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是一場永遠回不去的夢：台灣外省人「歸鄉」的矛盾與哀愁
外省年輕人的漫漫歸鄉路
內戰移民的子女和孫子女也踏上漫漫歸鄉路，其中包括生於臺灣的外省人，以及生於中國、長於臺灣的外省人。這些外省年輕人通常陪同父母或長輩一起返鄉。其中有些人也會去遊覽他們在國民黨數十年的「光復大陸」教育下學過的歷史文化勝地。
生於臺灣的外省人從未看過「家」，兒時就離開中國的人，則幾乎想不起在中國大陸的生活，一如流亡世代，所見的事物和遭遇的親戚也讓他們洩氣。儘管如此，由於多數人只在中國度過很短時間，甚至缺乏中國生活經驗，相較於父母和祖父母，外省年輕人在返鄉時感受的社會創傷仍是間接而不那麼強烈。
一位年輕女士幫忙父親，把二十公斤重的行李拖回家鄉。父女兩人和本章前述那些倒楣返鄉者一樣，遇上獅子大開口的鄉親。女兒回想這場不愉快的家族團聚：「他們什麼都要，看到你手上的東西開口要，打聽別人收到什麼禮物，質問『我怎麼沒有？』」她透露自己對這場返鄉之旅的結論：「那真是一場噩夢。我再也不回去了。」
從中國大陸之旅回到臺灣，文學研究者鹿憶鹿（1960年生）形容中國是場「永遠回不去的夢」。對她而言，失落感是間接而象徵性的，來自父母的鄉愁記憶和自己接受的教育──而非真正的親身經歷。中國是美麗的抽象，無論怎麼造訪都不可能真正到達。她的筆下流露出一絲悲傷：「回去的不是中國，中國，是永遠回不去了。」
小說家和電影劇本作家朱天文（1956年生），陪同身為著名軍中作家的父親朱西甯（1928-1998），回到她從未去過的家鄉。與中國大陸的家人和根源連結，整體來說讓朱天文覺得欣喜；儘管如此，她還是覺得自己流離失所。中國返鄉行讓朱天文明白自己的心之所向：
我已經開始想念在臺灣的一切。第二代探親，親是有的，然而生活上共同的情緒卻好陌生疏隔。與魚潮般的眾生擠在一起等車的時候，這裡是中國，而一切恍如異國。
像朱天文這樣生於臺灣的外省人，造訪中國大陸家鄉時，期望可以看到和感受到熟悉的事物。但即使旅程體驗很愉快，許多人反而覺得疏離。
「想像的中國」：親身見證的幻滅
苦苓（1955年生）是臺灣1980年代和1990年代很受歡迎的作家和廣播／電視主持人，以一針見血的評論和嗆辣的幽默著稱。苦苓的父親是來自昔日熱河省的滿族人，母親則是來自宜蘭縣的本省人。1994年，他把自己痛苦的中國之旅寫成詼諧動人的著作《我的祖國我的媽》。苦苓的著作不同於莊因傷感的《八千里路雲和月》，苦苓在書中大肆嘲弄中華人民共和國社會的各種面向，以及同行返鄉者的言行舉止。怨憤又尖酸的他，把旅行團從中國返臺路上經歷的磨難稱為「我如何逃出鐵幕」。
《我的祖國我的媽》就在惡名昭彰的「千島湖事件」發生後上市。1994年3月下旬，24位臺灣觀光客在浙江省西部一處湖泊勝地搭乘小遊船，卻慘遭洗劫、屠殺，屍體被燒得面目全非，八名船員同時遇害。當地政府起初試圖淡化此一事件，接著在現場調查過程中，又苛刻對待悲痛的臺灣人家屬，引發臺灣人民嚴重反彈，反對兩岸更進一步交流。
苦苓的著作引起群情激憤的臺灣大眾強烈共鳴，他們受夠了造訪中國期間不得不應付的許多可憎之人和荒謬之事。《我的祖國我的媽》序言裡，請所有臺灣同胞捫心自問：與從小到大學到的那個壯麗優雅的中國天差地遠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遭遇後，在看盡所有醜惡之後，他們還要不要做中國人？
