模糊崩解的高教價值：從蔡英文學歷爭議現象談起

賴伯琦 04 Oct, 2019

日前蔡英文總統的博士論文引發質疑，媒體與網路輿論不歇。圖／取自總統府 Flickr

日前我發表〈錯把馮京當馬涼？——蔡英文學歷爭議中，被「亂解」的英國學制〉一文後，引起許多讀者留言討論，顯然網友對論文真偽與是否取得學位的爭議十分在意。

只是，如何確認論文與學歷貨真價實，其實很不容易，由於學位取得的方式（學制授予、榮譽授予、金錢購買），以及相關文件真實性的驗證（校方保管文件、個人持有文件、行政單位判定程序），不是透過輿論爭辯便可釐清的。

回到當時撰文的起心動念，並非是為證實蔡總統的博士學位屬實、博士論文是否為真，而是看不慣部分質疑者煞有其事的指控，卻又東拉西扯，既不關心、也不在意更不瞭解英國學制實際上是怎一回事之故。然而，若從網路留言與討論來看，或許，學制內容並非爭議主因，而是挺不挺、反不反蔡總統才是議題的主旋律。

而當社會中越來越多「博士們」對論文真偽發表意見時，對身處高教體系的我來說並不重要。我關切的是，這些在高教體系中的學界勞工，能否經由認識、理解不同國家與社會中，其高教學制所蘊含的精神與其文化及價值為何，以回應台灣社會長期以來的大學改革與教育改革之呼聲。而此，才是本次事件中值得探討的面向。

缺乏歷史素養的高教現狀

自從輿論市場興起議論博士論文的熱潮後，我在社群媒體上，也看到學界友人回憶起那些年的博班生涯，聊起寫博論的辛酸苦辣。也有友人提到，「博士論文只是一個必經過程，論文寫完就束之高閣跟廢紙一樣」「畢業後就繼續往前，何必拘泥在那本平凡的博論上」「博論就是廢文產生器」「過去的研究成果都過去了，不值得一提」。

然而，這樣「否定」自己過去學術研究成果的看法，著實令筆者在意。的確，博士論文是階段性的成果，未必是經世之作，但貶抑自身的博論，也形同看輕、否認自我過去寒窗苦讀的歲月，聽來不免感慨，我國高等教育是否對歷史素養不再重視了？

博士論文重要嗎？或者應該問，過時的研究成果，重要嗎？

眾所周知的孟德爾遺傳定律¹，並不是孟德爾（Gregor Johann Mendel）於1866年發表研究論文後²就被當時生物學界所接受。相反地，由於當時對遺傳現象著重於「育種」的研究方向，而孟德爾的研究內容並未建立育種的方法，或者提供育種難題的解決方案，雖然是很重要的遺傳學發現，卻不受育種學的研究學者重視。

對於19世紀的動、植物的研究學者而言，以數學模型說明生物世界的現象，大多是生疏而不易理解的³，因此，儘管布爾諾自然科學研究協會當時在歐洲各國有120多個研究機構（包括英國皇家學會），孟德爾的研究成果仍然躺在各大圖書館，乏人問津。

直到1900年，歐洲三位植物學家——荷蘭的德弗裡斯（Hugo Marie de Vries）、德國的科倫斯（Carl Erich Correns）和奧地利的丘馬克（Erich von Tschermak）——分別以其研究成果予以證實，並命名為孟德爾定律，才成為近代遺傳學的基礎⁴。

人類的文明之得以發展，並非只有那些時代「出名」的研究成果作出貢獻而已，相反的，有不少在各時代被忽視、沒沒無聞卻認真誠懇的研究成果，都為日後的重大研究成果立下基礎。亦即，只要是認真誠懇的研究成果，即便只是博士論文，難道不應該被社會大眾、被自己尊重嗎？

具彈性的高教自主性

英國高等教育相當彈性且自主，如修業規定、修業年限、學位授予規範、乃至學習領域轉換與整合；大學授予學位的基礎為「專業自主」，以及系所的專業堅持與自重，行政部門對系所授予學位的認定沒有置喙餘地。

相對地，行政部門對於學位授予的規範是保障學位授予的公開與公平，系所也不會干預行政程序的完備性與必要性。簡言之，學術專業的認定為系所的職責，而有關行政管理則是校方的責任。

當年我在英國伯明翰大學生物科學院（School of Biosciences, The University of Birmingham）攻讀博士的過程中，曾經發生幾件事情足以凸顯台英兩國間的文化差異性。

