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共產黨百年史》：毛澤東和他的同志們——「忠臣」與「佞臣」
黨的領袖任免，本身是在高度的政治化機制下進行。正如早期和共產國際的關係中可以見到的，黨的主要領導人的任免不只是國內（黨內）的手續，還需要遵循莫斯科（共產國際）的意見。
比如1931年1月，上海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會議在來自莫斯科的共產國際代表米夫（P. Mif）的監督和指導下進行，米夫的弟子們甚至還被安排進了領導層。前文已說過，長征期間大大改變了這種狀況，在不經由共產國際介入的情況下，黨實際上也完成了領導層的改朝換代。
長征之後，共產黨在人事方面發生的另一項變化，是從陝北新根據地的本地幹部當中選拔人才，進入中央領導層。本來，毛澤東等人的中共中央與長征部隊最終會以陝北為目的地，是因為劉志丹等人從1920年代就在那裡展開活動，開闢了根據地。
陝北的黃土高原一望無際，是中國有名的貧困地帶。「黃色大地」聽著可能還沒什麼，但其實當地降水量少，土地也非常貧瘠。該處不僅迎來了毛澤東的長征部隊，還有從其他根據地不斷湧入的共產黨軍隊，總計約三萬人；單是養活黨的人才和士兵，對當地組織和居民而言，就是非常大的負擔。因此，重用陝北本地出身的幹部群體，某種意義而言是理所應當的。
毛澤東的煩惱：如何領導不同的幹部集團與「東北王」高崗
其中的代表人物是高崗。陝北幹部群體的首領是劉志丹，他在長征部隊抵達後不久即戰死，部下高崗獲得毛澤東很高評價，因而被提拔為劉的後繼者，實現了前所未有的晉升。這個群體裡還有習仲勳，也就是如今最高領導人習近平的父親。高崗在1945年的第七次黨代會之後，入選了僅有十三人的中央政治局委員，在國共內戰時期鞏固東北地盤的事業中發揮了主導作用，一手掌握了東北的黨政軍大權，建國後就任中央政府副主席。
關於人民共和國建國之後黨的人事問題，人們常常談起國共內戰時期起源於大軍區的地域派系，即高崗率領的東北軍區和彭德懷等人率領的西北軍區等；或者內戰時期由軍事編制（第一至第四野戰軍）派生出來的軍隊集團派系。當然，也不是不能用這樣的方法概括各派的動向。但是，比這些軍事派系具有更強的傾向性、並為建國後黨內人事問題投下深刻暗影的，應該還是根據地出身的幹部與白區幹部之間的衝突。
所謂白區，即國民黨統治區，與共產黨統治的根據地（中共蘇區）相對，大城市等所謂敵占區就叫白區。白區的活動在性質上以地下活動和情報活動為中心，比起根據地轟轟烈烈的革命運動，是樸素無聞的存在。
但在國共內戰時期，他們承擔了重要的任務，包括策反國民黨部隊，或向紅軍、解放軍提供情報及接應。他們是擁有共同革命目標的組織，只是活動的地方不同而已；但當時黨內有一種很強的氛圍，比較看輕這些在白區從事地下活動的黨員。因為偏見認為，大多數白區黨員既沒有經歷過長征的考驗，也沒有經歷過整風的鍛煉，只能算半吊子黨員。
於是，有不少根據地幹部帶領人民解放軍進入各大城市後，就把協助他們工作的白區幹部集中在廣場，對他們進行說教一般的訓話。在南京，對於從中央送來的本地黨員，甚至還採取了「降級安排，控制使用，就地消化，逐步淘汰」這樣的方針。
一方面，白區幹部的學歷和文化水平相對而言都比較高，在他們看來，根據地幹部無論在農村的經驗和戰鬥多麼長久，卻連字也不會寫。然而，白區幹部卻被置於這樣的心理狀態之下：即便對根據地幹部粗野和傲慢的做派有所不滿，也不可抵抗。但另一方面，隨著建國之後黨的活動重點由軍事轉向經濟建設和行政事務，內部開始要求黨員有一定的專業能力，因而在實際活動中，重用白區幹部的傾向逐漸加強。
這種情況在中央也是一樣，政府各部門一旦開始要求實務的專門性和素養，那麼僅憑農村工作經驗而力不能及的工作就大大增多，這也促使了各部門進一步重用白區幹部。體現在中央層面，就是與劉少奇相關的人脈，比如彭真、薄一波、安子文、劉瀾濤等人；他們在白區活動時間很長，經驗非常豐富。有些幹部對此心懷不滿，甚至有人向毛澤東嚴肅諫言，說再這樣下去，黨中央就要被白區黨占領了。
如何領導這些差異顯著的幹部集團，正是毛澤東等黨領導的煩惱所在。共產黨成為執政黨之後，首要之務就是重新整編內戰時期設立的六大軍區。內戰最終階段的一年當中，人民解放軍由北向南，再向西南，橫掃中國全境。其間，共產黨的統治地區急速擴大，組織也益發龐大。為了從軍政兩方面管轄這些區域，遂於東北、華北、華東、中南、西北、西南設置六大軍區，分別任命實力雄厚的黨幹部統領負責；但若放任他們不管，那麼只會招致各地區的割據。