生於1970年代以後的許多第三代外省人，隨後也經歷同樣的疏離過程。李佳瑜的父母都是第二代外省人，她從小到大受到的教養，使她一度對中國有著某種浪漫情懷。但在2000年入學北京大學政治學系之後，她的浪漫情懷很快就煙消雲散：
一開始，我以為北京城應該是充滿文化與優雅的城市，真正在那裡生活之後，才知道根本不是那麼一回事。人沒有禮貌，動不動就吐痰、大吵，空氣也不好。在那裡住久了，人的氣質都會變，脾氣不壞也不行。
李佳瑜曾經堅決支持臺灣最終與中國統一，但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生活之後就完全改觀：「但是現在仔細想想，我不知道我們為什麼要跟大陸統一？中華民國本來就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兩岸人民的差異實在太大了，統一沒有任何意義啊。」
2000年之後的近年來，有些生於臺灣的外省人不僅造訪中華人民共和國或在當地求學，其中愈來愈多也在急速崛起的中國經商和尋求就業機會。除了在經濟上追求更好的機會，臺灣外省人的行動也受到家族遺澤，以及母島上令人沮喪的政治發展所驅動。下一章將後者描述為「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社會學者林平對最近數十年來移居中華人民共和國的不同世代外省人進行深度訪談，得到的結論是：「無論他們有多麼渴望離開臺灣，卻很少有人享受中國的生活。」
林平的質性研究受到量化資料的支持，2014年中華人民共和國發布的調查顯示，在中國大陸工作的臺灣青年專業人士超過75%更習慣自己過去在臺灣的生活，自稱在中國生活更舒適的人則不到4%；不僅如此，只有7%左右想在中國度過傳統節日，將近75%的絕大多數都想回臺灣過節。
林平的消息來源之一是在上海工作的外省第二代女性，她對林平說，她很久沒拜訪住在該市的親戚（阿姨）了，因為「我不知道要跟她說什麼」。談到與中國同事之間的距離感，這位受訪者說：「我想我們是不一樣的，我們連說的笑話都不同。」
社會學者曾嬿芬2008至2011年間訪問上海的台籍技術移工，她發現，即使臺灣人之間存在著族群與政治差異，臺灣人卻難得在工作場所之外與當地中國人建立友誼或交際。許多臺灣來的（外省人和本省人）移民都住在同一處住宅區，他們收看臺灣電視節目，往來對象以其他臺灣人為主，也送小孩到同一學校，一切彷彿他們還住在台北。按照曾嬿芬的說法，第二代外省人發現自己比父母親更難融入中國社會。
新的歸鄉路
即使參照曾嬿芬的觀點，年老的第一代外省人卻也沒有多少人真的搬回中國和親戚一起度過餘生。儘管關於返鄉移民的詳盡資料並不存在，臺灣退輔會記載的數字仍能說明問題。1990年代初期，中華民國與中華人民共和國即使有諸多差異，仍合作促成國軍退伍老兵返回中國大陸定居。臺灣方面由退輔會負責從事這項任務，該會數字顯示到1998年3月底為止，共5,488位老兵接受中華民國政府的全額退伍金，搬回中國定居。
這在該年登記有案的376,477名外省第一代退伍軍人之中僅占1.46％。返鄉長住者在2001年達到6,101名的巔峰，2000年代結束時，由於人們死於高齡，又有一小群人逆向移民返台，逐漸減少到3,163人。范堯盛檢視同一組資料，得出結論：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的移民，在任何時候都不超過臺灣全體年邁外省老兵的2%。
