面都相似的歷史軌跡，其中發生或未發生某種擾動（下面將舉出兩例）；並測量其數量方面的結果。
西北大學的班哲明．瓊斯（Benjamin Jones）和麻省理工學院的班哲明．奧肯（Benjamin Olken）已經就這方面發表了兩篇傑出的論文。瓊斯和奧肯在他們的第一篇論文中問道：領袖在位時因自然因素而死亡，國家經濟成長率會發生的變化，和在隨機選擇的時間，在位領袖並未因自然因素死亡時所發生的變化，有什麼不同？
這種比較提供了自然實驗，測試領袖改變時的影響。如果偉人論的觀點正確，那麼比起領袖未死亡的任何時候，領袖死亡時的經濟成長率應該較可能隨之改變——無論下降或升高，分別取決於領導人的政策好壞而有不同。
瓊斯和奧肯的資料，取自1945年至2000年間舉世國家領袖因自然因素而死亡的例子，總共提出了57個這樣的案例：主要是因心臟病或癌症而死亡，另外還有幾例墜機、一例溺死、一例落馬而死、一例被火燒死，和一例斷腿而死。
這些事件確實構成了隨機擾動：領袖的經濟政策不會影響那位領導人意外淹死的可能。結果證明，比起隨機選擇領袖未死亡的時刻，經濟成長率更有可能隨領袖自然死亡而改變。這表示由許多案例平均來看，領導階層確實會影響經濟成長。
瓊斯和奧肯在他們的第二篇論文中問道：如果領袖是遭人暗殺，死於非命，會有什麼結果？當然，暗殺事件絕非隨機事件：它們更有可能發生在某些情況下（例如，如果人民對經濟成長低感到不滿意），而非其他情況下。因此瓊斯和奧肯把成功的暗殺與不成功的暗殺嘗試做了比較。
這確實是隨機的差異：國家的政治情況可能會影響暗殺企圖的頻率，但不會影響刺客的準頭。他們收集的資料，包括由1875年至2005年對國家領袖所做的298次暗殺企圖：其中59次成功，239次未遂。結果證明，比起暗殺未遂，暗殺成功後，國家政治體制更可能會有所改變。
在這兩項研究中，獨裁領袖死亡的影響都比民主領袖死亡的影響大，而且權力無限的獨裁者死亡的影響，比有立法機關或政黨限制的獨裁者死亡的影響更大。正如我們所預期的：擁有無限權力的強大領袖產生的（無論好壞）影響，比權力有限的領袖更大。因此，這兩個研究達成了一致的結論：領導者有時會造成不同。但這取決於領導者的類型以及所檢視的效果類型。
七個國家的領導人角色
現在，讓我們把這些自然實驗與書中七個國家的領導人角色連結起來。我的目標是要了解本書的領導人是否符合瓊斯和奧肯所確認的模式，以及他們進一步提出的測試問題。許多歷史學者對我們書中七個國家的領導人做出以下的評價：
在明治日本，沒有單一主導的領袖；而是由幾位領導人共有類似的政策。
在芬蘭，政治領導人和公民幾乎一致同意，芬蘭應該盡最大努力抵抗蘇聯的攻擊。（但有時候史學家認為，曼納海姆元帥擔任軍事指揮官的技巧，以及巴錫基維和凱科寧兩位總統在戰後贏得蘇聯領導人信任的能力，對芬蘭的命運有正面的影響。）
至於智利，歷史學者認為皮諾契特的殘酷、掌握權力不放的堅決，和他選擇的經濟政策都果斷而不尋常（甚至連他的將領也作如是想）。
在印尼，蘇卡諾和蘇哈托都被認為是關鍵的領袖，但接下來的總統卻不然。
在戰後德國，學者通常認為布蘭特發揮了獨特作用，扭轉先前西德政府的外交政策，承認東歐共產主義政權和德國國界，因而使德國隨後的統一成為可能。在較早期的德國歷史上，俾斯麥、威廉二世和希特勒經常被當成獨特領導人的例子，無論在好或壞的方面，都影響深遠。
在澳洲，並沒有明顯占主導地位的領導者。最接近的例子是惠特蘭總理和他的旋風變革計畫，但惠特蘭本人卻承認，他的改革是「承認已經發生的事」。
在美國，小羅斯福總統因不顧美國孤立主義者（最初可能包括大多數美國人）的反對，逐步為美國參與二次大戰做準備，以及帶領美國擺脫經濟大蕭條的努力而受稱頌。在十九世紀的美國史上，林肯總統也被認為在內戰過程中扮演了獨特的角色。
簡而言之，我們的七個國家提供了九個領袖（六個專制，三個民主）的例子，人們常認為他們發揮了影響力，造成了改變。此外，在本書討論的七個國家之外，最常被認為在現代史上造成影響的領導人包括英國的邱吉爾、蘇聯的列寧和史達林、中國的毛澤東、法國的戴高樂、推動義大利統一的加富爾，和印度的甘地。
因此，我們列出了16位通常被認為締造改變的領導人名單。在這16人中，11人屬於專制政權，5人則屬民主政體。乍看之下，這個結果似乎符合瓊斯和奧肯的結論，認為獨裁政體的領導人影響更大。
但我並未把這段時間內全球所有獨裁和民主領導人的相關數字列表，因此我不能斷言（如果有），哪一種領導人的數量有比例懸殊的影響。
步步為營推行自己觀點的領導人，發揮的影響最大
我們的小型資料組確實提出了兩個假設，值得透過類似瓊斯和奧肯的方法來測試，集合包含自然實驗的大型資料組，並用數量來測量結果。一個假設來自於這樣的觀察：在四位最常被認為具有獨特影響力的民主領袖（羅斯福、林肯、邱吉爾和戴高樂）中，至少有三位是在戰爭期間產生了影響或最大的影響。
