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生協會／二二八風暴：爭政治遺產卻避談負債，蔣萬安的限定繼承學
台北市長蔣萬安日前因拜訪二二八遺族而引發爭議，面對媒體的提問，蔣萬安市長雖說對於二二八議題會「坦然面對、不會迴避」。
但在媒體提問蔣介石於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時，卻僅回應政府應公開史料、還原真相，要如何面對歷史責任、處置威權遺緒卻隻字不提，令人好奇蔣萬安市長的面對，究竟是要面對什麼的歷史？
被忽視的檔案開放與真相研究
事實上，早在2000年陳水扁總統任內即啟動二二八檔案的徵集，而後也陸續開放檔案應用。自2002年起，國史館將這些資料編整成《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彙編》出版，至今已出版30冊。
2020年國史館也與檔案管理局更是合力建置「二二八事件檔案資料庫」，已開放十七萬頁以上的檔案，包含蔣介石於3月2日同意派兵的「寅冬亥親電」皆可在網路公開瀏覽，對事件真相已有諸多管道得以進行檢視與釐清。
除檔案史料的大量開放以外，對於二二八的學術研究也已有一定成果，包含2006年由國史館前館長張炎憲所編撰的《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以及近年二二八事件基金會也邀集相關學者出版《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報告》兩冊。
這些研究皆大量使用官方檔案、民間口述歷史以及相關軍政人士日記進行研究、分析，已能釐清二二八事件發生時的不同面向，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中研院臺史所、國史館等單位也數度舉辦二二八學術研討會、出版史料彙編；個別學者的研究論文、專書也已超過百篇。
當然，在民間或機關內，或許仍有部分史料尚待清查，也有諸多課題仍值得深入探究，但對於歷史的責任並非難以辨明；若只將論述停於「開放檔案、還原真相」，而忽視現有的檔案開放與歷史真相的研究，那就只是在逃避歷史的藉口。
蔣家人於二二八事件中的責任
在 《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報告》及其他研究報告中，並非將所有責任都歸於蔣介石，而是細緻區分責任層次，檢討戰後統治的結構。不過蔣介石身為國民政府領導者，不僅領導無方、還同意派兵鎮壓，難以迴避最大的歷史責任。有些人認為蔣介石受到特務蒙蔽，但從其日記來看，他十分清楚二二八事件於共黨無關，該年3月7日的日記中提到：
此時共匪組織尚未深入，或易為力，惟無精兵可派，甚為顧慮。善後方策，尚未決定。現時惟有懷柔。此種台民初附，久受日寇奴化，遺忘祖國，故皆畏威而不懷德也。
換句話說，就算明知共黨組織尚未深入，蔣介石仍要派兵對台灣民眾施以威壓，而事件中的主事者陳儀、彭孟緝、柯遠芬等人，在事件後更是無一受懲，甚至晉升高位。
隨著檔案的出土，更進一步地發現不僅是蔣介石牽涉其中，出身於情治體系的蔣經國更在事件結束八年之後，以國防會議副秘書長的身份要求保安司令部對於「曾參加二二八事件之積極份子，要調查登記，平時注意防範」這也成為後來情治機關對於二二八參與者及其家屬偵監開端。
為避免「二二八」一詞過於敏感，情治單位以1947年為丁亥年、28日為戊寅日，而以「丁亥份子」、「戊寅份子」代稱參與者及其家屬。在情治機關的偵防下，這些人出入境、戶籍異動或是生活言行都會遭到警方監控。
甚至自1970年代起，情治單位害怕二二八參與者起而反抗，因此每年二二八前後都會舉辦「靖平專案」，要求加強偵防死難者家屬的動向與言論。就目前可見檔案，甚至有人到了1990年都依然被調查著，成為二二八家屬長年無法揮去的夢魘。
國民黨精心打造的二二八論述
然而，至今每當提起二二八時，總會有些人不明究理地不斷詢問：「怎能忽略共黨的責任？」「事件中也有外省人受難」，這些說法大多源於國民黨官方於事件後推卸責任的說詞。
在戒嚴體制下，島內民眾被迫長期對二二八議題噤聲，「日人奴化遺毒」、「共黨從中煽惑」、「外省民眾傷亡」等說法為事件後國民黨政府對於二二八論述的一貫論調。固然事件中有外省人傷亡、也確實為不幸事件，但衝突的根源則來自於當時統治者的政策失當，並在事件中激化衝突，更應咎責的對象應是當時的政府，卻被國民黨包裝為是「本省外省間的衝突」。