因此，建國以來的幾年間，黨分別安排各軍區負責人中央部署的工作，以這種措施促使他們放手大權與領地。這也是避免中央領導人主管的部門趨向僵化的一項措施。也就是說，「東北王」高崗於1952年被中央召回，出任國家計劃委員會主席，由此分擔周恩來一手掌管的國務事項中的幾項工作，以及劉少奇負責的財政經濟委員會的幾項工作，目的在於重新平衡權力分配。
不過，高崗在中央的存在感卻因此更強。因為，他以內戰勝利的原動力成為東北地區的主人，占據了中央政界高位，還掌管了新中國建設中至關重要的國家計劃委員會，這堪稱是他的地位可以超越劉少奇、周恩來的徵兆。當時討論到毛的後繼者，即便高崗覺得自己夠格，也不奇怪；而事實上，彼時毛的人事安排與高的預想並無錯位。然而，高憑藉自己地位的提升，策劃取代劉少奇、周恩來等黨內領導人的位置，事後失敗，在1954年的調查過程中自殺。
共產黨認為，高崗的罪狀在於將自己領導的東北地區「看作是獨立王國」，進行了「反黨分裂活動」，自殺則意味著承認了自己的罪行，拒絕贖罪，是對黨和人民更進一步的背叛行為。但是，有關其陰謀的實際情況，依然留下很多沒有搞清楚的謎題。這一事件裡還有另一個參與陰謀的黨內高層人士，即饒漱石，因此稱作「高饒事件」。後來，人民共和國時期數次發生了謎團重重的高層領導人落馬事件，該事件是當中的第一號。
油畫中遭抹除的那些人像
在政治世界落馬，意味著這個人物的功績，甚至包括其存在，都從官方記錄和記憶中被抹除。我們且看歷史油畫〈開國大典〉。
1953年，這幅畫剛完成的時候，畫面上，毛澤東在天安門城樓上宣讀建國宣言，他身後站著多位領導人，當中就有高崗的身影。然而在他下台之後，這幅畫的作者董希文被命令修改圖畫，畫中的高崗就被去掉了。不久，文化大革命爆發，劉少奇被打倒後，畫中的劉少奇也被換成了其他人物。
有關文藝和藝術的作用，毛澤東在延安整風時期發表的文藝講話中，強調藝術服務於政治的必要性。所謂服務，正如這幅油畫一般，意味著需要時時應對政治課題。
高崗之外，還有一位大人物康生，雖然曾是黨內高層，但他的名字也遭到了抹殺，如今幾乎不被提及。到1930年代後期為止，他主要是莫斯科駐共產國際代表中的一人，有如王明的左右手。他和王明在1937年11月末回國來到延安，成為毛的親信，和毛關係很近。
他在莫斯科時代鍛煉出有關諜報與大清洗的特殊技能，以及對中國古典文化的深刻造詣，頗得毛澤東賞識，在黨內的肅反運動中，比如延安的搶救運動，發揮了令人悚然的手段。他就是所謂的肅反專家。儘管如此，因其穩重的人品和豐富的學識，他甚至被稱讚為「東海聖人」，戰後毛岸英從蘇聯回來，他還做過毛岸英的老師。要是在古代，就是太子太傅了。
康生體弱多病，在人民共和國時代，很少站到政治舞台中央。但到了病情稍有改善的文革時期，他就恢復了威望，回歸中央政界，在毛的庇護下發揮了肅反專家的能力。1973年，他成為黨副主席，不過兩年後死於癌症，在一萬五千人參加的追悼會上，被贈予「中國人民的偉大戰士」的稱號。
但是，這個稱號僅限於毛澤東在世的短暫時期。賜下稱號的毛澤東一旦去世，康生生前的種種惡行（過火的大清洗）就被不斷揭露，結果到了1980年，他被永久開除黨籍。追悼會上贈予的稱號也被取消，取而代之的是「反革命集團的主犯」，在國外則被稱為「中國的貝利亞」。
之後，死去的康生受到一系列討伐，骨灰被移除出革命公墓，故居被取消做為革命遺址的資格……就這樣，他生前的痕跡盡可能地從歷史中被抹去了。如今，在共產黨史的相關影像資料集中，幾乎看不到康生的身影。這是刻意去除之下的結果。但是，就算這不正常，也持續了近半個世紀，歷史已被重塑。據說，最近有的中國青年學者甚至都不知道康生的存在。下圖是1966年為讚頌文革領導人而製作的海報，左起是康生、周恩來、毛澤東、林彪、陳伯達、江青，當中除了周和毛，其餘四人在後來共產黨的官方歷史中都被「開除」了。
若把毛比作皇帝，那麼這四人就是「佞臣」，受到毛的寵信、生出邪惡的野心、給黨和人民帶來無限災難。另一方面，在這些「佞臣」橫行之際忍辱負重、解救人民於水火、守護了黨的「忠臣」，正是周恩來。
※ 本文摘自《中國共產黨百年史：革命、開放到專政，共產黨特質的世紀追尋》第三章，標題為鳴人堂編輯所加，臺灣商務印書館授權刊登。
《中國共產黨百年史：革命、開放到專政，共產黨特質的世紀追尋》作者：石川禎浩譯者：瞿艷丹出版社：臺灣商務印書館出版日期：2023/02/0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