當年9月底開學前夕抵達英國，便與指導教授討論博士研究主題，我禮貌性地求教指導教授，他當時進行的研究計畫為何？孰料指導教授很訝異地看著我，不明白我為何這樣詢問。我連忙解釋：「博士班學生不是應該參與指導教授的研究計畫，並從相關研究計畫延伸發展博士研究的主題嗎？」

由於我是我指導教授第一位亞洲學生，指導教授才突然想起我來自不同教育文化的地區，便很慎重地向我解釋：博士研究必須是學生自己規劃、發展並完成，指導教授的研究計畫不可以讓博士班學生參與；指導教授也不可以干涉學生的研究構想，只能在指導過程中，提供建議，一切必須由學生自行決定。

在攻讀博士班過程中，第一年必須提交兩次報告：3個月報告與9個月報告，這兩次報告內容，可以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再交到研究所委員會，也可以不必經指導教授提供修正意見便逕自繳交。當年，同時進行博士研究的英國、歐盟博士生，都是與指導教授口頭討論後便交了出去，只有我是將報告書面資料，請指導教授給予修正意見後才繳交。

第二年，第21個月時需再繳交研究進度報告，並進行口試，由研究所委員會指定所內一位教員進行個別口試（這位口試委員也是博士學位論文的口試委員），指導教授並不在場。

在博士研究期間，研究主題因研究實際狀況，在與指導教授討論後，學生可以隨時調整，直到寫完博士論文為止。而博士論文的完稿，並不必須經指導教授檢閱同意，只要學生「自認為」完成博士論文，即可向註冊組（Student Records）提出博士口試申請⁵，註冊組會通知研究所委員會進行博士論文答辯事宜。而兩位口試委員中的校外口委，則是由研究所委員會討論決定。

記得當年請指導教授協助提供博士論文的修正建議並完成後，博士論文答辯當天，指導教授引領我到口試會場外，停下腳步，告訴我，學生的口試答辯，指導教授不能在場，學生必須獨力面對⁶。

在英國取得博士學位的過程，不論各校之間對於研究的學術要求有些許不同，其心力付出與過關艱辛，的確讓「博士，Doctor」這個稱謂在英國社會享有一定的尊敬。因此，不論是對學生或是社會大眾，博士學位的授予不只是取得「學位」，更是「榮譽」。在英國讀書期間，發現英國人對於高等學歷的資料，經常保存良好，也很少有向校方取得「再驗證」的必要。這一點，是我國社會所不理解的吧？

高等教育的學制不是只有我國與美國的模式，歐陸更彈性地、更尊重「學者」或「準學者」的制度，值得我們瞭解並進一步思考：我們的教育制度究竟要體現什麼樣的價值觀？

去年，我寫過一篇有關學術倫理的評論，就是希望提供英國對博士研究生的尊重，且培養研究的自重精神，反思我國高等教育師生間的指導關係，應朝向注重研究獨立性的方向改革。

反思高教的價值

紐曼（John H. Cardinal Newman，《大學的理念 The Idea of a University》一書作者）曾說：

大學的訓練，目的在於提升社會的心智風氣，培育大眾的心靈，純正國族的品味，在於提供民眾熱忱的真實信條並為大眾的抱負設定目標，在於給予開闊及嚴肅的時代思想，在於促進政治權力的運作，以及精煉個人生活的交流。

本文無意將學術發展的重任加諸高教體系第一線的教授們，也不忍苛責研究單位中終日兢兢業業的研究員，必須承擔起國家研究發展的成果，而是期望大眾瞭解「歷史素養」的重要性。

當每個人在回顧自身生命歷史所發生的林林總總時，能夠回望過往的經驗與價值，進而養成對自己生命負責的態度，如此，即便身為社會中的最小個體，卻也能成為成就人類文明的一份子。

從為自己負責的態度出發，進而匯聚為大眾實現抱負的能量，那才是高等教育的價值，也是教育之於社會的根本。

高中課本中介紹孟德爾時，尊稱其為「遺傳學之父」。

1865年，孟德爾在布爾諾自然科學研究協會（Natural History Society of Brno）口頭發表他的研究結果，並於1866年，在《植物雜交試驗》（Versuche über Pflanzenhybriden, Experiments on Plant Hybridization）期刊上正式發表論文。

19世紀以前的動、植物研究學者，對於生物現象的解釋，大多以描述性（型態與分布上的現狀提出差異性的說明）、關聯性（因為所觀察到的不同現象，彼此具邏輯性的因果關聯）為主，林奈的生物分類學就是前者，達爾文的演化論則屬於後者。但是，當時都缺乏「數理模型」的建立與說明。從人文科學的角度來說，19世紀之的生物研究比較強調「質」的說明與比較，而孟德爾的研究則是「數值」的模型。