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灣認同」鞏固者：李登輝的民主化變革，與台灣化的起點

鳴人選書 30 Jul, 2021

前總統李登輝於2020年7月30日逝世。圖為日本前首相森喜朗代表日方向李登輝遺像致意。圖／總統府提供

1988年1月，總統蔣經國去世，副總統李登輝（1923－2020）依循憲法規定繼任總統職位。

李登輝是第一個當上總統的本省人。剛開始李登輝並沒有穩固的權力基礎，但他發揮了卓越的政治手腕，繼任國民黨的黨主席，在1990年3月舉行的國民大會上當選總統，繼續推行蔣經國啟動的民主化及台灣化施政路線。

在民主化方面，李登輝廢除《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讓台灣不再處於內戰時期的緊急狀態，接著實現了國民大會及立法院的全面改選。除此之外，李登輝還推動台灣省長、台北市長及高雄市長民選、特赦政治犯，並且為二二八事件道歉。

在台灣的定位及發展方向上，李登輝採取比較謹慎的做法。首先在1991年，通過《國家統一綱領》，再次確認國家的基本政策為統一中國。《國家統一綱領》中包含「中國的統一……是海內外中國人共同的願望」、「大陸與台灣均是中國的領土，促成國家的統一，應是中國人共同的責任」等詞句。

但另一方面，李登輝也開始使用「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概念。在李登輝的時代，政府重新修訂憲法，加入了《憲法增修條文》。在此條文之中，使用「中華民國自由地區」一詞，來定義由中華民國所有效統治的台灣本島、周邊島嶼及福建省沿岸島嶼。此條文成為「中華民國在台灣」的法源依據。國民大會及立法院的全面改選，就是限定在這個範圍之內。

總統的遴選方式，也有了重大的變革。過去的總統選舉採間接選舉，以此維持「包含台灣在內的中國各地選出國大代表，國大代表選出總統」的空殼形式。直到1996年之後，才改成「由中華民國自由地區全體人民選舉之」，也就是由台灣人民進行直接選舉。以自由、公平的方式選出在台灣擁有最高權力的總統，不僅是台灣民主化的最後一個重要里程碑，而且像這樣由台灣的選民直接選出與中國毫無關係的中華民國總統，也可視為台灣化的重要起點。

這個變革讓政權的正統性基礎產生了根本性的變化。接下來的台灣政治，必定會比過去更加偏向以台灣為中心，這是顯而易見的趨勢。這可說是一種政治根源上的台灣化。因此總統民選的推動，引發了國民黨內部以外省人為主的非主流派，以及中國共產黨內以江澤民為首的領導階層的強烈反彈。簡言之，民主化的政治變革帶來了另一個名為台灣化的政治變革。

李登輝與「台灣認同」

民主化的政治變革始於蔣經國時代的末期，結束於李登輝時代。這項變革同時帶來了台灣化的現象，這是必然的結果。專門研究台灣政治體系的若林正丈，從（一）政府領導階層的台灣化、（二）政治權力正統性的台灣化、（三）意識形態的台灣化、（四）國家體制的台灣化，這四個面向來定義台灣化。¹當然只要沒有修改中華民國憲法的本文，就不可能達到完全的台灣化，但是在現實上，中華民國確實已經逐漸轉變為台灣化的中華民國，若林稱這個現象為「中華民國台灣化」。²

在此同時，台灣人的自我認知也產生了變化。有越來越多的台灣居民認定自己是台灣人，並且抱持著「大陸是中國，台灣是台灣」的觀念。這些台灣人認為台灣的主權掌握在自己的手中。台灣的經濟成長，更是增加了台灣居民身為台灣人的自信。在這個過程中，逐漸產生了一種較為溫和的政治立場，名為「台灣認同」，介於中國民族主義與台灣民族主義這兩種意識形態的中間。

台灣居民如何自我認定，會因其立場而大相逕庭，這本身就是台灣政治的爭執點之一。直到1980年代末期為止，中國民族主義都是主流，大多數的人都認為「我是中國人，台灣是中國的一部分，兩岸應該要統一」。

但是進入1990年代之後，關於中國的資訊大量流入台灣，造訪中國的台灣人也越來越多。台灣人發現對岸的中國採行的是共產黨的一黨專制體制，社會習慣及意識也截然不同，要當成同一個國家實在頗為困難。但是當討論到「台灣是什麼」的問題時，結果往往是爭論不休。

李登輝認為台灣如果不建立自己的認同感，未來勢必會陷入窘境，但如果拋棄中華民國體制，反而會讓台灣更加危險。因此李登輝在擔任總統期間，採行了中華民國台灣化的路線，建立起一個讓民主化的中華民國與台灣能夠共存的框架。一方面提高台灣人的本土意識，一方面將漸進式的「台灣認同」引導為民意的主流，而非激進的台灣民族主義。³李登輝提倡台灣民族主義，是卸下總統職位之後的事。

「原來他也是台灣社會的一分子」

李登輝展現高明的政治手腕，一方面領導抱持中國民族主義的國民黨，另一方面卻又能夠獲得抱持強烈台灣意識的本省人的支持。李登輝經常使用台灣話（閩南話）發言。身為中華民國總統，竟然光明正大說出長年以來被視為次等語言的台語，這帶給抱持強烈台灣意識的本省人莫大的勇氣。李登輝所秉持的這個立場，同時也成為阻止民進黨勢力進一步擴張的一股力量。

李登輝在1994年與司馬遼太郎對談時，曾說出「我在22歲之前都是日本人」。自詡為中國正統政權的中華民國，最高領導人竟然說出自己年輕時是敵國國民這種話，引發了外省人為主的強烈反彈。但是對於曾經歷過日本統治時期的本省人來說，這就像是以最自然的方式表達了「台灣認同的歷史觀」。由此可知，對日本抱持的觀感，也是台灣認同爭議的要素之一。

此外，李登輝談到自己在白色恐怖時期曾經遭受調查，原因是懷疑他曾與共產黨相關組織有往來，李登輝形容當時的自己「晚上幾乎不曾好好睡過一覺」。⁴。這件事在當時的台灣幾乎沒有人知道，絕大部分的人都認為「李登輝只是個靠著服從國民黨往上爬的政治人物」。因此這句話一出口，本省人立刻對李登輝產生了一股「原來他也是台灣社會的一分子」的親近感。

在外交方面，李登輝想盡辦法與沒有正式外交關係的國家交流，靠著台灣的民主化及經濟成長，提升台灣在國際社會中的存在感。這樣的做法發揮了一定程度的效果。在國內，李登輝則企圖藉由民主化讓政黨之間能夠自由競爭，且透過選舉讓中國國民黨轉變為融入台灣社會的國民黨。不過這個企圖只成功了一半。李登輝成功鞏固了「台灣認同」的觀念，但是始終沒有辦法讓國民黨變成「抱持台灣認同」的政黨。

另一方面，李登輝也承受了「增長黑金腐敗政治」的批評聲浪。為了與黨內的守舊派外省人爭奪權力，李登輝積極拉攏地方上的本省人派系勢力。當時因為民主化而放寬了許多限制，正是地方派系積極爭權奪利的時代，這些地方派系靠著買票及與地方政府之間的利益分贓而迅速壯大，但國民黨由於在選舉時必須仰賴這些地方派系，所以沒有採取有效的因應對策。此外，國民黨擁有龐大的黨內資產，經營各種黨內事業，因此在選舉的時候能夠投入大量的資金。雖然已經成功實現了民主化，但黨國體制的遺害並沒有根除，尤其是都市區域的選民，對此的批評聲浪特別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