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學的高牆何時倒下：沒有校園民主，何來大學自治？
我不挺管、也不反管，我挺大學自治的精神！1
何謂大學自治？大學自治為何重要？此議題可以政治學、社會學、行為學、哲學等學術面向進行論述，我相信相關的論述成果頗為豐碩，但結論卻也總莫衷一是2。
此話的意思並非學術面向的論述不重要，而是即使不能馬上理解論述背後的意涵與源由，也可以從生活經驗反思社會議題。因此，本文便是根據這樣的思考脈絡，試圖呈現「大學自治」的精神是「獨立自主 （自由）」，而其價值則在於「大學自治是民主生活的學習與體現」。
儘管目前因管中閔教授之事件（下稱管案），遂而引發各界多元的（價值）論述 （不論是否基於「大學自治」），正是因為過去我們對大學自治的理解與闡述上不夠公共化與全面，因此管案難以避免地成為探討「大學自治」的精神與價值的最佳案例。
「大學自治」的精神與價值為何？
經由台大校長遴選委員會所遴選出的管中閔教授，後遭教育部認為管中閔有違法爭議而駁回聘任，並要求台大必須「有條件」重啟遴選3，因而從卡管後進而爆發拔管事件，後續更衍生出諸多爭議，如正反立場方的對壘，以及個案變通例的全面徹查行動。其中關鍵在於《大學法》第9條：
新任公立大學校長之產生，應於現任校長任期屆滿十個月前或因故出缺後二個月內，由學校組成校長遴選委員會，經公開徵求程序遴選出校長後，由教育部或各該所屬地方政府聘任之。
而該條文是否賦予教育部駁回權力，應回到法學上的攻防與討論，並非個人化的任意解讀。在此可參考幾位法律學者的觀點，如〈大學自治神聖不可侵犯？拔管事件看見與不被看見的事〉、〈台大校長遴選和大學自治未必等同〉以及〈管案實無必要演變成政治口水戰〉等文。
筆者將從管案爭議進而就「大學自治」如何落實提出省思，同時也從「大學自治」對民主的影響，提出幾個觀察與討論。
1. 大學自治與校園民主的機制
日前，台大榮譽教授賀德芬教授在節目上指出，當年推動大學自治的理想，是為了不讓教育部作為上級指導單位干預學校事務，使得大學的發展受到制肘。然而現在卻是因為不滿台大被校務體系操弄至此，且因校方遴選辦法不周延，導致遴選出的校長有所疑義，所以才要求教育部介入。
這樣的訴求卻與當年推動大學自治的目的——擺脫校長官派並掌控大學發展——背道而馳，更何況希望藉由教育部的介入，可為大學自治撥亂反正，此則又更是緣木求魚之舉。
當「台大校務行政被少數人把持」時，我們該思考的是「代議形式」是否還足以落實「大學自治」的精神？如果無法落實，那什麼樣的校園運作機制才能使「大學」更適切地達成「自治」？放棄一切校園民主的手段，而是希望以國家之姿直接介入督管，我想這樣的路徑選擇恐怕不得不慎。
2. 建立大學師生參與校務運作機制是民主社會的基石
大學自治對於民主社會的意義來說，在於透過建構校院的民主機制，使師生都擁有同樣平等參與校務的管道，進而落實校園民主。
而這樣的校園民主文化，除可用以檢驗「國家由人民作主」的真實性外，也是大學得以自治的基石。換言之，校園民主作為大學自治的要件，在於檢驗民主社會此一政治運作模式的可行性。一旦校園不民主，大學自治淪為空談，而這樣的校園文化與民主體驗又該如何說服莘莘學子，民主是台灣社會值得追尋與保護的當代價值呢？
此外，賀德芬也批評，台大校務在過去陳維昭擔任校長時間便遭戕害，校務的推動更遭到少數人把持，同時也缺乏可供抗衡的機制避免校園民主精神的淪喪。可惜的是，一切看來是徒勞無益，而賀德芬也因推動大學自治未果而黯然離去。
