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投和罷免是民意的展現？「直接民主」的錯覺與假象
實務上，公民在選舉期以外要如何表達政治偏好？不少研究人員和政府都問過同樣的問題，也有一些國家採取相應措施。譬如義大利就在恆常民主這方面做了不少，包括取消公共補助政黨，並經常舉行公民投票。瑞士也經常舉行這類投票，像是最近針對廢除國家廣電執照費的公投（幸好沒有通過）。
公民投票與「罷免」
什麼是公民投票？雖然各國採取的形式不同，但一般都將公投定義為針對部分選民之提案來進行全國表決，而重點就在多少選民才算數。
義大利於1948年將公投納入憲法，稱為「廢法公投」，只能廢除某條法律或部分法條，並且須有五十萬選民連署才能舉行，也就是義大利人口的1%。此外，參與投票的選民必須超過人口半數，投票結果才有效，這往往導致提案不過關，就算得票率過半也不例外。
瑞士的公民投票稱為「全國公民投票」（votation），最早可以回溯至1874年設立的選擇性複決和1891年納入的公民創制，因此有兩種形式。第一種是國會通過某項法案後的一百日內，由五萬人以上連署要求舉行全國表決，表決通過法案才能生效。這就是選擇性複決。第二種是任何一位選民只要取得十萬人以上連署，就能提案修改憲法，也就是公民提案複決。兩種公投在瑞士都很便民，這樣說一點也不為過。
1848到2010年，瑞士共舉行了167次選擇性複決和158次公民提案複決。2003年，瑞士進一步推出了「一般公民提案複決」，只要十萬名公民連署就能要求採行或修改聯邦法案，而不侷限於修改憲法。不過，這類公投還沒辦過就在2009年遭到廢除。
法國針對公投已經討論了數十年，並經常拿瑞士當榜樣，但公投其實在法國已經推行好幾年了。什麼，你不知道？這也難怪，因為2008年修憲之後，直到2015年元旦才生效，以致到現在還沒有人以身試法。根據法律，「光是」提案連署人數夠多還不足以舉行表決，必須先有五分之一以上的國會議員提出「全國表決」動議才行。因此，這種公投稱為「共同提案公投」而非「全民公投」，並且在連署人數規定方面也不「便民」，必須超過總人口百分之十，亦即470萬人。換句話說，又是一個中看不中用的承諾。
這就是法國每到總統大選，真正全民公投的話題又會被拿出來再吵一次的原因。譬如2017年五位候選人的政見都有提到全民公投，梅蘭雄也不例外，只是他沒有說明連署人數，而勒朋則是主張至少要有五十萬人連署才能舉行全民公投。梅蘭雄還主張允許公民自辦公投，甚至創制立法，並且將「公民提案之罷免公投」列為政見核心，讓人民有機會拉下還在任期內的民意代表。
雖然「罷免公投」聽起來很激進，而且從支持者的用語看來很「民粹」（譬如「統統下台！」），不過還是得執行了才知道。在美國「罷免」機制已經有近百年的歷史，尤其在加州，當時（1911年）會推行這套機制的背後理由很有意思。儘管不少人認為目前是「新鍍金時代」，但如我們之前所見，這個說法最早是指美國二十世紀初的不平等急遽惡化，為了遏制貪瀆蔓延，經濟政治被少數大企業把持，因而設立罷免條款。當時的經濟巨獸不是谷歌或臉書，而是南方太平洋運輸公司。
美國二十世紀有過幾次罷免請願，但在2003年以前沒有一次通過連署門檻。加州設定的門檻為前次選舉總投票人數的12%，也就是將近一百萬人。不過，2003年發起的罷免州長戴維斯（Gray Davis）公投倒是成功了，距離他當選才十一個月，並由政治新人阿諾史瓦辛格（Arnold Schwarzenegger）繼任州長。
直接民主的錯覺與代表的假象
若罷免到現在依然罕見，至少在美國如此，更別說拉丁美洲了，那我們不免會問罷免及其他公民創制是否徒具形式，離真正的直接民主有多遙遠。換句話說，這些參與式民主到底解決了多少代表度不足的問題？會不會反而產生其他問題，尤其損害了選票的正當性？
就以廢法公投來說吧。少數人可以決定由多數人選出的民意代表所制定的法律是否該廢除，這樣做是正當的嗎？當然，答案主要取決於需要多少公民連署才能舉行公投：比起一般討論的10%門檻，義大利的1%和瑞士的0.7%實在偏低。門檻愈高，公投結果就或許愈有正當性，但門檻過高也可能讓公投變得不可行，譬如之前提到的法國就是如此。
或許有人會說，光是連署人數夠多又不一定能廢除法律，還必須得票率過半才行。但問題是許多人根本懶得出來投票，對公投表決的事項覺得事不關己。例如在瑞士，雖然常舉行公投，但投票率往往很低。就這點來說，義大利規定公投投票率必須過五成才有效力就很有意思了。直接民主必須有多數人民站出來表態支持或反對。
光是這樣就足以讓廢法公投或創制複決具有正當性嗎？絕大多數的直接民主制反對者都警告這會引發民粹，導致政治更加極化。在這點上，瑞士2009年11月舉行的「反尖塔法案」公投便值得我們深思。