林肯的總統任期幾乎都是處於美國內戰期間。邱吉爾、羅斯福和戴高樂在職時既有戰爭，也有和平時期，但公認其中兩位或全部三位都是在戰時具有決定性的影響力。邱吉爾是1940至1945年二戰時的英國首相，但並非1951至1955年和平時期的首相；戴高樂在二戰時擔任將領，隨後在1959至1962年阿爾及利亞暴動期間擔任法國總統；羅斯福則是在1939年二次大戰在歐洲爆發後，以及大蕭條時期擔任美國總統。
這些結果都符合瓊斯和奧肯的觀察：影響力較大的領導人，其權力的限制愈少；民主制度的領導人在戰時行使更集中的權力。
另一個結果要進行測試的假設是，在面對擁護不同政策者強烈反對的情況下，步步為營，最後推行了他們自己觀點的領導人（無論是民主國家還是獨裁國家），發揮的影響最大。
例如：薩丁尼亞王國總理加富爾和普魯士總理俾斯麥分別克服外國勢力、其他義大利人或德國人，甚至他們自己國王的強烈反對，逐漸實現義大利和德國的統一；邱吉爾說服了最初意見分歧的英國戰時內閣，拒絕哈利法克斯勳爵提出和希特勒和談的建議，接著又說服美國，把他們的首要任務放在對抗德國而非對抗日本的戰爭（在日本襲擊珍珠港之後，原是美國的當務之急）。
羅斯福不顧美國孤立派的反對，逐步為美國參加二戰做準備；戴高樂慢慢說服他的同胞和阿爾及利亞人，透過談判解決阿爾及利亞爭取獨立的抗爭；蘇哈托慢慢地排除印尼人民摯愛的首任總統蘇卡諾；和布蘭特說服西德人民不顧已連續執政達二十年基民黨的激烈反對，吞下放棄前德國領土的苦果。
從國家危機歷史中，我們學到什麼？
如果我現在已經說服讀者，不要忽視我們可以由歷史中學到實用教訓的可能，那麼我們可以由本書中討論的國家危機歷史中學到什麼？許多一般性的主題已經出現，其中一組主題是由協助書中七個國家面對危機的行為組成。
這些行為包括：承認自己的國家置身危機；承擔改變的責任，而非只是指責其他國家，自認為是受害者；建立圍籬，識別需要改變的國家特性，以避免不知所措，以為國內的一切都無法適當運作；確定可以向哪些國家尋求幫助；確定已經解決類似問題的其他國家所採用的模型；耐心等待，並明白第一個解決方案可能無法奏效，可能需要連續進行幾次嘗試；反省哪些核心價值仍然合適，哪些則不再恰當；以及誠實地自我評估。
另一個主題則和國家認同相關。年輕國家需要建立國家認同，比如印尼、波札那和盧安達。歷史較久的國家，國家認同則和核心價值一樣，可能都需要修改；近代的澳洲就是一例。
還有一個主題則是會影響危機結果的不可控制因素。一個國家難以擺脫其先前解決危機的實際經驗，以及其地緣政治的限制，無法突如其來創造更多的經驗，也不能幻想地緣政治的限制會消失。但是，國家仍然能夠實際地考量它們，就像在俾斯麥和布蘭特領導之下的德國一樣。
悲觀的人可能會反對這些建議：「這太顯而易見，簡直荒唐！用不著賈德．戴蒙的書來告訴我們要誠實地自我評估，向其他國家借鏡，避免受害者心態等等！」
錯了，我們確實需要一本書，因為不可否認的是，這些「顯而易見」的作法經常遭到忽視，而且迄今依舊經常受到忽視。過去因忽視「顯而易見」的作法而犧牲性命的，包括所有米洛斯男子、數十萬巴拉圭人和數百萬日本人。如今因為忽視這些「顯而易見」的作法，而威脅到自己福祉的人，也包括我的數億美國同胞。
悲觀主義者也可能會回應說：「是的，遺憾的是我們確實經常忽視顯而易見的事，但光憑一本書無法改變那種盲目。修昔底德的『米洛斯對話』已經存在了兩千多年，但世界各國仍然犯同樣的錯誤，就算再多一本書，又能有些什麼好處？」
我們作者為什麼繼續努力寫作，有令人鼓舞的原因。比起世界史上任何時候，如今識字的讀者多更多，我們對世界史的了解比以往多得多，提出有證據的論證也可以比修昔底德好得多。如今有更多的國家是民主政體，這意味與過去任何時候相比，當今都有更多的公民可以表達政治意見。雖然愚昧的領導人比比皆是，但有些國家領袖閱讀廣泛，他們在現在比以往更容易由歷史中學習。
我曾多次見到國家元首和政治人物，驚喜地聽到他們告訴我，他們受到我先前著作的影響。整個世界現在都面臨全球問題——但在過去這一個世紀裡，尤其是在最近幾十年內，世界已在發展解決全球問題的機構。
基於這些理由，我不聽悲觀者之言，放棄希望，而是繼續執筆不輟，為的是只要我們願意，就可以由歷史中學習。尤其是，在過去國家經常要面對危機的挑戰，今天雖然依舊如此，但現代國家和現代世界在嘗試回應時，不必如以往在黑暗中摸索。了解過去曾經發揮作用與否的改變，可以為我們提供引導。
※ 本文摘自《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結語，更多內容請參本書。
《動盪：國家如何化解危局、成功轉型？》作者：賈德．戴蒙（Jared Diamond）譯者：莊安祺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19/12/0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