強調外省人的傷亡不僅無法說明對二二八的鎮壓與屠殺具有合理性，將「沒有權力的民眾」與「握有權力的國家」相比也顯得失衡，何況有學者就藉政府檔案分析，在事件之中死難的外省人，也有將近一半是死於後來政府的清鄉鎮壓。
而至1980年美麗島事件之後，威權體制逐漸鬆動，海內外陸續出現紀念二二八的聲浪。1983年起，國家安全局為反制台獨以及中共的二二八論述，因此規劃「拂塵專案」以學術研究包裝政治論述，出版《拂去歷史明鏡中的塵埃》。
一方面承認二二八事件為意外悲劇，但卻也同時將事件推諉給中共與台共趁機煽惑，以此淡化政府的責任；更以族群悲痛的基調，每當有人提起平反二二八事件時，就會指責他們撕裂族群，無視於受難者及其家屬的傷痛未曾平復。
對於蔣介石的歷史責任，也以蔣介石曾下令禁止報復來為其開脫，完全忽略身為領導者的蔣介石執意派兵的事實，何況後續仍發生報復性的屠戮。國民黨卻以此長期作為二二八論述的基調。
究竟事件中有無共黨參與？從檔案來看確實有零星個案，不過絕非事件發生的主因與煽動者。從後來投誠國民黨的中共臺灣省工委書記蔡孝乾於自新時的證言來看，在事件發生時全台共黨僅不過70人，共黨組織不僅不夠成熟、甚至因害怕遭國民黨偵獲而少有行動，何以能與坐擁現代化軍隊的國民黨政府抗衡？
反而是因許多台灣人受到二二八的衝擊，對於國民黨的期望破滅，轉而於1950年代加入共產黨與國民黨對抗，而其後蔣介石恣意更改判決、蔣經國策動情治體系不當鎮壓與審判，則為後續白色恐怖的不義處置開端。
轉型正義的未竟之業
無論是二二八或白色恐怖，皆為國民黨為鞏固自身政治權力的暴行。二二八距今已經76年之久，依然有許多加害者其後代仍受當年父祖輩的庇蔭，坐擁政治高位、榮華富貴。
社會大眾對於二二八事件歷史的認識也不足，仍有許多人沿用黨國時代編造的說詞，指稱二二八是受共產黨煽動，或以省籍衝突、官逼民反等說詞企圖切割國民黨與蔣介石的責任，甚至到了現在都還可以看見商家以「歡慶二二八」作為廣告文案。
當年的加害者國民黨不僅缺乏承認過錯的勇氣，任憑這些說法持續擴散，還將對於二二八事件、白色恐怖的紀念與平反誣指為政治提款機，但從二二八與白色恐怖受益最多的莫過於國民黨自身。在這樣的社會氛圍下，我們很難說二二八事件已經過去，或轉型正義的任務已然完成，這也是為何仍要重提二二八與轉型正義的緣由。
蔣萬安過去有諸多機會得以透過立法委員、國民黨中常委身份面對歷史，卻僅選擇賠償受害者的面向發言，對自己身處的國民黨未有絲毫檢討，並對加害者處置、威權象徵移除、歷史真相的平復等面向的轉型正義噤聲。在蔣萬安擔任市長之後，雖然聲稱願意檢討威權統治、另外一面卻在選舉時大打蔣經國牌、任用曾有擔任調查局線民爭議的林奕華擔任副市長，也令人難以想像究竟做出怎樣的檢討？
倘若蔣市長願意真誠地面威權統治歷史，那麼應當正視兩蔣在二二八以及白色恐怖的歷史責任，作為其後代也自應檢討自身繼承自父祖輩的政治利益，並將議題帶回國民黨內，要求黨內面對威權時期加害者、協力者的處置。
在台北市長的職權內，也有許多得以完成的事情，包含在促轉會的任期內，威權象徵的清除受制於地方政府與機關的箝制而窒礙難行，目前臺北市內尚有60座的蔣介石銅像尚未清除、甚至在2022年還出現新的威權象徵七海經國文化園區，作為主管機關的北市府，更應主動清除威權象徵，並將七海園區進行轉型，而非將責任推卸至教育局或各級學校等基層單位。
我們樂見威權者及其後代願意正視、反省過去的不義行徑，不過如果僅止於公關工作、虛應了事，而未有進一步行動，將一切推給歷史的無奈，無非是藉獨裁者來為自己擦脂抹粉，間接包庇那些不能被允許的殺人犯行。如此也只是在歷史的傷口上灑鹽，向台灣社會宣告威權遺緒仍未散去而已。
參考資料
- 張炎憲等，《二二八事件責任歸屬研究報告》，臺北：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06。
- 陳翠蓮，〈歷史正義的困境：族群議題與二二八論述〉，《國史館學術集刊》，16（2008.6），頁179-222。
- 陳儀深、薛化元主編，《二二八事件真相與轉型正義研究報告（上）（下）》，臺北：財團法人二二八事件紀念基金會，2021，二冊。
- 吳俊瑩，〈「拂塵專案」與國民黨當局對二二八事件詮釋的學術轉向〉，《臺灣史研究》，29:4（2022.12），頁173-220。
- 文：台灣共生青年協會，於2019年成立，希望將過往籌辦活動所投注與累積的心力化為能量，得以更深入關注土地和島嶼的傷痕。促進島上的人相互理解與扶持的「共生」社會是最終的目標，在此之前，社會共識上仍有許多需要努力的地方。本協會除了繼續舉辦共生音樂節，也將持續推動更多歷史普及和青年培力的活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