其中涉及兩個主要問題。首先是當多數人投票「贊成」侵犯基本權利，例如一般公認受憲法保障不得加以歧視的宗教自由時，這樣的贊成是否具有正當性？其次則是公民於投票當下究竟想表達什麼？對議題又有多少認識？瑞士人到底是在贊成或反對禁止國內興建清真寺尖塔，還是在表決移民問題？
而公民在投票時對議題有多少認識，也絕非創制公投才有的問題，只要瞧瞧脫歐公投就知道了。英國人根本不清楚「贊成」脫歐通過後會有什麼後果，現在依然不曉得。重要的政治爭議通常需要深思熟慮，並涉及多重規劃、修正與補充，無法化約成簡單的「贊成」或「反對」。
2016年，美國加州居民除了選舉正副總統，還同時針對多項議題舉行公投。儘管媒體將焦點擺在大麻合法化上，但有不少極為專業的議題竟然也出現在公投項目中。譬如第五十二號提案為「私人醫院上繳白卡（Medi-Cal）之費用未經選民許可不得移作他用」，但比起立法代表，選民真的更有能力判斷醫院營收該如何分配，更懂得如何替窮人爭取到健保費用嗎？
因此，我們要問，公民投票支持者難道不該解決專業知能的問題？雖然我無意為技術官僚辯解，但還是認為必須考慮人民是否有能力針對某些專業議題表態。別搞錯了，問題不在大眾「到底」有沒有能力做決斷，而是他們在時間有限、無法充分掌握資訊的情況下是否有能力善盡公民的角色。每個人當然都有辦法獲得這種能力，譬如當上民意代表。
當代民主之所以採用代議制，正是由於某些領域需要專業知識，需要時間擬定草案、思考可能有的複雜副作用，並提出改進之道。
不過，就算我們找到了實踐直接民主的神奇方程式，讓所有人民具備相關知識，能在資訊充分的情況下針對特定議題投票，這就足以解決代表度不足的問題，而且是恰當的解決之道嗎？當然不是（我實在很想加上「可惜」兩字）。讓我花點篇幅解釋為何如此。
公投的公平性就像骰子灌了鉛？
假設某項公民提案達到連署門檻，可以舉行公投。接下來呢？拉票本身可能需要大筆經費，但就如第八章所說的，只要拉票或競選活動所費不貲，超過統計平均值，勝利往往歸於錢花得比較多的那一方。這代表什麼？只要反對方組織得當，願意花大錢並發動遊說，結果往往讓提案方功敗垂成。
瑞士1848至2010年舉行的各種公投當中，有44.3%的「選擇性複決」和90.5%的創制公投最後都以失敗作收。舉個（誇張的）例子，瑞士1984年曾經舉行「反對銀行濫用保密措施及濫權」公投，結果遭到73%的選民反對。光是瑞銀集團花在媒體廣告上的經費就是提案方運作經費（八十萬瑞士法郎）的十倍。
這讓我們不得不回到原點，也就是必須限制選舉支出。不這樣做，公民投票就只不過是讓「人民」誤以為自己在選舉之外也能表達意見，但骰子其實從一開始就灌了鉛。本書之前提到加州民眾2003年投票罷免了州長戴維斯，離他當選才過十一個月。這是「人民用選票說話」嗎？恰恰相反，因為發動罷免的不是普通民眾，不是對州長行徑不滿的加州居民，而是共和黨議員兼超級富商伊薩（Darrell Issa）。
為了蒐集足夠的連署人數，他至少花了兩百萬美元。這位百萬富豪這樣做出於兩個動機，都和大眾利益沒多大關聯。首先，伊薩毫不掩飾他想取代戴維斯的野心，可憐最後卻為了魔鬼終結者而含淚退出。其次，他認為公投有利於加州轉為共和黨。不過，雖然他發起的「罷州長救加州」行動以380美元的預算黑洞為主軸，但加州預算後來在阿諾史瓦辛格治下未減反增。阿諾史瓦辛格在135位候選人當中名列前茅，靠著1,340萬美元的最高支出而擊退對手。
你可能會說這些都對，但只是特例。然而，的確有人針對加州1976至2004年的公投結果受選舉支出的「因果」影響做了研究。德菲蓋雷多（John M. de Figueiredo）及其研究夥伴指出，公民提案的動員經費能大幅提高提案通過的機率。金錢再度展現了它的分量。
因此，各位不難理解我的看法。我並不認為公民請願是壞事。公民請願是直接民主的工具，可以有效地討論，但認為它能解決代表度不足的問題是錯的。只要選舉支出的問題不解決，公民提案永遠會被把持。
的確，公投讓人民更常投票表達意見，但結果早就決定了，和人民的偏好無關。說公投總算讓人民可以做出有意義的決定，這根本是一種偽善，更凸顯了人民的缺乏權力。在我看來，不少直接民主（或曰「永續」或「恆常」民主）理論家都犯了無視選舉支出的大錯。唯有先解決這個問題，才能重新連結人民，在代表度問題上取得具體進展。
※ 本文摘自《民主的價碼》，原標題為〈公民投票和提案權〉，時報出版授權刊登。
《民主的價碼：一人一票，票票「等值」？》作者：茱莉亞．卡熱（Julia Cagé）譯者：賴盈滿出版社：時報出版出版日期：2021/06/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