進一步言之，缺乏「可抗衡」的機制乃是光憑校園中的言論自由，並無法對行政團隊的「不當做為」產生任何影響，才導致推動大學自治功敗垂成。
若果真如此，顯見過去幾波的民主化工程並未進入台灣社會的核心實踐中，並使「徒具民主民主政治形式卻無民主政治精神」成為台灣社會衝突與紛擾的困境。可見，當各界都在感嘆「大學自治何在」——儘管大學自治的內涵一意多表——也足以呈現過往民主社會的推動是如何表面？而民主的意涵又是如何易碎？
「民主」的維護是奠基於有「可抗衡」行政管理團隊的機制，大學自治正是確立校園民主可被維護的精神，然而機制如何產生？
校園民主與大學自治：國家與人民的互動縮影
今日台大校長遴選爭議事件，正是一個提供大學 （台大） 進行全校性廣泛討論的契機，也是建立校園民主機制的重要時機。若過程中因為「強勢」師生意見相左，經由理性辯論仍無法產生共識，可考慮建立全校「公投」的模式作為決議全校性事務的機制。
儘管本次校長遴選風波是否適用全校公投的機制仍有待討論，同時帶有強烈爭端的議題採公投論斷是否有其適切性皆非一蹴可幾，因此，如何從一次次的「決議—探討已決議機制之適切性—制度變革產生新的決議機制—啟動新決議機制處理強烈爭端」過程中落實校園民主，儘管沒有速成的捷徑，但依舊實為重要。
當代社會得以穩定運作的兩項前提，一是人是理性動物（有理性能力），二是人願意服從理性（接受理性思考的結果），在此基礎上，人們也才有彼此信任（講道理）的可能，也才有機會進一步發展社會互動賴以依循的機制與模式4。進一步言之，民主法治的基礎，莫過於此。
而無論是國家與公民，或是大學（校方）與校園（全體師生、職員）的關係，皆須以「促進公民福祉」為己任。以國家與學校來說，主管機關應予以完整的自主空間，保障校園的學術自由與促進民主精神。又從校方與校園這組關係而言，校方也應予以全校師生、職員等開放參與的民主機制，並在由此機制建構的平台真誠地開放溝通與討論，在校園中實踐民主之精神。
易言之，作為民主社會中的個體，若不能於其中開展理性對話與實踐民主精神，同時定奪的權力又被少數人掌控的話，又如何期待在大學受教育的公民得以在更大的國家體制中，爭取民主、捍衛民主呢？
在過往的威權時代，大學是掌權者的禁臠，校園民主被黨政軍這堵高牆隔絕。然而，放眼今日，有形的黨政軍高牆已然瓦解，然而由無形的「立場」所造出的新一道牆堵再次隔絕了校園民主的可能。大學自治若沒有校園民主作為最小的實踐單位，如何自治？由誰自治？若不回答這些問題，大學自治在可預見的未來，恐怕都難以落實。
- 這個宣示不代表我是某個特定社群的成員，而是我寫評論的基本價值。必須如此宣示，是因為台灣社會中存在無數「立場決定敵我」的高牆，唯有推倒那些高牆，才有自由的社會。大學，正被一座「社會不應介入校園」的高牆所圍繞，因此，大學自治的精神仍無法呈現。
- 學術性探討社會議題的長篇大論卻令人莫衷一是的現象，正反映出高等教育最重要的核心價值：不應該等待一個「標準答案」，而是理解不同的論述脈絡進而思考整合的理性論點。
- 「臺大校長遴選爭議案的法律研析意見」內容所條列管中閔違法爭議事項，其根源實屬台大行政措施有可議之處。
- 我們願意將錢地存在銀行中是預設那樣的行為是「安全的」，就是「相信」銀行不會侵占存戶的錢，其「相信」是因為我們理性判斷預設銀行成員是「有理性的」管理我們的存款，而一旦有爭議，也是「可以講理的」彼此達成處理共識。當然有例外，因此經由制定法律試圖規範「無法／不願」理性的人們，而這樣的法律規範架構依然是建立在「人是理性的」基礎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