幾個關鍵因素說明昔日的流亡者即使花了最久時間夢想著中國返鄉，為何返鄉比例卻這麼低。許多內戰移民造訪中國大陸之前，已在臺灣建立新家庭，有了生於臺灣的子女，甚至孫子女。其中有些人也和同鄉出遊，並定期參加同鄉會活動。對這些年老的外省人來說，他們的生命與臺灣的家人、朋友和省籍鄉親構成的複雜社會網絡緊密相連。
此外，流亡世代的大多數人在1990年代初期已是五十至六十多歲，甚至更老。許多都是退伍軍人或退休公職，在臺灣享有國宅和運作良好的全民健保體系。前往生活水準更低、醫療服務更差的「故鄉」過退休生活，並非外省人長輩所盼望。被社會邊緣化的單身老兵，也沒有多少搬回中國的誘因，反倒促成某種恰好背道而馳的海峽兩岸遷移。即使年事已高、退伍金微薄，中國窮鄉村莊的年輕女性1990年代卻為了離開中國而十分樂意嫁給這些「臺灣同胞」。這些權宜婚姻後來多半變質，成了臺灣社會的一大問題。
即使有了這些肯定至關重要的理由，第一代外省人移民返鄉比例低的最重要因素，卻無疑在於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返鄉者受到逆文化衝擊之強烈，使得真正返鄉定居的極少數人，其中許多也選擇與其他國軍老兵或外省人同住，而不跟中國親人同住。林平發現貧困的老兵返回中華人民共和國，並非因為「落葉歸根」這個傳統觀念，而是為了更實際的理由：他們在臺灣獲得的微薄退伍金，到了中國可以生活得較為舒適。這些「臺灣同胞」通常與其他「臺灣同胞」一起留在中國，很少有人搬回自己的家鄉城鎮或村莊。
當年被強押入伍，後來憑藉著勇氣與決心，幫助海峽兩岸無數家庭團圓的姜思章，2002年寫下這段反思：
剛被捉兵到臺灣時，我對故鄉岱山的懷念可以說是魂繫夢牽，時常痛哭長夜。雖然時間侵蝕了很多人的意志，我卻是始終抱著總有一天回去的信心。……
但是，兩岸正式可以往來之後，對於大陸故鄉，雖然仍舊是斯土斯人，但無論在生活習慣、觀念思想，都已大相逕庭，就連親情濃淡，有時也受金錢量秤。也許死後仍可「落葉歸根」，生前已無長相廝守之勇氣了！
就算中國岱山的親戚和美國孝順的女兒一家都一再邀請同住，離婚鰥居的姜思章卻選擇在臺灣度過餘生，定期前往中國和美國，拜訪摯愛的親人。2014年訪談時，姜思章說他心繫臺灣，即使臺灣多數人在民主化之後反對像他這樣的外省人，這座島仍是他在世上唯一能真正舒適度日的地方——讓他真正有了回家感受的地方。大多數像他這樣的返鄉者，連同生於臺灣的子女和孫子女，顯然也是所見略同，他們都以行動做出了決定。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使得不同世代的外省人明白，他們數十年來渴望與追尋的「家」其實始終都在身邊。
但外省人的漫漫歸鄉路還沒走到終點。1990至2000年代初，民主化的臺灣成了外省人再也認不得的地方。2002年，姜思章的回憶錄以憂鬱又悽惶的問句作結：「原鄉、他鄉、異鄉，何處是兒家？」 在此，他將中國返鄉的社會創傷與返回臺灣的社會創傷連結，兩次社會創傷彼此相加，產生對於歸屬感的新追尋，把壓抑著的大出走記憶放上最顯著的位置。看似離散的敘述背後，是建立共享認同，牢牢扎根於臺灣的集體努力。這個故事將是下一章的焦點所在。
※ 本文摘自《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第四章，標題與部分小標為鳴人堂編輯所加，臺灣大學出版中心授權刊登。
《逃離中國：現代臺灣的創傷、記憶與認同》作者：楊孟軒譯者：蔡耀緯出版社：臺灣大學出版中心出版日期：2023/01/1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